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原市内有条胡同名叫回车巷，巷里有座四合院，住着姓丁的哥俩，哥哥丁垒和妻子郝洁是市文物局的文博研究员，弟弟丁健和妻子杨丽莲在自行车厂当工人。
半年前丁家哥俩的母亲去世了。哥俩为了分家的事，把居委会主任老赵请到家来“主持公道”。老赵说：“咱回车巷因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而闻名天下，历来邻里团结，家庭和睦。其实你们这个家最好分，丁垒住在东厢，丁健住在西厢，东西是各自置买的，就不用动了。你们母亲留下的遗产：房屋三间一人一间半，存款四万元一人两万，金手镯一副一人一只，桌子椅子归丁垒，木床归丁健。哦，还有一对旧花瓶，一人一个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如此分法绝对的公道公平，老赵见双方没有意见，正要拿出纸笔立字据时，哥哥丁垒说：“我有个想法，我想把房子、存款、手镯和家具等都归丁健。我们就要那对旧花瓶。”
弟弟丁健说：“大哥大哥，不能不能，母亲留下的财产理应一人一半，我怎么能全都要了呢？”老赵心想，分家的事最怕横生枝节，你争我抢好断，这推推让让倒叫我为难了。他见丁垒的妻子在一旁一直没说话，便问道：“郝洁，你有啥想法？”
郝洁笑笑说：“我们俩什么都是丁垒说了算。丁健和丽莲又不是外人，就按丁垒的意见分吧，我同意。”
丁健夫妻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大哥大嫂，你们这样偏爱我们，我们说什么也不能接受，要不人家该说我们不仁不义了。”
就这样一方推，一方让，分家宴只好这样散了。
当晚，四合院里，丁健坐在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他妻子杨丽莲则在一旁想心事。
突然，杨丽莲站起来说：“哎呀，咱差点上了大哥大嫂的当！”
丁健一惊：“你说什么？”“大哥大嫂在哪儿工作？”“文物局啊。”“得，这不就明白了，那对花瓶是文物。你想想，母亲的娘家是赵武灵王的后代，那对花瓶是有来历的。”
杨丽莲愤然地说：“前天我还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破碗能换一辆桑塔纳轿车。这对花瓶准是赵国时的文物，少说也能值个千儿八百万。”
丁健如梦初醒，他把手中的烟蒂狠狠地摔在地上。
第二天中午，丁健在院里截住下班回来的大哥大嫂，有些不自然地说：“大哥大嫂，分家的事——”
郝洁一脸慈祥地说：“丁健，看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丁健终于张开嘴来：“我们商量了，四万元存款、三间房屋、金手镯子、还有桌椅床等，一切都归大哥大嫂。我们只要那对花瓶。”
丁垒吃了一惊，说：“丁健，你说什么？你疯了？”
杨丽莲从西厢房一步跨到院里，大声说：“没疯，请大哥大嫂务必同意。”
丁健的火性子上来了，一把拉住丁垒的手，奔到北屋母亲的遗像前，扑嗵跪在地上：“大哥，在母亲的面前，你要有我这个兄弟，就同意我的意见，我要花瓶，其他一切归你。你要不同意，咱兄弟的情分就从此到头了。”说着从袖口里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来，对准了自己的手腕。
丁垒和郝洁急忙拼命拦住。丁垒痛心地说：“兄弟，你是何苦呢，你怎么就这样不领会我的苦心呢？”说罢，“呜呜”地哭了。
丁垒无奈，于是四人一起来到市公证处，很快办完了手续。
过了些日子，丁健和丽莲抱着花瓶到文物商店去让人鉴定，看到底能值多少钱。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接过花瓶随便看了几眼说：“这是民国年间本地彭城民窑烧制的，没有什么文物价值，最多能值四五十元钱，而且本店不收。”
二人大惊失色。他俩并不死心，带着花瓶又跑到北京、南京等地求人鉴定，结果和那位老人所言大同小异。在一次上火车时，他们一不小心，两个花瓶跌在水泥地上，摔得粉碎。二人心情一激动，患了精神分裂症，双双住进了精神病院。
丁垒在医院里抱住丁健痛哭流涕：“好兄弟，分家的事我是一心一意为你想啊！我和你嫂子都是高级职称，每月工资不低，又没有孩子，要那么多钱和房子干吗？那对花瓶确实不值什么钱，我所以说要它，是因为咱中国人继承老人的遗产是对老人的尊敬。我要一对不值钱的花瓶也算是我继承了老人的遗产，兄弟咧，你怎么这样不明白哪！”
可是，丁垒的妻子郝洁对她的好姐妹却说：“杨丽莲遇事爱玩心眼，总看着别人的碗大。我故意跟着丁垒说分家只要花瓶，杨丽莲必然疑心花瓶是宝贝而想方设法与我们争抢。这叫欲擒故纵，她果然就顺着我的杆子爬上去了。现在她后悔也晚了，公证处有公证。其实那对金手镯才是真正的文物，是当年赵武灵王赠给爱妃吴娃娘娘之物，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