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不仅是位实业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慈善活动家。上海图书馆保存的近18万件《盛宣怀档案》中，大约有两万多件档案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慈善事业有关，其中有不少文献披露了近代上海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赈灾救济活动和慈善事业的史实。从大量原始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江南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的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组织，在赈灾救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国家赈灾救济工作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
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1878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一带遭受极其严重的旱灾，史载饿殍达一千万人以上，被称为“丁丑奇荒”。李鸿章时为直隶总督，正处重灾之区，赈灾工作十分繁重。他在天津设立了直隶筹赈局处理赈务，盛宣怀以候补道的身份参加该局工作，于1878年5月，被派往献县主持赈灾。他会同地方官员下乡做了一次调查，给李鸿章写了两份报告，详细汇报了献县受灾后的情形。由于连年灾荒，当地农民除了土地之外已一无所有，久旱无雨，土地坚硬，种粮已被吃尽，农田大半荒芜，无人耕种，灾民或者流落外省，或者坐以待毙，形势非常严峻。灾民人数太多，“献县至少须发二万户，方能稍援垂毙”。盛宣怀所带政府赈灾款只有六千串，以每户一千文散放，只能救济六千户。盛宣怀请求借库平银一万两，以满足救济“极贫之户”之需。由于这是计划外的要款，可能拨不下来，盛宣怀提出：“此银如筹赈局无款核销，拟请代为转借，俟职道回南劝捐，如数归缴，决不敢短少。”
所谓“劝捐”，即是在民间开展募捐义赈活动。“回南劝捐”之“南”，指的是江苏、浙江、上海一带，主要是上海地区。我国江南地区素称“鱼米之乡”，上海开埠后，逐渐成为万商云集的国际化都市，工商业阶层和市民阶层较国内其他地区发达。江南地区的商贾市民长期有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另外也在长期接触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基于人道主义思想的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影响。19世纪中叶，上海一地已出现为数众多的善会、善堂。其中，同仁辅元堂的董事主要是上海的船商和钱业商人，如郁松年、沈大本、赵立诚、经纬等皆为著名富商；果育堂的主持人主要是在上海经营洋药、洋布业的广东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等；沪北仁济堂和元济善堂则是丝商施善昌、施则敬父子创办主持的；普育堂有着著名慈善活动家、上海知县余治参与创办的背景，带有半官方的色彩，但董事主要来自民间商人。
这些民间慈善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行业商会，机构稳定，运转圆熟，平时从事施医、施药、施衣、施棺、恤嫠（lí）、保婴、惜字等社会救济工作，灾时就成为募捐义赈的组织机构。由于善堂、善会常常带有同业商会的背景，基于互助救济的理念，他们的募捐活动常常颇有效果，是民间赈灾救济活动的主要力量。同治十年（1871年）河北水灾时，盛宣怀与父亲盛康一起参与赈灾工作，曾到江苏、上海一带募捐钱物，收效颇大，因此他才有把握向李鸿章要求增加一万两赈款，“回南劝捐，如数归缴”。
光绪五年（1879年），为了解决河北特大旱灾后遗留下来的为数众多的孤儿寡妇的抚养问题，盛宣怀秉承李鸿章的旨意，在天津设立一座名为“广仁堂”的慈善机构，其创办者和董事多为“南省助赈绅士”，如王承基、吴大澄、经元善、郑观应、李金镛等。盛宣怀晚年回忆广仁堂时曾说：“北省向无善堂”，广仁堂可称南方绅商在北方创设善堂的开山之举。
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了救助陷于战区的民众，上海的一些慈善事业活动家仿效西方红十字会的章程和办法，联合中立的英、美、法、德等国在沪的外交人士、企业家，在上海创设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个组织虽然也带有政府背景，当时的两位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是肩负政府使命的幕后主持人，但出面活动的华人董事沈敦和、施则敬、任锡汾则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的南方商人。这为1910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先导作用。
1906年春、夏，安徽、江苏发生特大水灾，受灾人口达730万人。由于地方官吏对赈灾救济工作的漠视和拖延，造成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清江、沭阳一带灾民每天饿死者数百人，情况非常紧急。鉴于盛宣怀在历年赈灾活动中的影响和号召力，灾区绅民纷纷写信给盛宣怀，甚至直接派代表到上海拜见盛宣怀，呼吁他出面主持赈济工作。由于朝廷初次拨给的政府赈灾款只有十万两银子，远远不够使用，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也竭力邀请吕海寰、盛宣怀主持义赈募捐工作。盛宣怀当时在上海和吕海寰一起与德国、意大利等国进行商约谈判，虽然公务繁忙，但还是难以袖手，便承担起义赈重任。由于掌控了上海广仁堂这样一个民间慈善机构，盛宣怀运作起来颇为顺手。上海广仁堂成为徐、淮、海水灾的义赈主持机构，刊印灾启、登发广告、寄发募册、派员巡视调查、收取捐银、填开收照、编制账册、散放赈款赈衣、编印征信录，一概义赈事务，全由广仁堂经手办理，起到了组织机构和指挥中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