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在苏中刚站稳了脚跟，尚未来得及长吁一口气，随着整个新四军形势的变化，肩上很快又被压上了新的担子。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索性撇开蒋介石“一言堂”的国民政府军委会，重建新四军军部外，“一不做，二不休”，还一口气组建了七个师，统军大将分别是：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未到职）；二师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五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七师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
蒋介石这回傻眼了。
1937年10月，南方的中共游击队从深山老林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地走出来，集结编成“叫花子”部队新四军的时候，才不过区区万把人。如今好不容易逮着机会给了毛泽东一记闷棍，敲掉了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不想新的新四军一下子冒出七个师共九万人出来了。
他不能不佩服这个教书先生出身的毛泽东。
新四军的这七个师长，也都是蒋介石一直头痛心烦的“牛”人。红军十年，弄得他焦头烂额，苦不堪言，悬赏的光洋和今天北京的房价一样一路高涨，却没人有这机会与好运领取。
现在，这七路“诸侯”又开始在大江南北呼风唤雨，各显神通。
在长达五年的“马拉松长跑”之初，粟裕和其他“诸侯”蹲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十个手指也不一般齐，不久，粟裕就如放进布袋中的锥子，脱颖而出，“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
这时候的六师，却遭遇了不小的挫折。
六师驻扎在江南，就是原来陈毅、粟裕江南指挥部的征战之地。1941年2月成立后，下辖十六和十八两个旅，由谭震林指挥，负责苏南敌后的抗战任务。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么美丽的江南，日本“皇军”更有理由觉得应该成为天皇陛下的“王道乐土”，当然也就不会给谭震林好日子过，“扫荡”、“清剿”有如家常便饭。
六师成立五个月后，因为对日伪“清乡”的办法没有江北的一师多，换个说法是反“清乡”“经验不足”，其所属的十八旅被迫转到外线，不久北渡长江，以避敌锋芒；内线坚持的部队和党、政骨干则遭到不小的损失。
所属的另一支主力十六旅也不大乐观。驻溧阳西北塘马村的十六旅旅部，在11月被三千余日伪军长途奔袭后包围，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两大巨头和二百七十余名其他将士不幸以身殉国。
在此情形下，新四军军部不得不采取紧急举措，决定已到江北的十八旅归粟裕的一师建制，尚在江南的十六旅也由粟裕指挥。六师的建制虽还在，但仅有的两个主力旅已经归属粟裕名下了。
12月上旬，手下已无主力人马的谭震林，也被迫带领师部撤出了苏南，北渡长江后，进入粟裕的苏中地区。
谭震林和粟裕是湖南老乡，装订工人和书店学徒出身，与林彪、罗荣桓一样，都是毛泽东井冈山上极信任、亲近的人物。
他1927年11月就担任毛泽东指示创建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井冈山时期，一直担任红四军前委委员（林彪、罗荣桓也都有这一职务）。
他倒过两次霉，都和毛泽东的倒霉有关。一次是1929年6月的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被撤销前委书记一职，支持他的谭震林也在前委委员选举中黯然落选；一次是1933年，谭震林又因支持毛泽东，被毫不留情地打成“罗明路线”的代表之一。
毛泽东当然知道：“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因此，对红军早期支持自己或者和自己一起挨整的人，毛泽东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1972年8月的邓小平，就因为毛泽东在其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几个字，随即就能“咸鱼翻身”，东山再起，获得第二次复出的机会，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面大旗。
因此，尽管谭震林在反日伪“清乡”中失利，退出了苏南根据地，毛泽东也并无责怪之意。
他在1942年3月对新四军军部早先的决定予以追认，电令六师部队统一由粟裕指挥，但同时指令谭震林担任一师政委。为了尽可能缩小不利影响，他还在电文中强调，六师的番号不变。
在这基础上，新四军军部又于7月29日正式下达命令：一师与六师合并（对外番号不变），六师部队统一归一师指挥，任命粟裕为合并后的第一师师长，谭震林为政委。
1942年5月，华中局将原六师所属的江南镇江、丹阳、武进、苏州、常熟、太仓、江阴、无锡等地正式划归江北的苏中区，改建为苏中区第五、第六分区，都由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统一打理。
但谭震林一直没有到职（后任二师政委），因此，新四军军部向毛泽东建议：“一、六两师政委即由粟师长兼代，一、六两师统一归粟指挥，以便利事权统一。”
根据这一建议，毛泽东在10月26日以中央军委和总政部的名义发布正式命令：“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
这样，粟裕就名正言顺地同时做了两个师的师长，担负起苏中以及江南地区抗战的领导任务。麾下人马从原来的三个主力旅增加到五个，地盘也几乎扩大了一倍，成为新四军各路“诸侯”实力最大的一股。
当然，“事权统一”，权力加大，他的责任也就更大了。
粟裕一重新接过江南的担子，就对这里的抗战做出了部署，并派精干部队和骨干加强向南发展的力量，叮嘱他们说：“务必完全控制沿江一线，以便将来作战略转移。”
1942年12月，粟裕又搞了个大手笔，指派麾下三个旅长之一的虎将王必成，率领一师二旅四团及苏中党校、抗大九分校渡江南下，抵达江南茅山地区，与十六旅部队会合。不久，他又指令二旅与十六旅合编为新的十六旅，作为坚持江南抗战的主力。
“王老虎”到江南后，牢牢扎根在这块文人墨客笔下妩媚多姿的土地上。当然，不是游山玩水，吟风诵月，而是不断与日军“斗法”：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反伪化、反抢粮。新十六旅的触角也逐渐伸展到了苏皖边的长兴、郎溪、广德地区，将各分区连成了一片，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
粟裕的这些部署，不仅恢复和发展了苏南根据地，而且打下了开辟苏浙皖边根据地的基础，为日后大举南征江浙埋下了伏笔。
1944年下半年，毛泽东从黎明前的黑暗，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便制定了一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决定在南泥湾种地的“农民工头”王震率三五九旅从延安千里南下，向湖南、广东发展；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则分两股，一部向西向河南发展，一部向南向东南沿海发展。
随后，毛泽东又指令华中局，新四军的西进、南下两大任务，必须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要尽可能抽调南下。在粟裕主动请缨之下，他决定由粟裕执行这一南进任务，并任命粟裕为新的苏浙军区司令员。
早在1942年5月，粟裕就有派江北主力南下，发展既富饶又是自己早年“闹”过的老区浙江的想法了，因此得知中央南进战略后，便有请缨之举。接到毛泽东批准的指令，他自然十分兴奋，在1944年12月率领三个团（七团、特一团、特四团共七千余人）及三百余名干部，浩浩荡荡渡长江南下，和江南王必成的十六旅会合，随后向东南开进。
经过连续三次天目山战役，粟裕很快打开了新的局面，扩大了原来的江南地盘，江苏的高淳、句容、溧水、溧阳、金坛、南汇（今属上海），浙江的长兴、安吉，安徽的广德等地全部归属了苏浙军区。
这一时期，新四军全军分别建起了七个军区：苏浙军区、苏中军区、淮南军区（二师兼）、苏北军区（三师兼）、淮北军区（四师兼）、鄂豫皖湘赣军区（五师兼）、皖江军区（七师兼）。其中，粟裕的一师（含六师）就创建了两个：苏浙军区和苏中军区，万里长江成为他可以自由来去的内河。
因此，1945年9月日本投降，毛泽东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确定中共的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后，在调整全国战略布局和战略区主要将领时，交给了粟裕新的重担，任命其为华中军区（原新四军管辖区域）司令员，刚从延安返回华中的张鼎丞则被安排为他的副司令员。
显然，从两个师的师长到负责整个华中地区军事指挥，粟裕的确为整个华中抗战的一枝独秀，一直走在了同时期新四军将领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