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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写下这个标题之时，我的落笔一度变得非常犹豫。
有朋友打电话来询问：听说你要写周璇？那可曾经是一个大上海滩妇孺皆知的人物哦。言外之意，不无为口笨才拙的我担心的意思。
确实，在我的前面，已经有过一些悲秋咏月的才女文人，为周璇的爱情与身世唱过许多次的咏叹调了。只是，我之喜欢周璇，只不过因为我们都是女子罢了。我喜欢从前的她，梳一个乌亮的发髻，在淡淡的暮霭中，落寞漫步于小园香径的那一种江南小家碧玉的样子。这常常令我愉快地想起千古词人周邦彦，那古典到令人软弱的词作。因此，我仍然愿意为喜欢周璇的读者，写周璇如一树暗香浮动之梅花的微笑样子。
记得是台湾作家白先勇吧，他讲自己在台北郊外时曾经有过一个夏天，梅雨放晴，他住在一座日本风格的屋子里，打开了格子门，垂帘而坐。他望着外面的青山，穿着洁白春裳的路人，在外面的大路上来来往往。他的思绪倏忽便跳回了童年的时光：“我的童年在上海度过，那时上海滩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花好月圆，户户凤凰于飞”。《花好月圆》与《凤凰于飞》均为周璇主演电影中的插曲，由周璇本人演唱。一度40年代初的周璇被上海滩上的少男少女们疯狂地热捧过。白先勇先生当时正值一种青碧如雨的童年，虽然对于春云笼月般的情事未必理解。可是，有关周璇的、樱花般淡而若有的回忆，却仍然隽永地温香了他的记忆。
周璇，人若朝阳白霜，纤细清美。
在这样一个时尚层出不穷、精神文化却凋敝冷清的时代中，有多少演艺界的明星，人们刚刚看过了她们的崛起，却又像料峭轻愁的烟雾般稍纵即逝。只有周璇是永远温煦的。她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人们仍然记得她。人们记得她在银幕上甜美到不惹尘埃的面孔，以及她哀美而又幽雅的天籁歌声。她是中国电影音乐早期成就最高的影音双栖明星。
在她二十年演艺生涯间，曾经演唱过二百余首流行歌曲，其中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夜上海》和《何日君再来》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在海内外的华人圈广泛流行。当年风靡一时的《艺华画报》每逢要出周璇的唱片专辑时，便会在上海滩繁华的南京路挂出她笑靥如春的大照片，旁边是不无卖弄的文字解说：“上海滩第一条金嗓子周璇新唱片热卖，高歌一曲，绕梁三日。”周璇还拍摄了四十三部影片。日本学者佐藤忠男在谈到中国电影的百年演变进程时，曾经用颇为肯定的语气评价：“周璇主演的《马路天使》、《忆江南》、《夜店》和《清宫秘史》四部影片，为那个时代重要的电影作品。”她在银屏上所塑造的调皮而天真未泯的小女孩艺术形象，令人回想起从前的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花情人情。今天中国的演艺界虽然喧嚣，却尚未有第二个女演员可以在周璇当年所开拓的艺术表演中，超越她的高度。因此，《马路天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曾经被中国的主流媒体誉为“中国电影90年最优秀影片”之一，周璇本人则当之无愧地赢得了“中国电影世纪奖”的最高艺术荣誉。所以，今天，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当我们侃侃谈到中国近现代的百年电影史时，周璇其人其事便成了“夜静溪声近”时分，那一潭令人神往的湖水。
现在，我们知道，上海电影曾经是民国时一支分量颇重的文化力量。可是，中国电影的早期，却是一个从欧美全盘端过来的舶来品。因此，谈到中国电影在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声期，便曾经有过一个声色浮影的彷徨迷惘期。
其实，在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欧美电影的早期体裁中，城市一度被定性为天堂与地狱的混合体，是人类文明昌盛与人性沦丧、进步发展与毁坏沉沦并存的一种畸形体。如此，在城市这个充满想象的拥挤空间中，伊始的好莱坞电影，便把拍摄的主题锁定在狂妄、腐败、堕落、权力、死亡、疾病等负面的关键词之上。娼妓文化一度成为早期好莱坞电影，表现城市之动感、暧昧、诱惑、混乱的流行表达方式。
上海电影在它的起步阶段，即延续了好莱坞早期电影关于“舞女，影星，娼妓”的奇思乱想。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在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上海滩迎来了自己的一个“资产阶级黄金时代”。当时，有一个眼光犀利的中国药商叫黄楚九，他投资兴建了上海滩上第一座服务于普通大众的现代娱乐总汇——“上海大世界”。这是上海滩“欧风美雨”改变传统价值文化的先声。
“大世界”融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楼高五层，具有视野开阔的走廊，以及中世纪欧洲高耸云天的“哥特式”细长尖塔，这样的建筑对于喜欢新奇的普通市民而言，本身即富有强大的表现力。其占地约14700平方米，坐落于西藏路与爱多亚路的交汇点。当时，在“大世界”的内部，层层都照顾到了广大市民的吃喝玩乐，有剧院、摔跤、舞女、食品店，以及一些赌博的游戏。其中的电影项目，即时便成了普通市民光顾“大世界”时，最喜欢的一种处于中心地位的娱乐方式。
不久，有一个叫雷玛斯（A·Ramos）的西班牙人，即在海宁路与乍浦路的交叉路口，兴建了上海的第一家电影院——虹口大戏院。至1930年，上海滩的电影院即已经发展到了约36家。1933年，上海滩上雄心勃勃的投资人各斥资100万元，建造起了拥有1951个座位的大光明电影院，以及拥有1629个座位的大上海电影院，这是当年远东各国中设施最为豪华的两个大型电影院。
所以，当时，上海的早期电影投资者，为了满足广大男性观众潜意识中的偷窥欲，便将青春、美貌的都市女性，以及她们对于财富与爱情的浪漫追逐，设定为一种电影的观察对象。导演们通常喜欢把一些都市男子的性欲望对象，例如舞女、妓女等，通过一些爱情悲喜剧，摆放在城市街道的一个大背景之中，徐徐地展示出来。
这方面的例子，有陈定山传记中讲到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中的一些耸人听闻的细节。例如：卡尔登舞厅令观众疯狂的午夜表演，羽仙舞中舞女们扇动着翅膀，丰腴的大腿暴露无遗；还有电影中最喜欢展现的黑灯舞，舞女挺着仅覆盖了两片金叶的丰乳，狂飙地起舞；以及一些穿比基尼的欲望女郎，在幽暗灯光下的焦灼等待……男性观众们通过观察这些银屏舞女、妓女非常感性的表达方式，便在一次一次愉悦的窥视中，获得了一种感观与智力上的极大乐趣。
如此，早期的电影院，以及好莱坞电影翻版的上海早期电影，在一些正派的文人眼中，便成了一种堕落的标志。例如，当年著名的左翼文人茅盾，就曾经通过作品中一位年轻革命党人的嘴巴，表达了自己对于上海电影，以及上海滩世风日下的深深失望：“当真这世界有点换样了。女人们都剪了发，胸前高高地耸起一对乳房，脸上搽得红的红，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光光地露在外面。影戏院异常之多，广告上竟夸着‘神奇武侠新片’。在这一切的表面之下，还有什么呢？他不很明白。虽然，有一点是确定了的：已经革过命。然而这‘革命’却已经跑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头的电车站上，四周围是光臂裸腿满身香气的女人，是各种的车声和人声，是蓝的红的电光招牌。一种说不明白的憎恨，渐渐地从心头涌上来了。”
这样，在中国早期的三代影星出现过程中，二十年代女明星的社会舆论，大抵上是负面的。
例如：二十年代与杨耐梅齐名的女艳星韩云珍，她是1923年加入杜宇影戏公司，开始演艺生涯的。1925年，韩云珍跳槽到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她忽然在《申》、《新》二报上大谈特谈自己的血泪婚姻史，涕泪俱下地讲自己少女时期受到不良少年诱惑与人私通，后来又被喜新厌旧的情夫抛弃的种种不堪情事，博得上海滩各界一片嘘唏的同情。可是，过了不久，韩云珍即一本正经地刊登了另外一则启事，口口声声地说，全是她主演新片《杨花恨》中的情节，欢迎大家前去捧场！当时，上海滩上一些正统的文人很反感韩云珍的这种做法。可是，上海市民却认可了韩云珍的推广手法。逢有韩云珍的新片上档，都有许多的上海市民捧场。至此，上海滩上几乎无人不晓韩云珍“骚姐姐”的艳名。韩云珍索性趁势再挖掘自己的风骚资源，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风骚体新诗”，欢迎小报记者前来索诗留念。各娱报记者大抵都会将韩云珍的“骚诗”及时地予以刊发，并加以充满黄色想象的点评。
记得艳星韩云珍当时，曾经写过这样一首十分乌龙的骚诗：
“外面滴滴笃、里向叮令铛、滴笃又滴笃、丁当再丁当。”
《罗宾汉》报的记者即十分热心地为该诗添加了题目《韩云珍寒夜吟骚诗》。记者的旁注为：“滴滴笃，寒冬腊月之打更声也。叮令铛，夜深人静时之幔钩声。滴笃又滴笃，谓一更深一更也。丁当再丁当，谓工作再工作也。一则写更深、一则写热情，寥寥二十字，可当一部性史读矣。”这样，一首连韩云珍自己也解释不清楚的乌龙诗，经过小报记者的妙趣解读，便带给读者无限的色情想象空间。
当时，上海电影界最早的一批女演员几乎都没有过专业培训的经历，她们来自于社会的不同阶层，进入电影业的动机也不尽相同。生活西化的时髦小姐想加入电影出风头，爱好电影的新潮女生想借此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苦寒出身的女性想通过电影解决温饱问题，青楼女子也从电影看到了提高自己身份的希望。来自于各自阶层的女子，嘈杂地聚拢于电影的大旗之下，这就难免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文化精英留下不太爽利的印象。当时，上海滩影响很大的《申报》，就曾经在1925年3月16日版，发表《电影界之自省语》一文指斥当时的电影业：有些女子投身影界不过是为了赚钱和出风头，电影界实为“无业游民之讨饭地”！
如此，上海文化精英们对于电影业的观感，要等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蝶、周璇、王人美这一批新人成大器了，才大为改观。这时，像胡蝶、周璇、王人美这样著名的女性电影工作者便因为她们表演的“本色”，以及职业训练的正规化而得到社会的普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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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璇的一生具有十分强烈的漂泊感。这既来自于她那天然忧虑、敏感、脆弱的性情，也来自于她颇为缥缈伤感的身世。
1941年，上海《万象》的主编柯灵向周璇约稿，双方约定在福州路的四海升平酒楼见面。周璇望了一眼外面夜幕下犹如幽灵般游动在街头的“垃圾马车”（低等妓女），她的神情在一瞬间黯淡了。周璇告诉柯灵，她差一点点便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这样，柯灵在《我的所以出走》一文中，便用十分伤感的口吻告诉大家：“我首先要告诉诸位的，是我的身世。我是一个凄零的女子，我不知道我的诞生之地，不知道我的父母，甚至不知道我的姓氏。当我6岁的时候，我开始为周姓的一个妇人所养，她就是我的养母。6岁以前我是谁家的女孩子，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永远不能知道的渺茫的事了！”
现在有人考证：周璇，江苏常州人。出生于1920年8月1日，原名苏璞，小名义官。如果这段信息是可信的，则周璇共有兄弟姐妹8人，原名苏璞的周璇在家中排名老二。苏家在常州属于那种典型的书香门第人家。生父苏调夫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后来成了牧师，就职于附近教堂，在常州小城颇有名气。生母顾美珍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后来却做了护士，为民国的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家庭。苏璞三岁时，被抽鸦片的舅舅顾仕佳拐卖到江苏省金坛县一带，从此即与亲生父母失散了。常州苏家的后人苏莉后来在谈起这一段历史时，曾经信誓旦旦地讲：“我们家有家族遗传的精神疾病，受到刺激或打击就容易病发，不仅外婆如此，周璇的大哥苏民后来也患了精神病。”苏莉口中的外婆，即是周璇的生母顾美珍。顾美珍当时思想要求进步，一度参加了抗日救护队奔赴前线。不久回来，即发现自己最心痛的女儿苏璞失踪了，忧郁之下，顾美珍的精神失常就发作了。新中国成立后，顾美珍曾经在国务院卫生处担任护士长。她探听到周璇的确实消息之后，曾经十数次到上海来，欲与周璇母女相认，却始终未达成心愿。原因只在于那个拐卖过周璇的舅舅顾仕佳，过去做过国民党的警察局局长，这在当初那个讲政治、讲成分的年代，是一个株连广泛的政治问题。顾美珍当时有一个叫苏铭的儿子，在军中做过某集团军参谋长的高官。苏铭识得其中的利害，硬是说服并管住了自己母亲，使顾美珍不敢坚持母女相认。这样，后来，周璇已经走了很多年，退休后的顾美珍总是喜欢在温柔的黄昏，静静地收听周璇的唱片。偶尔，有一只尾部闪着蓝光的大萤火虫，迅速地从顾美珍的眼前飞过，顾美珍早已泪流满面。
这样说来，周璇的性情，跟自己的生母顾美珍却有几分相似的地方，既善良又天真，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把真心交给人家，所以周璇才会在感情上屡屡受挫。后来，美丽平静的周璇便在薄薄凄婉的心境中，死于家族遗传性的精神失常。
苏璞起先被金坛县一个叫王荣春的人收养，改名为王小红。王小红四岁时，王荣春夫妻关系恶化，养母欧阳玉珍携养女到上海谋生。欧阳玉珍起先到上海时，是帮人家做娘姨的，一时照顾不过来，便托亲戚欧阳国英代为看管王小红。后来，一个人谋生太艰难了，欧阳玉珍欲再嫁中华皮鞋厂的张正鸿，张家却不愿抚养王小红这个闲人了。
于是，小红便被辗转送给了上海北京东路的周家做养女了。这一次，王小红仅改换了一个姓，叫周小红。周家起先的境况却好。周璇养父的名字叫周文鼎，最初在上海工部局税捐处做着一份翻译的差事。当年的上海工部局是英、美政府在上海租界搞殖民统治的一个行政机构，它的两个最重要的部门便是警务处、税捐处。周文鼎有了这么一份肥缺，口袋中不差钱，就赶时髦娶了两房太太。
周文鼎在未谋利税捐处美差之前，另有一个乡间通俗的名字叫周留根。他一度住在常熟乡下，原配正妻曾是当地一户富裕财主的独生闺女，周文鼎便倒插门做了一个安逸的独养女婿。周璇的养母叫叶凤妹，是周后娶的第二房太太，过去也是一个唱红了的粤剧演员，嫁给周文鼎之后却一直没能生育。机缘凑巧，叶凤妹在尼姑庵布施时遇上了心急火燎的欧阳玉珍，这才将周小红收养于自己膝下。周文鼎与原配大太太原育有二子，大儿周履平，二儿周履安。后来，周家的老二周履安对于周小红热爱一生的电影事业影响很大。
周履安的年龄比周小红大了十几岁。1926年，当二妈叶凤妹将小不点周小红领回周家时，周履安已经是一位眉目清秀、生机勃勃的20岁小伙子了。电影在这时期，是一门十分新奇的、舶来品，许多上海滩的少男少女都为之痴迷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