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历程：
1949年史美伦伦出生于上海，两岁时跟随家人移居香港。
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犬攀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获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82-1984年任美国旧金山市Pukksvyrt、Madis-onandSutro律师事务所私人执业律师。
1985-1990年任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律师。
1991年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
1994年任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
1998年任香港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及执行董事。
2001年3月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2004年9月13日，国务院免去史美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2004年9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史美伦继续担任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副臺席一职。
中国，从来没有一位副部级官员的走马上任能像她那样格外引人注目。她的名字一夜之间被股民们叫响，她的每一句话都能让中国股民们竖起耳朵。她的头上早已被光环笼罩，现在，她又多了一个“中国证监‘外援’第一人”的新绰号。
这个坚持用公开、公平、公正、公信的监管原则整顿中国股市，而被称为“掀起中国监管风暴的女人”，就是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史美伦。香港证券界的“铁娘子”
史美伦生于上海，长于香港，中学毕业后留学美国。从1991年史美伦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后，一路攀升，成为了香港证券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992-1993年负责香港证监会有关H股公司于香港上市事宜，在让国内的企业去香港上市这件事上，她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真正让史美伦名声大噪的则是著名的“怡和事件”。
1993年，英国老牌洋行怡和集团旗下有5家公司在香港上市，地位举足轻重，怡和要求优待，否则将撤离香港。时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高级总监的史美伦明确表态不予怡和特殊地位。后怡和旗下公司撤离香港，改到新加坡上市。
此事之后的史美伦，让香港股民认识到了她的监管原则，铁血不讲情面的个性，同时因为有了这样严格而公正的监管，也让他们更加信任，更加放心地在股市交易。
1997年时她领导香港证监会同联交所共同推动打击黑庄，使当时的炒风随之陡然下降。在打击黑庄的较量中，一度有人威胁她的生命安全，而她依然毫无畏惧，泰然处之。因此获得了香港证券市场“铁娘子”的美名。
2001年3月起，曾经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的“铁娘子”史美伦，离开了工作10年的香港证监会，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于是，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从海外聘请的第一位“副部级”职别和年薪500万元的中央政府雇员。
掀起中国监管风暴的女人
香港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市场，史美伦曾是规范那个市场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以铁血监管著称于香港证券业的史美伦，是那些玩猫腻儿的上市公司“最惧怕的管家”。
因此国内的人们希望她能和大陆的同事们一起，把香港的经验引进来，让中国的资本市场逐步规范起来，使其能在中国的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这样，史美伦来到了内地。
在内地股市，史美伦延续了她一贯的风格，是她掀起了一场中国证券市场上史无前例的“监管风暴”。
她反复强调，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的“四公”原则监管中国股市；进一步改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加强中介机构的风险管理；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时刻准备打击证券欺诈；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
她还倡导实行巡查实名制。也正是在以她代表的强硬人物的推动下，中国股市中很多在圈内已经见怪不怪的事情被逐步地端正了过来，一大批重大违规案件被调查和公布。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三九集团案、银广厦案等先后被调查和曝光。它们基本上是最为典型、影响最为恶劣的案件，这些案件被查处表达了证监部门加强市场规范建设的决心。有人不得不感叹，“铁娘子”的手段的确了得。
除了监管风暴，史美伦对中国股市的最大贡献，就是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和规范，在制度设计上给股市走向规范打下了基础，比如建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发审委的工作、推行发行市场的保荐制度等。
在分管发行、上市方面的管理工作中，史美伦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统计显示，在她上任后的9个月中，中国证监会就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被立案侦查。
这位女监管在为中国证券的监管工作努力着，也希望着，她说：“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在巩固市场的基础，这是要慢慢建立起来的，不是几个月以内，或者是一两年以内可以看到的。我们的市场一直在演变，在成熟。”
安危不贰其志的女监管
从香港飞来的史美伦，很轻松地融入了中国证监会这个集体中，她与所有的同事都相处得十分融洽。但在融入内地机构的文化方面，则显得相当的困难。
因为，较之香港市场，内地的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作为监管者所要顾虑的因素也更多，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监管效率和法规的推进。
史美伦所监管的对象都异常强大，无论是对资金渴求的上市公司还是市场的中介机构如投资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在世界范围来说它们都为各国证监会所警惕，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的监管者往往因疏忽细节而埋下隐患。
但是，正如史美伦来北京时从香港带来的放在她办公室的一幅字画上的格言所说：“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监管的关键正是决心！
很多人都深感改革的复杂性，以及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会使改革变得异常艰难。然而，涉身其间的史美伦并不为之气馁，她说：“很多事情是艰难还是容易的问题，主要是看你有没有决心去做。”
尽管投资者的期望、股民的信赖、媒体的关注，这些都让史美伦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可是都无法动摇她大力整顿和规范中国股市的信心。
2001年4月上任伊始，史美伦便大刀阔斧地提出改革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与大股东在人员、财务和资产上三分开，在关联交易、利益有冲突时用条例来规范公司行为。
随后，一系列监管规定出台。有统计显示，在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40多部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涵盖了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审计机构、证券咨询业等，为有史以来证监会出台法规最多、最密集的时期。
在密集出台监管法规的同时，对证券机构的调查也随之展开。在史美伦任期内，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和2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调查。一系列轰动市场的大案相继披露。
史美伦给人的印象是冷静、稳定、刚正甚至强硬，这都是一名优秀的监管者所必须具备的，这也是史美伦留给市场的形象。一向以铁腕著称的史美伦，似乎从来没有流露出她非刚性的一面。
身为女性监管者，史美伦并没有感觉自己的性别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大家特别的关注，史美伦认为与个人性格有关，“我对很多事都可以看得开，做事最重要，结果更重要。”史美伦的一句习惯用语就是“I look at results”（我看重结果）。
史美伦的秘书说，“她其实是一个极其低调务实的人，少说多做是她一贯的作风。她很清楚，对于这个市场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用风暴式的、大规模革命式的方法去解决的，尤其是在对内地市场逐渐熟悉之后。”
史美伦自己说：“我不太会讲，也不愿意多讲。即使这样，偶尔讲的东西也往往容易被曲解。在我看来，多做少讲是比较实际的事情。至于别人怎么说，看results（结果）。”
就是这样，不爱讲话发言的史美伦，在她掀起的监管风暴中，以其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赢得了业界的尊敬，甚至包括被她监管和查处的对象。
史美伦说：“我的监管思想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不偏不倚很重要。在香港证监会时，我常教部下说：with out fear or favor，即‘不偏不倚，无畏无惧’。这8个字不是我的发明，很多的监管者都是以此作为监管的最基本原则。”
是的，史美伦从来都是“不偏不倚”的。她的监管只有一个“四公”原则：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史美伦从来都是“无畏无惧”。面对什么样的对手，她都说压力不会改变她的初衷，不会改变自己内心的原则。
有少部分人将批评矛头指向监管政策，认为近两年推行的监管政策一味地要使内地股市国际化，结果“水土不服、有悖国情”。
面对这样的批评，史美伦并没有做任何反讥，她的秘书说：“她只是不愿意，也觉得没有必要出来为自己解释。”
面对委屈，史美伦则说：“做监管工作一定是会受到批评的。很多时间我都感到委屈，但是不是个人委屈的问题，我感觉是对整个证监会的工作，有的人不了解。”
史美伦并不在乎自己所受到的委屈，但是她为整个证监会不平，不仅感到委屈，还感到担忧。她曾经说过：“我很担心，由于证监会工作压力大，工资、工作环境和市场差别大，有经验、年轻的人不愿意来证监会工作。”
史美伦在为中国监管工作努力着、委屈着、担忧着，也希望着。她坚信只有加强监管才能增强市场信心，她说：“执法，执法，再执法，监管市场，干句拼一，就这么简单。如果执法不严，再多的法律也没有用。”
执著的制度先遣者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到来和离去，让中国股市的投资者情绪如此大起大落。只有被称为股市“铁娘子”的史美伦是例外。
在史美伦任职的3年零7个月期间，中国证监会推出了公司治理准则、独立董事制度、收购管理办法、保荐制度等规章制度；曝光了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博时基金案、三九集团案、银广厦案等一批恶劣的违规案件。
她曾是投资者的希望，但在她的任职期内，股指的下跌曲线也令投资者绝望。
同样也是在她任职的这3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上交所股市从2245点的高位，一路狂泻，直达1300点的底线。
众多股民对于史美伦大力推行的各种监管举措所导致的结果，一致评价为：水土不服，与中国国情不符。
然而这样的评价对史美伦来说是否公平呢？“四公”原则的监管，真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吗？中国的股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1992年以前的中国股市，是中国股市的“初创时代”。政府通过颁布“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和“股份制”等政策，使难以为继的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勉强支持，但地方国企已有1/3亏损，资金严重匮乏。
1992年，上交所放开股价，开启了中国财富制造的最大机器的同时，也拉开了中国股市“无序时代”的序幕。股市为地方权力和垄断资本所主导了，草根阶层成了无依无靠的“小卒”，政府官员也趁机浑水摸鱼。股市的混乱不得不让中央指出要进一步抑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
1997年之后，各方面因素严重恶化，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力对中国股市的介入。普通居民不甘挤压，强烈要求“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甚至这种声音度成为一种政治表达。
2002年末，政策为外资收购国有股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大量显性的和隐性的国际资本也开始渗入股市。
通过股市发展的历史来看，中国股市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利益“寻租场”，而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
有人把中国股市比喻成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当鼓声停止时游结束，那最后一个接到花朵的人就是输家。
谁都不知道鼓声什么时候停止，但是谁都不希望在自己接到花朵的时候鼓声突然停止，并且希望自己拿到花朵时鼓声更大些，以便让手中的花朵更虚荣地开放，然后以一个更好的价格传给下家。
这本来是一个小孩子玩的游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无数大人们参与其中的股市博弈。参与击鼓传花游戏的股民是如此之多，而同时拿到花朵的股民也是如此之多。
而史美伦加强监管就好比是一把悬在股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让鼓声停止，让股民成为输家。
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毫不奇怪，加强监管的史美伦自然会遭到了股民们的强烈指责。
史美伦，可以说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她提倡的公开、公正、公平和透明的监管理念从来都是适用于各国股市的。中国的股市总是要完成从“寻租场”到“市场”这一制度变迁的，而史美伦作为制度先遣者，则不幸地也必须地要付出代价。
无怨无悔的“种树人”
在史美伦离任之时，不论褒贬如何，请记住史美伦所倡导和坚持的“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原则。
史美伦的前任秘书王先生，在史美伦即将卸任证监会副主席一职时说：“她真是太累了！太难了！”
作为“海归”，史美伦自己也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她在证监会过得并不容易。由于她的个性和“海归”的背景，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她“不懂国情”。在面对这样的指责时，史美伦依然淡然处之，她说：“这样的做法到底只是‘海归’的做法，还是‘海归’不‘海归’都会这样做，市场和历史最后会对我的监管工作做出公正的裁决。”
一位与史美伦私交颇深的香港传媒人士说：“她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和批评，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是的，一切都过去了。在欢迎和排挤，赞扬声和咒骂声中，史美伦真的要离去了。
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刻，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的两个格局却与她的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在她主持下，证监会围绕公司治理问题，发布大量规章制度，改进公司内部管理、改善信息披露制度。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了；
二是中国股市与国际接轨已经不可回头。
史美伦留下的并不止这些。在中国证监会，史美伦捐出自己在国内工作的大部分薪金，设立基金，为证监会官员赴海外培训提供了财务支持；在北京大学，她建立的“史美伦奖学金”已经支持新建的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将一批批在职财经新闻人送往海外媒体实习考察：并在伦敦经济学院建立奖学金，每年提供一名大陆学生念硕士学位的全部学费。
无论如何，中国的股民都应该谢谢她——史美伦。这个坚强而伟大的女性，这个远离家庭，为中国证券市场呕心沥血工作了3年的女性，她给国内市场带来了先进的价值评定标准，对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国内市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计划经济特征明显，很多问题积重难返，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监管工作任重而道远，不是一个部门、一个人能彻底解决的。然而史美伦的努力不是白做功，她推动了中国股市的规范发展，日后必有健康蓬勃的那一天。
吃水不忘挖井人，那时的股民，会在回忆中深深感谢这个看似无情，实际情系祖国经济发展和千千万万人利益的女人。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那时的监管人员也会深深感谢史美伦推出的各项制度和法规，为他们打下了良好的监管工作的基础。
史美伦带给我们的启示：
1.做女人难，做个女高官更难，但只要拥有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为而沩之的决心和勇气就能走出自己的路。
2.“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官员手中的权力，不仅关系着个人的荣誉和财富，更牵动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利益。
3.真理通常只为少数人所掌握，要有所作为的人，就要掌握自己笃信的真理，而坚持真理，那就必须能承受压力和委屈，并为之无怨无悔。
一个女人更应记得，耶稣在救世布道的过程中受尽苦难，却不退缩。最终为世人理解敬仰。要做制度的先遣者也必须要有如此执著前行的精神，才能执法如山，才能令人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