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仅以祁县为例，元代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有出现过大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明朝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在北方边境建设了九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因此从明代中期开始，山西人的经商风气就开始形成。
祁县的气候并不算好，土地也不是很肥沃，物产有限，当地百姓把经商作为唯一的出路。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
据史料记载，道光年间北京城里有300多家粮店，其中有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按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乔致庸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他幼年聪颖过人，好学勤奋。中秀才后，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不久长兄致广夭亡，乔致庸便成了乔氏这个大家族的顶梁柱。无奈之下，他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
乔致庸曾经有过一段很清闲自在的日子，年轻时的乔致庸有钱有闲。当时一个县令的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却有1000两白银年薪，还不算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
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的丝茶生意大受影响。当时社会上的生意主要有六种：粮、油、丝、茶、盐、铁。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
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内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乔致庸汇通天下，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已经存在的票号是平遥的“日升昌”，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有着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商业回报。
当时全国上下只有5个大票号，其中最大的日升昌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他的理想非常先进，汇通天下就类似于当今的银联。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相当艰难和具有风险——比如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有票号，汇一两银子去，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却无畏风险艰辛。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筹划。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和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劫，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在乔致庸的经营下，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光绪十年（1884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
乔致庸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聚集到这样大的资本？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的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乔致庸将几乎所有的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流动资金在800万～1000万两，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
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