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打造“汉高祖的关中”之时，日本人一刻也没闲着。
不只苏中的“皇军”，日本国内的普通老百姓也对苏中表示了强烈的关注，这当然不是出于一衣带水的“友邦”情谊，而是垂涎这里的肥沃与富饶。
东京的报纸就刊载了“长江下游富有食盐、棉花、粮食等战略物资”的言论，以民众舆论敦促帝国“皇军”：扫荡长江下游之匪军是十分必要的。
强盗之所以“强”，就“强”在有强盗逻辑。跑到人家宅子里杀人越货，反而煞有介事称主人为“匪”，自己倒成了堂而皇之的“官府”。
“防火防盗防记者”，大概不可一世的“皇军”也不能免俗。国内的舆论一催逼，他们的压力就更大，动作也就更猛烈了。
很快，粟裕说的苏中“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到来了。
1943年2月，日军集结重兵，开始对苏中“扩展清乡”、“强化屯垦”，重点首先放在四分区。
四分区有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崇明五个县，合称通海，四分区南临长江，东面黄海，是大江南北往来的要道。这里一马平川，风景虽好，钓鱼休闲和海滩日光浴都很方便，却无险可依，易攻难守。而一旦失守，则不仅江南江北联系将切断，军需物资难以运送，苏中全区也就岌岌可危。
粟裕在苦苦思索。
2月中旬，他忽然接到四分区转来的该区自卫团团长汤景延的报告，获悉了一个重要情况：苏北特工站站长姜颂平派人秘密“招安”汤景延。
粟裕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和吴三桂的陈圆圆有得一比的“美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非凡能耐：“倾国倾城”，就是倾覆别人的国家和都城。
远古时候，特洛伊王子是个少见的风流帅哥，到人家希腊访问，一下子就勾搭上了绝世美人海伦。
眉来眼去不几天，两人竟然双宿双飞，一口气跑回了特洛伊。
海伦可不是一般的良家妇女，而是早已“选在君王侧”的堂堂一国之母：希腊王后。
世间最难平复的大概除杀父之仇之外，就是夺妻之恨了，何况还有夺母之恨在里边。特洛伊王子这回捅了马蜂窝。
希腊各部落群情激奋，歃血为盟，发誓雪耻。他们公推亚加米农为首领，不远千里，浩浩荡荡征讨特洛伊。
特洛伊人也真“牛”，希腊大军连年猛攻，竟然九年之中“我自岿然不动”，成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难怪他们的王子那么“色胆”包天，公然拐骗人家国母。
不过，好日子终究也到头了。
第十年，希腊将领奥德赛忽然想了一条妙计。他把大批精兵藏在一匹巨大的木马肚里，放在特洛伊城外，然后假装溃败退兵。
特洛伊人不知是计，把木马当做稀奇的战利品拖进城内。随后，他们载歌载舞庆祝胜利，闹腾到深夜，才一个个疲倦地睡去。
木马中的伏兵悄无声息地钻了出来，打开城门，并未远去的希腊主力部队一拥而入，终于拿下了特洛伊城。
海伦虽然已是残花败柳，但到底物归原主，特洛伊则成为永远的历史名词。
一个美人倾覆一个国家的悲剧再次重演。
后世的军事家大概对海伦本人感兴趣的不多，但都毫无例外津津乐道于奥德赛的“木马计”。
粟裕就是如此。
他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让汤景延带自卫团实施“木马计”，假装投敌之后，在日军驻地内控制大江南北的通道，一旦时机成熟，便里应外合，“破腹而出”，以打破日军的清剿，确保四分区安全。
汤景延的确是合适的“木马计”实施人选。
他早年参加中共，但不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战后，他在海门组织抗日游击总队，接受了国民党的收编，先后担任其鲁苏皖边区委任的要职。1941年夏，在上司李长江叛投日军之际，他又幡然悔悟，脱离李部，重新加入中共，担任了通海自卫团团长。
这种似乎反复无常，几易其“主”，与“三姓家奴”吕布可以“媲美”的人，日本人就不72第十四章“木马”神计：超一流的大腕导演信他能长久待在新四军，过苦行僧般单调乏味的日子，所以策反的特工瞅个机会，悄悄摸上了门。
真要“投降”日军，汤景延到底有些犹豫，落个李长江一样的汉奸骂名不算，还担心全团集体行动，人多口杂，完不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但粟裕很快做通了他的工作，并对他的自卫团进行了谨慎而妥善的安排。
他将自卫团与崇明警卫团合编为一个团，委派精明强干的顾复生、赵济民两人担任正副政委，能征善战的沈仲彝担任副团长，以加强该团的领导；配给一部秘密电台，专门负责联络，还指派苏中军区保卫部梁皓担任专职联络员。
与此同时，他安排稳妥的人还对全团官兵进行逐个政审，将三十余名基层骨干调进自卫团，换走了一些不合适参加这一特殊行动的官兵。
此后，汤景延一面和姜颂平保持“亲密”联系，一面“与时俱进”，开始花天酒地“腐败”起来：拜把子、抽鸦片、下馆子、搓麻将。渐渐有了“上流社会”的“风度”，与“不谙世事”更“不解风情”的“泥腿子”新四军干部拉开了距离。
不久，汤景延直接和姜颂平风花雪月，吃吃喝喝，混在了一起。一阵讨价还价之后，汤景延答应所部接受汪精卫“皇协军”的番号，但提出两个底线条件：一是建制不变，二是防区不动。
姜颂平拍拍胸脯，很“哥们”似的表示理解。因为前者关乎汤景延的个人“本钱”，别人不便插手；后者则关乎汤景延已到口的“肥肉”，别人也不好分一杯羹。
从来就只见“皇协军”投奔新四军，这回也要看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新四军如何追求“光明”，投奔“英勇善战”的“皇协军”了。姜颂平想，我姓姜的一辈子碌碌无为，没干过什么惊天大事，但有这一桩奇功，也总算可以无愧平生，告慰祖宗了！
于是，姜颂平兴致勃勃报请上司，将自卫团改称了苏北清乡公署外勤警卫团。
汤景延也十分“义气”，毫不爽约，在4月19日公开“起义”，通电南京“敬爱”的汪精卫主席，宣布投奔“和平建国”的“国民政府”，反对捣乱、破坏“和谐”社会的共产党、新四军。
南京汪精卫和侵华日军总部闻讯大喜，仿佛睡觉时被窝里捡到金灿灿的元宝一般，当即发布热情洋溢的嘉奖令，重奖汤景延一千块大洋，全团官兵也都“普天同庆”，人人有赏。
但他们到底是洞庭湖上的麻雀，“道上”的老手，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那是狗屁，重要的是防人之心绝不可无，因此嘉奖的同时，他们又密电苏北清乡公署和苏北特工站，严密监视汤景延，以防有诈。
汤景延必须演戏，像梅兰芳或者阮玲玉一样，而且越逼真越好。
他在城里公然挂起了“汤公馆”的牌子，派头十足，外有警卫，内有佣仆。平日里衣装笔挺，头发油亮，似乎在向美男子“领袖”汪精卫看齐。公馆里常常“高朋满座”，汪伪军政头目济济一堂，或设赌局，或开饭局，通宵达旦，热闹非常。“朋友”们约会，他有请必到，而且必带重礼，从不吝啬银子，不涎着脸皮空手上门。
汤景延一时成了苏北的及时雨宋江，汤团长够义气的美誉在军政界迅速传开了。
群众的“口碑”有了，还得向“领导”表忠心，献殷勤。汤景延恭请姜颂平亲自作陪，带了二十瓶陈年茅台，十五斤上好香肠，远赴省城苏州，拜见汪精卫的江苏省主席李士群。
李士群可不是一般角色，他身为“省府”主席，还同时兼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主任，是汪精卫“国民政府”里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
他和汤景延有个相似的经历：都戴过“红帽子”，做过共产党。
年轻时，李士群和妻子都曾是热血沸腾的中共党员，到过远方的“理想国”苏联。1928年回国后，以记者身份搞地下活动。四年后被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的中统特务逮捕，随即幡然“醒悟”，“坦白从宽”，继续干他的老本行，只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共产党。日本人来了后，他又积极主动“靠拢”，还是做熟练的老本行，主持老百姓谈之色变的“七十六号”，枪口则同时对准共产党和国民党。
大概从汤景延身上看到了“反复无常”终于有了同伴和知音，自己从此不再孤单，李士群这天十分兴奋，慷慨地晋升汤景延为少将旅长，送给他一枚闪亮的勋章。当然，如果可能，他还愿意马上做一千打这样的勋章，送给所有新四军将士们。
朝中有人好做官。攀上了这么显赫的高枝，汤景延此后的行动方便多了，大批情报源源不断被送到粟裕手里。
升了官，还得发财。
那时候，当然还没有国家公务员不得经商的条条框框，汤景延在县城里大张旗鼓地开起了“协记公行”，自任总经理，账房先生则是他的政委顾复生。他公开贩卖粮食和经营盐、布、药材等物资，还不断扩大自己的“事业”，在青龙港、宋季港、牛洪港等港口开设了好几家分行。
这自然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协记公行”实际在运送新四军一师的各项紧缺物资，包括军火、西药、食盐、布匹等一旦发现“格杀勿论”的违禁品。
日本人苦心经营的封锁线被撕开，新四军的地下运输线则“天堑变通途”，畅通无阻。
但日伪有最高当局的密令，也一直不曾放松对汤景延的警惕。特工们频频光顾自卫团，四处侦察打探可疑的蛛丝马迹，只是除了大吃大喝一顿，外加腰包里塞满“孝敬费”外，其余一无所获。
姜颂平和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还亲自出马测试汤景延，两次邀请他去南通游览名胜古迹，“青梅煮酒论英雄”。汤景延也欣然前往，脸不变色心不跳，照吃照喝照玩不误。
最阴毒的一招是，日伪方面以汤景延为人质，命令他的自卫团开往南通，以连为单位分开训练，还不准携任何武器，但他们也依然没发现丝毫破绽。
这就怪了，汤景延的“忠诚”没问题，粟裕却总在神出鬼没打胜仗，苏中“清乡”的胜利与“长治久安”遥遥无期。
汪精卫早在1927年就有过经典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苏中日伪军也承继了这位“国家元首”的衣钵，最后还是将怀疑的目光盯在被新四军“洗过脑”的汤景延身上。
他们违背原来“听编不听调”的约定，决定将汤景延部编成五个连，调离原来的驻防区，长江边的重要港口都换成汪精卫的嫡系部队把守。
这时候的自卫团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处境相当危险，被迫驻扎在内地二线，分散在十几个集镇，方圆达二百余里，中间还夹驻不少蠢蠢欲动的日伪部队，随时都有可能被一口一口吃掉。
粟裕在时刻关注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自卫团。
得悉自卫团危机四伏后，他与麾下爱将、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三旅旅长陶勇商量，自卫团驻地分散，指挥管理不便，反“清乡”已胜利在望，没有必要再冒险待在日伪内部，以免夜长梦多，造成不测损失。
陶勇表示赞同后，粟裕接着说：“但不应悄悄回来，而应破腹而出，出其不意敲掉敌人几个据点，震动日伪高层，长我新四军威风！”
9月29日11时，接到粟裕回归命令的汤景延，指挥自卫团的各个连同时“暴动”，纷纷击破当面的日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到指定地点集中后，于次日一个也不少地回到苏中根据地。
汤景延和他的自卫团几乎就是到“皇军”家里做了一趟客，大鱼大肉吃了招待餐后，又大包小包拿了价格不菲的“礼物”，毫发无损地回来了。
汪精卫和他的日本老板，被活活耍了一场“猴戏”。“领导”永远是正确的，这么没面子的事情，当然要找只替罪羊。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等人因此受到上司严厉斥责，险些丢官丧命。
粟裕自然兴奋。
他亲自出面，为自卫团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大会上，粟裕盛赞他们的赤胆忠心，胜利地完成了“钻进去，打出来”的计划。还说这一“木马计”行动，钳制了日伪的行动，粉碎了他们对通海地区的“清剿”。
然而，历史总给人遗憾。
尽管汤景延早在1948年就马革裹尸，血洒疆场，他和他的“木马”行动在后来的“非常岁月”里，还是被“自己人”诬为叛变行为，家属和行动参加者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副团长沈仲彝还被长期关进冰冷的水牢，“享受”了在日伪军那里不曾有过的特殊“招待”。
1980年10月，不堪忍受的汤景延之子在绝望中给粟裕写信，请求这位当年行动的决策者出面，为九泉下的父亲平反正名。
虽然自己也蒙冤在身，昭雪遥遥无期，粟裕却依然抱病给“汤团行动”写肯定的证明材料。他还郑重地给江苏省委负责人写信，说汤景延之子请求给父亲平反，家属得到应有待遇的要求是合理的。
1981年1月，他再次给江苏省委秘书长写信，要求省委有关部门做好汤景延烈士的平反及家属遗留工作，以告慰烈士英灵。
在自己重点追忆战役指挥的《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粟裕也省出笔墨，没有忘记给汤景延重重地记载了一笔。
然而，直到他1984年2月辞世，汤景延和“木马”行动，也没有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公开评价，一切在推诿扯皮中照旧。
对沙场上的敌人，粟裕腹有良谋，多的是办法，但对连汉代飞将军李广都忌惮的“刀笔吏”，他能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