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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的电影业正酝酿着一场从无声向有声影片推进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的第一部发声配唱影片《野花闲草》，就诞生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之中。中国人伊始制作的有声片《旧时京华》，在洪深、张石川两位电影制作人的努力下，也开始在上海的各大影戏院公演。
这仿佛是春雨欲来时的黄昏田野。一阵阵的春风，一层层的绿。恍惚之间，在遍地绿烟的晚晴中，争唱雨晴的鸦声蛙鸣已经连成一片了。
1930年，大约为黎锦晖在东北巡演期间，“联华”、“天一”、“明星”、“大东”、“华光”五大电影公司齐整地矗立于清朗映彻的上海街头，并且集体转向有声电影的拍摄。
联华公司的孙瑜，在由阮玲玉、金焰领衔主演的中国第一部发声影片《野花闲草》中，还做了另外一种有趣的尝试，他为电影配制了中国第一首的电影歌曲《寻兄词》。观众对于这种新奇的发声配唱影片大为受用。联华影业公司饮得了为电影配唱插曲的头煲汤，这也使得“联华”的罗明佑、黎民伟、吴性栽、但杜宇、黄漪磋诸股东赚了一个盆满钵满。
这样，上海电影业的“联华”、“天一”、“明星”三大巨头，纷纷主动出击，寻求与当时市场效应颇大的黎锦晖建立合作的明月社群星渠道。
“联华”的总经理罗明佑出身豪门，气宇不凡。孙瑜固然是中国电影音乐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黎锦晖在上海的流行音乐界却拥有更高的知名度。罗明佑知道黎锦晖前一阵子跑到北方去亏惨了，而黎锦晖的老婆徐来也快要生孩子了，里里外外黎锦晖都等着用钱。罗明佑以一笔不菲的酬金，力邀黎锦晖为“联华”的影片谱写插曲。这样，“联华”出巨资重点打造的影片《银汉双星》的音乐制作，便交给黎锦晖、萧友梅两位著名的音乐人共同打理。黎锦晖把写好的插曲全部交由自己的养女黎莉莉来主唱。黎莉莉在影片中客串的角色也很清脆。《银汉双星》与“明星”的第一部蜡盘发音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滩最豪华的“新光”、“南京”两家大戏院，取得了轰动性的社会经济效益。
天一影业公司即为后来香港电影界的巨头邵氏影业公司。“天一”当年在有声片方面的成效也很不错。“天一”的第一部有声片是《歌场春色》，由黎锦晖独自一人配乐。片中的插曲，黎锦晖便毫不含糊地上了自己的最新流行曲《青春之乐》、《江南好》、《寒衣曲》、《舞伴之歌》诸作品。
如此，1930至1932年，是中国电影从无声向有声过渡的关键年。中国各大电影公司拍摄的有声片，也不过区的16部而已。而由黎锦晖参与配乐或是创作主题歌、插曲的电影竟达10部之多。其时的黎锦晖已经敏感地察觉到：时代在变，大众的娱乐口味也在不断地改变。尽管黎锦晖在主观意识中，仍然想竭力维护自己音乐王国的独立性，但流行音乐被有声电影招安却已经成为了一种黎锦晖无力阻挡的大势。当然，像上海那样一个大都市，在上百年的风雨沧桑中，要保持她的“新雨溪涨”式的新鲜感，一个最大的生存秘诀，就是要不间断地制造出最新的需求。流行歌曲被有声电影招安，不过是这个动感大都市中的一个刺激神经的兴奋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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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说回来，其时，黎锦晖的个人生活现状，不允许他把所有的精力，再投在明月歌舞团的重振之上。
黎锦晖与徐来的婚姻模式是老夫少妻式。当时，徐来刚刚为黎锦晖生了一个小女儿黎小凤。徐来正是一种春天的河流如膏如脂、碧潮满满的大好年华。她的女人心时常都可以是潮湿得、仿佛可以滴下水来的状态。她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黎锦晖留在家中，多陪一陪自己。何况，从一种物质生活的角度出发，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已然渐次地没落为一种夕阳西下的事业。黎锦晖不办歌舞团，只凭着给人家作曲写稿的收入，同样可以把自己的一份小日子过好。徐来便使出一个秀腰白齿少妇的媚功，娇痴万般地缠住黎锦晖，减少他外出的机会。
古人云：最是销魂美人恩。徐来在以后的大上海滩，有着“标准美人”的艳名。能够倚了徐来的酥胸，于一种姹紫嫣红的春梦中入睡，这般的艳福，红尘中庸碌无福的男人，即便是有心在轮回中修行过三生三世，也依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来讲：你爱了我。把我一种“沾衣欲湿杏花雨”的景致，藏匿于你的家中。你若是冷落了我，便是造孽。当年的张爱玲也说：你负了一个众人心目中的美女子，比负了一个国家还可怕。
黎锦晖面对这些口齿伶俐、神情可爱的俏佳人，偏起脑袋来左右思量，也确实想不出一个正面反驳的理由。便真的乖乖地留在家中享受起娇妻幼女的齐人之福了。可是，明月歌舞团加上新近从北平招过来的一大摊子的人马怎么办，黎锦晖也确实应该为大家安排好一条出路呀。这事儿成为黎锦晖心底的一块心病。于是，联华影业公司的总经理罗明佑，便气定神闲地找上门来，跟黎锦晖商量起这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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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大约了解一下联华影业这家新鲜的公司。
它的发轫，是在1929年间，由罗明佑自己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说动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吴性栽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以及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联纵组成股份公司。1932年后，始正式定名为联华影业公司。
在“联华”之前，上海的电影市场，由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合资的“明星”，以及被人们戏称为“宁波帮”急先锋的邵氏四兄弟之天一公司，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另有吴性栽的“大中华百合”公司尾追，亦不过踮起脚尖，张望两家旗旆而已。
“天一”当年那年轻的邵家四兄弟，虽然一没有大帮会的靠山撑腰，二没有左翼的背景可以倚靠，却有着商业人的精明眼。“天一”打成立那天起，就以其拍片快而多的凶狠拼抢作风称雄于上海滩，以后又渐次地打开了南洋的电影市场。
1927至1929年的两年间，“天一”又率先掀动了一股大肆拍摄古装片的热浪，一时迎合了一些没文化的、低端消费者的口味。这使得老牌的大哥大——明星公司，顿时流失了不少的观众。但是，古装片的低成本，势必带动许多惨淡经营的小公司蜂拥而上，粗制滥造。这很快便转化而为天一公司经营中的一块硬伤。
“明星”的周剑云抓住了这稍纵即逝的绝地反击的机会。他首先与郑正秋联名在各娱乐报刊上，撰稿批评古装片的粗制滥造行为，并呼吁各有实力的电影公司精心打造一批有品味的古装片，以抵御一些小电影公司的投机行为。周剑云的呼吁得到了“大中华百合”、“民新”等数家电影公司的响应。
张石川是一位心动立即行动的电影狂人。“明星”的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三大巨头一起押在了摄片的一线现场。
明星公司行云流水似的拍摄出了当年表演与摄制效果均堪称上乘的18集武功片《火烧红莲寺》。当时，引领世界电影潮流的好莱坞电影大亨们也是叹为观止，这自然令“天一”的邵氏兄弟为之气结。当即，《火烧红莲寺》在上海滩最华丽的虹口大戏院公演。一笑倾人城的“电影皇后”胡蝶，在影片中，犹如飘飘的仙子，自由地来去。上海的观众沸腾了。上海当年喜欢赶风潮的时髦男女也为之沉醉了。
周剑云遂趁着风头，说动“大中华百合”的吴性栽、“民新“的黎民伟等老板，一起组建了一个叫“六合影片营业公司”的临时营销机构。并在六合影片营业公司内部制定了一条霸王条款：凡是与“六合”签订过合约的发行商，即不再允许与天一公司做生意。否则，“六合”即取消其合作的资格。周剑云摆开一种“高幢大纛、风硬鼓寒”的进攻架势。一时，吓着了不少的发行商。“天一”顿感受挫，失去了大部分上海市场份额。
邵家兄弟的领头雁邵醉翁感觉：单凭“天一”一家的实力，根本无力与年轻气盛的周剑云斗法。邵醉翁便采取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便走”的经营策略，将上海的“天一”改办为分公司，经营的重点则转移到了南洋诸国的发行网。渐行渐远的天一公司，在上海的事业终于只留下了一种林谷的传响。
“明星”或者以为自己可以重新确立，在上海市场一枝独秀的龙头老大地位了。孰知，两蚌相争，旁人得利。“走了宁波狼，又来华北虎”。“六合”的霸王行为引起了演艺界人士的诸多不满。“六合”中，参与围猎“天一”的“大中华百合”、“民新”等一些公司，也没有觉到自己有多少实在的收益。这样，天生的合纵高手罗明佑，便携带着自己华北电影公司的雄厚资金，从北平跑到上海来，与“大中华百合”、“民新”的诸位老板洽谈合作的事宜。
商战上也曾经流行过“远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说法。“六合”骤然坍塌。“联华”横空出世。并且一出世，就摆出了一种独坐千顷云旷的样子。周剑云确立影坛霸主的梦想，功亏于一篑，心中的惆怅，也就别提了。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市场背景，以“明星”为竞争对手的“联华”公司，在经营的手段上注定是逆水行舟的。“联华”的大股东罗明佑，必须手脚麻利地尽量把“联华”公司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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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整个亚洲最早与电影结缘的一批摩登城市。世界电影的流行主流是好莱坞的明星商业制度。上海当年西方化的程度颇高。因此，上海电影在自默片转向有声的过程时，即深谙了电影专业化制作过程中，塑造一种“明星偶像”所带来的高效的市场利润。
罗明佑想：电影的成败，无非是资金实力加明星炒作，“妙用乎于心”而已。这个阶段的罗明佑不缺钱。至于像“明星”的胡蝶那样的大牌女星，“联华”这时也还端得出渗透着伤感的阮玲玉，与之抗衡。另外，还有像孙瑜、蔡楚生、史东山那般玉树临风的导演，笔杆子挟持风雷的编剧田汉、夏衍，以及从韩国跑到中国来淘金的阳光男孩金焰。
“联华”的世景，清旷而平明。但是，罗明佑是一个居安思危的有心人。1931年，碧芬曾在“联华”自办的《影戏杂志》上撰文献策：“自制有声电影，首先该养成音乐歌舞人才。……我很希望联华公司把音乐歌舞班办起来，更希望其他的制片公司也仿照办理。”这话捅在了罗明佑的痒处。他必须考虑联华公司明星演员的阶梯式培养。罗明佑这才把未来电影明星的苗子，锁定在了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罗明佑虽然南下，可“联华”在北方的文化重镇北平，仍然设立有自己的子公司。《北洋画报》在京津，为北上的“明月歌舞团”弄出了黎莉莉、王人美、薛玲仙、胡笳“四大表演天王”，这引起了罗明佑的极大关注。
罗明佑看着黎锦晖独自扛着“明月歌舞团”那样一个烂摊子，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当然不会对黎锦晖那个管理混乱之草台班子的歌舞事宜，真正产生兴趣。令罗明佑兴趣盎然的，是像黎莉莉、王人美、薛玲仙等一批“隐隐然翠微峰骈立”的表演人才。
因此，罗明佑开出的与联华影业公司合作的条件颇为优渥。将“明月歌舞团”的招牌，改名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联华”有权选择歌舞班中的优秀分子，订立演出合同，让她们加入到电影的表演事业之中。“至于联华音乐歌舞班的日常管理嘛，”罗明佑故意沉吟了一下。然后，颇为爽快地跟黎锦晖讲：“就采用各电影公司通用的主任制吧，下面设立艺术、音乐两个小组。仍然聘请黎先生出任主任一职，负责歌舞班的所有事宜。公司负责歌舞班所有人员的食宿。歌舞班的演员、乐师等人员，也可以参照“联华”正式职员的薪金，获得自己的报酬。至于新收入音乐歌舞班的练习生呢，就暂且定为月薪15元吧。怎么样？这样的合作条件，黎先生满不满意？”
黎锦晖当时就握住了罗明佑的手，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湖南方言：“你以为我宝气呀，勺儿（傻瓜）才莫得答应呢！”这似乎是黎家音乐班子，唯一一次被纳入了正规化的管理机构之中。
黎锦晖马上打报告给罗明佑申请再招新人。罗明佑微笑着告诉黎锦晖：你是音乐歌舞班的主任，又是音乐的专才，像招生这样的具体事务，你有权力自己决定。以后，你就别再寒呛我了。
如此，像后来中国音乐史上知名的革命作曲家聂耳，以及在华人乐坛中成为永恒传说的“金嗓子”周璇等，便顺理成章被吸纳到了联华音乐歌舞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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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黎家歌舞班子被“联华”收编的这一年多，无论于黎锦晖或是像黎明晖、黎莉莉、王人美等一些老资格的团员而言，都是一件因祸得福的事情。
对于黎锦晖来讲，这是自他滞留南洋以后，难得的一个以整好遐的时期。他不用在音乐之外，再操心歌舞班那一大帮人的吃喝拉撒。他的小日子便有了安逸的感觉。他有更多的时间，留下在家中陪着雅致得仿佛江南五月般苍翠的徐来。徐来的脸上，也就常常印上了一层红扑扑的喜悦。
家里娶来一位宛若一片飘浮着轻雾之林梢的秀丽女子，对于一个男子而言，自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可是一个男子，必须要有闲情，在平静无波的岁月间，去赏悦家中女子的千般万般的美好，那才算得上是一种福祉。
黎锦晖起先虽然跟徐来把小孩也生下来了，可是，他为了流行音乐，做什么事情的步子，都是一种匆匆的，所以，他的家庭生活实在是有些潦草。停下来待在家里的这一段时间，黎锦晖方渐渐地咂摸出了，徐来那桃花夹岸、芳草鲜美之柔软身子，所带给自己的一种翕翕然、美不可言的快感。
1931年的春节。黎锦晖是在上海的小家庭中，与徐来母女一起祥宁地度过的。初一的上午，柔静清和的阳光，潺湲地照在黎家的客厅里。黎锦晖兴致勃勃地弹钢琴。徐来抱着小女儿小凤陪坐在一旁，轻轻地和唱着一首《慈母曲》。这样的小日子即已是天上人间。
王人艺、王人美、黎莉莉相约好，来给黎锦晖夫妇拜年。他们走到门口，即已听到了徐来宛若天籁的歌声。他们不敢惊扰这温馨的一刻。便微笑着驻足门外聆听。渐渐地，后面又来了严华、周璇、聂耳等一大帮子的人。大家一直等到徐来把歌唱完。方一边拍起巴掌，一边高唱着祝福的歌，恭祝这一对神仙眷侣，在酒甜花繁的岁月间走到永远。
黎家音乐加入到“联华”，像黎明晖、黎莉莉、王人美等一些姿色与表演的技艺俱佳的老队员，也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黎家班虽好，终究不过是一个清风徐来的池塘。年轻的女孩子在其中练得本事之后，再要往前游，发展的空间便有限了。
流行音乐要上档次，跟电影的底色相仿，也需要现代专业艺术的精心包装。要把流行音乐作为一种令人激动的事业，推广到渗入人心的程度，那就是一种大手笔的广告资金的投入了。这是现代财团加上现代广告艺术的一种豪华结合。这是黎锦晖那个家庭作坊式的明月社，所办不到的。
黎锦晖知道黎家班子的软肋所在。它的小巧玲珑的格局就摆在那里。黎锦晖也想把它做大。可是，黎锦晖说服不了风险投资的资本家们，为自己的歌舞团出钱输血。所以，后来明月团的年轻人翅膀硬了，黎锦晖也从不横蛮地予以梗阻。这就是黎锦晖大度能容的一个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