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中国自分裂而走向新的统一，边疆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民族大融合的出现，封建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迈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医学也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
两晋至隋唐，佛、道两教盛行，也影响到医学。有些医学家，其实也就是道家，如陶弘景、葛洪、孙思邈等。陶弘景的《养生延命录》与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都是养生学的重要著作。上层阶层炼丹、服石的遗毒，直至明代还时有兴者。对于神仙迷信之说，当时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张华《博物志》即用实例来揭穿方士的骗术，否定得遭成仙之说，并提倡确有实据的长寿老人的长寿经验。
唐代孙思邈虽然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但他毕竟是临床医学家，所以他养生的主导思想仍是实事求是的。他本着“不违情性之欢，而俯仰可从；不弃耳目之好，而顾丐可行‘以及’易则易行，简则易从”的原则，对养生之道作了具体详尽而又通俗的论述，叫人一看就会，而不似老庄之学那样虚无缥缈。他既主张静养，又强调运动；既提倡食疗，又主张药治；既要求简朴，又注意卫生；既强调节欲，又反对绝欲。不但衣、食、住、行都谈到了，还专题讨论了老年保健；不但养生，而且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孙氏养生有道，并且身体力行，据说活到一百零二岁。孙氏著作中有关的养生资料，是唐以前和他自己经验的总结，对后世影响很大，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后，附有《孙真人养生法》节文一卷；今存的文献还有《唐孙思邈卫生歌》和《摄养枕中方》两种，《千金》食治篇与养性篇，也有单独梓行者。
至今尚存的养生学专著，以这一时期为最早，有晋代许逊《灵剑子》、梁代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隋代巢元方《巢源补养宜导法》、唐代司马承桢《天隐子养生书》、唐代施肩吾《栖真子》《养生辨疑诀》、唐代王焘《外台辑养生导引法》等，共十一种。其书佚存目者，尚有张湛《养生集要》、王仲丘《养生纂录》、高福《摄生录》、郭霁《摄生经》、斐煜《延寿赤书》、郑景岫《四时养生论》、穆殷《四气摄生论》等七种。
最后，这一时期，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扩大，中医学与其他各国、各民族医药学的渗透、交流也日渐密切。印度医学随佛教一道传入中国，汉译《龙树论》《婆罗门药方》等作品介绍了许多印度药物和药方。中亚著名科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980～
1037年）所著《医典》中，有许多药物、药方采自我国中医典籍。阿拉伯国家使节和商人也赠送和贩人中国大批乳誊、血竭、木香等阿拉伯药材和药方。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中，多载朝鲜药物，如五味子、芜荑等，中国医书中明示治脚气方为“高丽老师方”。552年，我国政府赠日本使节《针经》一套。562年，日本留学生将各类中医医学一百六十卷带回日本。608年，日本推古天皇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等来华学医，十五年后学成回国；带去《诸病源候论》等大批中医典籍。
701年，日本采用唐制，设立专施医药的职官“疾医令”。733年，日本留学生荣睿、普照等来华学医。鉴真和尚于753年东渡日本，带去了大批中医经典。805年，日本医生菅厚清专程来华学医，学成归国后竭力提倡中医，于808年把《素问》等中医经典编译成《大同类聚方》一百卷。后来，日本医学家小野直根还著有《太素经集注》，阐释中医学理论。唐代名人沈俭期、刘禹锡等去过越南，用中医治好许多越南患者，深受越人爱戴。通过与外国医学的交流，既传播了中国科技的光辉成果，又丰富了中医学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