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北方相继出现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这些少数民族也因而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过程，南方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和繁荣，加上战祸连绵，社会动荡，这一切都促使中医学在前代业已获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众多名医大师，各自根据不同的环境条件和实践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和推进中医理论的发展途径和发展进程，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把中医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高峰，从而也推动了养生学的发展。刘河间在《原道论》中，强调气是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他认为：“故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指出当时常用的养生法如调息、导引、内视、咽津等，其机理在于调气、定气、守气、交气，起灌五脏和阴阳的作用。李东垣一本刘河间对气的重视，因人体之气主要来源于脾胃，所以在论养生时特别提出《脾胃将理法》。朱丹溪改弦易辙，强调阴精对人体的作用，认为人之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因而在治病与养生上都以激阴为主。朱氏认为随着年龄增大，其阴更衰；故老年病，更多由阴虚造成。由于对阴精的重视，朱氏特别强调节欲，提倡晚婚，著有《色欲箴》；还有《茹淡论》，主张老人饮食清淡，避免因“厚味”助“阴火而致毒”。金元四家以外，严用和倡“补脾不如补肾之说”，为后世广泛运用补肾法抗衰老，防治老年病和其他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一时期的养生著作，今存者计有宋朝的十一种：李防《太平御览·养生篇》、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和《养生月览》、佚名的《养生秘录》、蒲虔贯《保生要录》、姜蜕《养生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愚芥老人《延寿第一绅言》、赵希鹄《调燮类编》、陈直《养生奉亲录》。这一时期的文人学士对养生学也很重视，苏轼的《问养生》《养生说》等（见《苏沈良方》）见重于时；其他如马永卿《攋真子·沦养生》、陆游《养生诗》等。
元代中外医学交流亦屡见不鲜。中国药物、针灸法在阿拉伯世界很流行。《马可·波罗行纪》描述了作者在马拉巴所见中药运经亚丁，转输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情景。1313年，波斯医生拉代德·阿尔汗·阿尔哈姆丹尼（约1247～1318年）编成《伊尔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一书，包括了中医脉学、胚胎学、妇产科学、药物学等诸方面的许多内容，特别提到了王叔和之名。《大越史》记载：元朝针灸医生邹庚曾赴越南为诸王治病。1270年，元朝设阿拉伯式医院组织“广惠司”，由阿拉伯医生主持医疗。1292年，元京城设“回回药物院”，负责翻译“回回药方”，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学宝库。
元朝的养生专著共有七种：丘处机（长春子）《摄生消息论》、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王珪（洞虚子）《泰定养生主论》、汪汝懋《山居四要》、瞿佑这《居家宜忌》
和《四时宜忌》、忽思慧《饮膳正要》。其中，《泰定养生主论》从幼年就开始注意养生，自幼及壮至老调摄有序，与今日所知变老过程是在老年到来以前很早就开始的论点暗合，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