明月社从它的萌生到它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前后经历了漫长的17年光阴。在它的峭拔擅秀的张扬时期，曾经培养出令民众如痴如狂的歌影两栖明星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黎明晖、徐来、白虹、周旋等人。她们的名气，在上海的演艺界都是如雷贯耳的。至于聂耳、黎锦光、章锦文、王人艺、严折西、张弦、张簧等八人，也是当年上海滩上的一等好手，因而享有“灌音八仙”的美誉。如此，便创造出了中国歌舞表演团体一段烟花璀璨的唯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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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男女情感这种东西，往往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就拿1935年底的黎锦晖来说吧，含辛茹苦经营十数年的歌舞事业支撑不下去了，那一位春水春花般的妻子徐来也离开了自己跟着别人跑了。所谓的运去黄金失色，做男人到得这般的境遇，算是倒霉了吧？
可是，黎锦晖万万没有想到，有一位比自己小着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小姐，暗暗地做了自己多年的铁杆粉丝。这小姐从小便过继给一户官宦人家了，养父为国民政府的监察大员。她从报刊上读过黎锦晖事业失败，妻子离婚的消息，很是同情黎锦晖的悲伤情境。便泪水涟涟地写信安慰黎锦晖。很快，她的同情与崇拜，便转换为一场轰轰烈烈的追爱行动了。她先是千里迢迢地从北京跑到了上海，去探望病倒在医院中的黎锦晖。然后，便鼓励黎锦晖从冷雨溟蒙的颓废中走出来，去追求一份新鲜的爱情。再往后来，她便登报与养父脱离了父女关系，正式向黎锦晖奉献出了一颗赤诚的爱心。她便是后来成为黎锦晖先生第三任爱妻的梁惠芳了。
梁惠芳未嫁时的名字叫梁栖。当时在上海的报刊媒体上发表的爱之誓言为：“良禽择木而栖，才子佳人信有之。”正式嫁入黎家之后，素有为人改名之癖好的黎锦晖，毕竟按捺不住心底的嗜好，便挥笔将梁栖改正为梁惠芳了。
据说，黎锦晖在收下梁惠芳的那一份春情之后，大为感动。他挥笔写下了一首《爱的新生》，赠给梁惠芳这位知己：
你别这么样的害羞，你别这么样的发愁，为着光明为着努力为着自由，应该不顾一切冲破黑暗向前走。我虽心中创口未收，我虽两眼涟涟泪流，爱的伟大爱的慈悲爱的温柔，我不能再灰心不向前也不退后。将慧剑挖掉那伤心的肉，硬着心就往外丢，将快刀割去那痛心的愁，一心创造新遒。从今我俩一生共守，到老同偕无虑无忧。愿春常在愿月常圆愿花常留，更愿我俩爱情万载千年永不朽。
这一段词读来，虽然说不上有千古风流独绝的韵味，却也流露出了一份宛若濯濯莲花般、质实淡远的真情。
黎、梁结合，正值黎锦晖生命的一个潦倒时期。因此，当时的黎锦晖曾经自嘲地跟朋友讲：自己辛辛苦苦地打拼了半辈子，眼下又沦落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穷光蛋了。
大哥黎锦熙听过了二弟黎锦晖的牢骚，颐和一笑。他赶紧给南京的二弟送去了一笔钱，并护送新婚的黎锦晖、梁惠芳二人回到了当时已经搬到了湘潭湘济街9号的老家。
黎锦熙、黎锦晖那一路上似乎有过一番的长谈。黎锦晖最终应该是接受了大哥的忠告，重新回归了阔别已久的出版发行事业。他收下了湖南“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聘书，开始编写一种平民教育的教材。音乐仍然是黎锦晖的喜爱，但他却不再涉足成年人的歌舞，而是倾向于一种儿童歌舞，或者是响应形势的锵然作响的音乐，如《中华民族战歌》二十九首，《一个新农民》、《抗日三字经》、《十里送夫》等。
那是黎锦晖生命中，又一个阴凉逝水的十五年光阴。只是，在那十五年的时间中，黎锦晖在出版与音乐两方面尽管都做得很努力，可是音乐中的雄壮部分，有许多人都比黎锦晖做得好，那原本就不是黎锦晖的本色。因此，在这一时期月色横空、花荫满庭的音乐界中，黎锦晖便不复有从前搞流行音乐时那种灯明情浓的饱满形象了。所以，后世的黎锦晖研究者，最喜欢的仍然是明月社时期的黎锦晖。
被海外华人誉为“流行歌词之父”的陈蝶衣，其声名绝对是国际级的了。有一次，西方一知名的媒体要为陈蝶衣老先生做一个专题节目《流行音乐沧桑记》。陈蝶衣摇着手，跟来人说：如果要把我称为流行乐曲的爹地，那黎锦晖就是流行歌曲的祖师爷爷了。人家黎先生当年，是把流行乐曲作为一项事业来做的。所以，黎家班、黎锦晖、黎锦光、黎明晖……，湖南硬是出了这么些音乐专才。黎锦晖的歌，绝对是“太祖牌”！
话虽然这样说，可是，黎锦晖当年退出流行音乐界，确是经过一番审时度势的。当时，抗日救亡的民族音乐，已经在蓬蓬地兴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即组织了两个文艺界的救亡团体——“左联”与“剧联”。当时，抬举的旗帜是：弘扬“国防文学”，以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面鲜艳的旗帜。因此，号召同情革命的，以及一切有爱国心的文艺界人士们：“你们的笔锋，你们的歌声，应当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标枪炮，奋勇的前进！”
这期间，国内国共两党的对立仍然是尖锐的。后来，随着中日两国政治军事危机的日益爆发，抗日救亡、抗日民主的运动，便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股主流。国共双方也暂时地放下了成见，携手一致对外，如此，抗战文艺运动便声势浩大地拉开了序幕。
当年，老舍的一段话，颇为形象地道出了舆论的一种大势所趋：“‘五四’而后，有种种运动，此种种运动都是外循社会所需，内求文艺本身之进益，故新文艺不死。此种精神，遇到了抗战，便极自然地、合理地发展为抗战文艺运动。”
当时，处于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夜，上海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发出了吁请：不分政治观、文艺观，不分党派与流派，只要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均可以联合到抗日救国的阵营中来。
这样，上海音乐界的许多热血同仁们，便也自觉地将音乐作为了一种战斗的武器。例如：上海国立音专的黄自先生，自“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创作出《抗敌歌》。第二年的“一·二八”事端再起，黄自又创作出《旗正飘飘》。至于当时，陈洪创的《冲锋》、《上前线》，聂耳的《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任光的《打回老家去》，张曙的《保卫国土》、《日落西山》，冼星海的《救国军歌》、《热血》、《只怕不抵抗》，孙慎的《救亡进行曲》，贺录汀的《心头恨》、《工人之歌》，刘雪庵的《长城谣》等一大批反映国民心声、富有感染力的抗战新歌曲，更是在一夜之间，从上海滩迅速地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在大战在即的严酷大环境下，明月社以及黎氏兄弟的《桃花江》、《夜来香》等代表作，自然就承受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骂名。
蒋介石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也想借着这同仇敌忾、抵御强敌的历史风云时刻，修补一番自己在十年国共内战期间损失的民心。蒋介石搞出了一个“新生活运动”。黎派音乐刚好成了蒋介石推行这个运动的一个有效的靶矢。
蒋介石的宣传喉舌宣称：黎锦晖等创作的歌剧谣曲，初盛于学校，继传播于民间。口口声声提倡大众音乐，实际上却是贩卖下流的音乐，以毒害中国大众。我们应该群起而攻之。于是，国民政府下令：今后，禁止一切黎派音乐在国统区演唱和电台广播。
音乐界的正统，学院派的音乐大家们也加入了批判行列。萧友梅的大弟子刘雪庵曾经著文：上至大城市，下至小乡村，无论学子青年，要是他们会哼两句的话，十分之九开口出来一定是黎锦晖的《毛毛雨》、《桃花江》。令人不寒而栗！
刘雪庵的师弟，学院派音乐的重镇人物贺绿汀先生讲：满街满巷都充满黎的肉麻的歌声。假如黎锦晖真是代表中国民族的音乐家，那么一般外国人称中国民族是世界上最堕落的民族，一定是千真万确的事了。
我们都知道，后来的贺绿汀先生成长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良知”的核心人物！但是，我们大可不必为贤者讳。贺绿汀先生在看待黎派音乐时，一度也有过“月明如水浸楼台”的寒凉。
这些都是当时的大趋势使然罢了。后来，有两位从前私人感情很好的师友，忽然间给他摆出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容。黎锦晖这才恍然若悟。
黎锦晖的第一个冷遇，是与新婚燕尔的妻子局促于湖南的长沙之时。那是1936年的7月，自觉事业失败的黎锦晖心思很是微茫。他听到从前崇拜的中学老师徐特立先生回到了长沙。便赶紧跑去拜访徐，希望徐能够给他的未来指引出一条明晰的道路。结果，黎锦晖后来颇为沮丧地回忆说：“他也许认为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人，似乎不大愿意理我。”
另外一次，则是1939年的重庆时期。当时，黎家的四弟黎锦纾，已经是中共外围组织中的一个活跃分子。黎锦晖便让黎锦纾陪着，想拜访一下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的潘梓年先生。黎锦晖与梁惠芳在楼下的会客厅，很安静地等待了五六分钟。梁惠芳后来回忆此行的结果：潘“本人不出来见，但传话，称现在时局不好”。黎锦晖的脸上写上了一种落寞的神色，说：“可能他们对我是关门的”。
在左右均不逢源的一种大势下，黎锦晖对于流行音乐的创作自然萌生了及早抽身的念头。不过，开始时黎锦晖发发牢骚，似乎是在所难免的。遇有熟识的人，他会摊开双手，做出一种很无奈的姿态，跟人家闲话：嗳，这年头，做人难，作文也难，作曲更难。咱们有的是两面“破盾”，右手挽住一面挡住“有伤风化”的箭；左手挽住一面抵住“麻醉大众”的矛！咱干的是音乐，在音乐的立场上，干脆说一句：“俺没错”！
黎锦晖离开流行乐坛的日子很早，所以后来虽然屡受冲击，尚不足以致命。
刘雪庵先生后来的际遇就令人恻然了。他大约在抨击过黎锦晖之后，私底下再闲哼起《桃花江》、《夜来香》那样的曲子时，觉得还是蛮顺耳的。刘雪庵一时手痒，便也写出了一首叫《何日君再来》的流行乐曲。这一来，刘雪庵先生可就倒栽葱的一个筋斗，背时到底了。1957年反“右”，他被定为中央音乐学院最大的“右派”。“文革”中，红卫兵翻出了他写黄色歌曲的老账，对之施以残酷的鞭笞。他的夫人便是用身体护着他而活活鞭笞致死的。
不久，刘雪庵便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很快就双目失明了。他的后半生就为这一首歌压得喘不过气来。最后，便孤独地死去了。所以，谈起这样的旧事，总是令人怃然！
当然，无论世事如何的缤纷多变，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一个叫李香兰或者是叫山口淑子的女子，穿着一领粉红色的旗袍，手捧着一束夜来香，在上海的大光明戏院，无限凄迷地低唱“那晚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怆”的颓废时代，像水际的一种欸乃声似的，轻轻地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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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后，黎锦晖遭到“封杀”，成人的东西不能碰，只能做一些儿童文艺。
不过，黎锦晖也识得大势。他在上海的第一届文代会上，即做出了深刻的检查：“我做了很多黄色歌曲，是首恶必办，应该枪决。”后来又写出了《斩断毒根彻底消灭黄色歌曲》，厉声地责备自己。他自己的姿态已然低矮到一种尘埃的程度，旁人也不再好过分地追究他的历史问题。
黎锦晖后来的心态很好，他绝口不再谈论政治。他自己的心底也有数，以后来那样的政治气候，像他这样有历史包袱的人，最好还是不要锋芒太露。所以，他的写作，大抵都是一种流连于景光的清浅之作了，却也因此而维持了一大家子人的吃喝开销。
新中国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黎锦晖的生活还是蛮清苦的。
音乐家王云阶当时是黎锦晖的顶头上司。他讲到黎锦晖的经济待遇时，曾经挠着头皮给黎锦晖解释：大家加工资，没给你加。你这个工资待遇还是蛮令人头痛的，主要是上面没指示，我们也不晓得该给予什么样的待遇。所以，后来，梁惠芳回忆说：“定级时，组织上只给他一个文艺九级，月薪仅119元”。黎锦晖与梁惠芳有子女七人。这时，他们寄居于四明别墅的屋檐下，家中柴米油盐各项开支，真的需要当家的主妇仔细地梳理。
“文革”前，在北京召开的历届“文代会”，黎锦晖均取得了与会的资格，这是一个好现象。这至少证明了，黎锦晖的存在，对于一个大气磅礴的新中国而言，大约是无害的。
第三届全国文代会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来到了上海文艺组，特意坐在了黎锦晖的旁边，细心地问了一下黎锦晖的现状。黎锦晖很谨慎，政治的话题少谈，只大叹目前经济生活的苦经。周恩来微微一笑，当场指示主持讨论的上海文化部门领导，设法解决黎锦晖的生活问题。如此，黎锦晖果然就享受到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工资大幅度地调升到了215元。
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国家经济严峻，有这样一笔当年尚属优厚的工资收入，黎锦晖一家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大的苦楚。
至于把他定性为“黄色音乐鼻祖”的政治结论，那是一个国家大的政治形势使然，他即便是一脸的忧悒，又能怎么样呢？索性便放宽心思，看世事的叶落花开罢了。
1967年，“文革”爆发后，黎锦晖眼看着身边的街坊与同事，一个个被挑出来弄到公开的场合去游行批斗。黎锦晖这才有点抗不住了。那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峭寒。“革命的主流们”却号召上海的普罗大众：不要生火炉取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抵制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因此，份额外的取暖用煤，需要革委会的特殊证明。
黎锦晖当时的个人待遇，仍然维持在“文艺五级”。可是，黎锦晖自忖自己的背景复杂，生怕一着不慎引来无妄之灾。所以，起先黎锦晖便在寒凛中硬挺。其时，他已经有着很严重的高血压兼心脏病了。切骨的冷，加上殊觉怏怏的时局，便导致了黎锦晖心脏病的迸发。这一回，黎锦晖在上海延安医院的三天救治中，仍然享受到了“文艺五级”的政治待遇，所以，他的护理尚是精心的。女儿黎明康在形容父亲的溘然长逝时，讲“就像平日里服了安眠药后静静地睡去一样。”
提到夫君黎锦晖的死，梁惠芳颇有感慨地说：“还好，他在1967年就走了，没有受特别大的苦。”
其实，有关黎锦晖这一生的评价，溢美之词均是隔靴搔痒的。只有安德鲁教授在他的《留声中国》中的评述是最中肯的：“黎锦晖的歌，就这样实现了五四运动最宝贵的梦想，创造出既合乎现代又纯属中国的新音乐词汇，只是这个梦想之实现，众所未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