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名医淳于意（前 215～？）首创医案（时称“诊籍”），详细记录患者姓名、职业、地址、病情、治疗经过、预后等情况，不但体现了医生严谨负责的职业道德，而且为总结经验、发展中医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行之有效的手段。
我国医生的传统医德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发扬光大。东汉初年名医涪翁（1世纪初）对病人“不限贵贱，皆磨踵救之而不求报”，就是这种崇高品德的一个典范。
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业已形成的基础上，两汉时期我国的名医大师更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如东汉卫汛（一作卫沈，3世纪人）撰有《颅囱经》一书，谓“小儿初生，颅囱未合，证治各别”，论述了儿童与成人不同的生理结构和治疗原则。《颅囱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原书佚于明代，今本为《四库全书》辑佚本，两卷）。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被后世尊为“外科始祖”的东汉名医华佗（？～208年），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展了我国的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学。他将莨菪子、乌头等药制成“麻沸散”。施行手术时，先让病人用酒冲服，然后可以开腹剖背，或切脾、割肿瘤，或剜去淤积，清洗内脏。然后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便愈合，一个月后，就能痊愈。华佗用“麻沸散”施行全身麻醉术，较西方发明全身麻醉早了一千六百余年。
总之，两汉时期，中医学已经超越经验行为阶段，完成了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创立工作，为中医学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坚实的基础。
秦皇、汉武，都是长生不老的热烈追
求者。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一批自称持有长生术的方士和得到的神仙，道家也得到很大发展，以后更益以佛家。于是，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以至房中术之类养生之书，充斥天下。就拿《汉书·艺文志》
来说，把医书列为方技类，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前两种合计十八家，四百多卷；后两种其敷相若，可见当时影响之大。当然，这些书今日所见甚少：而且，我们也不能抱一概否认的态度，而要提倡沙里淘金的精神，去发掘其中的宝藏。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前168年）出土的竹简、帛书中，就有关于经脉学说、脉学诊断和治疗的记载。而在武威出土的东汉早期医药简牍，内容更加丰富，包括内、外，妇、五官等科医方三十条、用药一百种，有汤、丸、膏、散、醴、滴、栓等剂型，且几乎全是复方。
约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共录药物三百六十五种，计有植物药二百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四十六种，在临床上有明显的疗效。《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善的药物学专著。该书提出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原则，一直为中医药学所沿用。
东汉张仲景（150～219年）长期刻苦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著《伤寒杂病论》一书。他从临床实际出发，吸取当时医学上的新成就，把《内经》
以来的病因学说，脏、脉、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辩证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还论述了一些处方用药的加减变化规律。《伤寒杂病论》是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医学经典，为中医治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仲景不但是个临床专家，而且也很
重视养生，他曾抨击那些平时不注意摄养身体的人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救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至于具体的养生原则，他在《金匮·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曾提出：“若人能兼慎。不今邢风千忤绎络”“导引、吐纳”“房室勿令竭之，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以及“饮食禁忌”等等，都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华佗不但是个一专多能的外科专家，他对养生学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主张积极的体育锻炼，认为是去病延年的重要途径。他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根据古导引法，创造出“五禽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华佗坚持作五禽戏，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
吴普仿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师徒二人，都是养生有道的光辉范例。
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也有养生专论，并已有寿命与遗传有关的创见：“夫禀气渥则体强，体强则命长；气薄则体弱，体弱则命短”。所谓禀气，即先天的禀赋，应与现代的遗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