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计划一出，便招来一片嘘声，舆论皆认为嘉宏的收购价过低，显然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李嘉诚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嘉宏盈利能力有限，而且其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同时他又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如有人肯出5港元的收购价，他会考虑出售。
李嘉诚的话未得到认同。在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小股东们纷纷提出质询：嘉宏公布的1990财政年度的业绩显示，盈利状况甚佳，年盈利率比上年增加29％，达到了13．16亿港元；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使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显示出嘉宏的发展前景是较好的。
结果，嘉宏私有化计划在一片鼓噪声中，以不足1／4的支持率而胎死腹中。
这次私有化失败的原因，是收购方对嘉宏的评估与实际业绩产生了很大差异。嘉宏资产估值应该在每股5～6港元的水平上，4．1港元的出价未免太低，显然是肥了大股东，而损了小股东。李嘉诚素来关注小股东利益，这一次却有失长者风度，是何缘故呢？
其间，曾有一个英国基金趁机斥资吸纳嘉宏股票，嘉宏表示不提高收购价，可能与此有关。因为不提高股价，可使那些趁机炒作嘉宏股票者的图谋落空。
此外，小股东反对私有化，除认为和黄条件“苛刻”外，股东们均看好嘉宏的前景，舍不得“忍痛割爱”，又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大原因。
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之后，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李嘉诚只好耐心等待。
1992年5月27日，“大限”期满，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建议。收购价为每股5．5港元，较停牌前的收盘价高出32％。
对这一价格，小股东们自然无话可说，欣然而受。因此，在7月10日的嘉宏股东会议上，该私有化建议以96．7％赞成票获得通过，最终得以实行。
这次收购之所以成功，是大股东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又顾及了小股东利益的缘故。
从此之后，长实系只剩下长实、和黄、港灯三大上市公司了，总市值除银行外仍据全港财团之首。
通过私有化，李嘉诚不再使长实系所有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实绩都暴露于公众面前，这有助于维护商业机密。在许多商业活动中，李嘉诚便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当然，对李嘉诚实行私有化的目的，我们未必需要了解，他实行私有化的方式，倒值得我们借鉴。本来，以他的股市经验，完全可以趁股市低潮时，以超低价格将公司收归手中，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充分考虑小股东的利益，以他们较满意的价格实行收购，充分体现了他的大仁大义。
顺便提到，李嘉诚在董事袍金上的做法，也同样体现了照顾舍己为人的无私精神，同样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帐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80年代初的年薪。
以80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家公司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李嘉诚20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
李嘉诚曾兼国际城市的主席，该公司为他开200万元袍金，李嘉诚全部人长实帐号。
与李嘉诚不谋私利的罕见做法比，刘蛮雄大概属另一个极端。1989年度，爱美高系的爱美高股东应占盈利0．47亿元，而董事6人袍金竟达0．46亿元；该系华置盈利1．56亿元，董事袍金0．36亿元；该系中娱亏损0．61亿元，董事袍金0．36亿元；保华亏损0．53亿元，董事袍金仍不菲。光刘蛮雄主席一人，年董事袍金达1亿港元，故舆论称他不再是“打工皇帝”，而是“打工上帝”。
在董事袍金这点上，李嘉诚问心无愧。他曾与美国《财富》记者说道：“确如外界所传，我的董事年薪（袍金）是641美元，这比办事员的工资都低得多。不过，我即使支取1000万美元董事年薪，它比我所做的工作该拿的都少。”
业界人士，对李嘉诚拿象征性袍金深表折服，却不敢效仿。有人理直气壮道：“董事袍金，是我参与决策管理的契约酬劳，我为什么不该拿？我不是大股东，我一家靠什么食饭？”
不少舆论为此观点推波助澜，说李嘉诚“小利不取，大利不放”。他每年放弃数千万元袍金，却获得公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
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帮衬，长实系股票被抬高，长实系市值大增，李嘉诚欲办大事，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价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的年度，李嘉诚所持长实、生啤、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12．4亿港元——尚未计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年息。
故有人言，一般的商家，只能算精明。惟李嘉诚一类的商界翘楚，才具备经商的智慧，舍小取大，李嘉诚又是其中最最聪明的人。
但是，凡经商皆是为利，如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李嘉诚能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这在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能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不错，李嘉诚确实舍小利，而牟取大利。他拥金据银，却不大撤银纸追求奢侈，而拿出不菲的钱款用之于公益，就此一点，更是难能可贵。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李嘉诚这种成全他人利益的做法，无疑是得人心的，所造成的良好影响虽然看不见，但时时处处都可能对他发挥良好的作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尤其是这样。但是，一个高尚或有智慧的商人，却往往首先考虑他人的利益，甚至把自己的利益让给别人，以求人和，以求更大的利益。
记住“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做人必须要做明白人。有进有退。是明白人一生的法则。李嘉诚的成功是巨大的，这种成功在为他带无尽财富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名望。但是，李嘉诚牢记“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言行谨慎。保持低调。
李嘉诚、包玉刚继续成功地收购了英资大型企业，彻底扭转英资在香港占绝对优势的局面。盛誉铺天盖地，盛誉又来之不易。在一片喝彩声中，李嘉诚并未陶醉其中，沾沾自喜。世人言：“创业容易守业难”，“前车之鉴，后人之师”。最典型的教训，莫过于和记黄埔的前大班祈德尊。祈德尊是个收购企业的高手猛将，却不算管理庞大企业的行家里手。他发展过速，结果消化不了，终于把集团拖垮，痛失江山。
李嘉诚进入和黄出任执行董事，在与董事局主席韦理与众董事的交谈中，他们的话中分明含有这层意思：“我们不行，你又行吗？”
李嘉诚是个喜欢听反话的人，他特别关注喝彩声中的“嘘声”——香港的英商华商，都有人持这种观点：“李嘉诚是靠汇丰的宠爱，而轻而易举购得和黄的，他未必就有本事管理好如此庞大的老牌洋行。”
当时英文《南华早报》和《虎报》的外籍记者，盯住沈弼穷追不舍：为什么要选择李嘉诚接管和黄？沈弼答道：，
“长江实业年来成绩良佳，声誉又好，而和黄的业务脱离1975年的困境踏上轨道后，现在已有一定的成就。汇丰在此时出售和黄股份是顺理成章的。”
他又说：
“汇丰银行出售其在和黄的股份，将有利于和黄股东长远的利益。坚信长江实业将为和黄未来发展作出极其宝贵的贡献。”
李嘉诚深感肩上担子之沉重。
俗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细究之，李嘉诚似乎一把火也没烧起来。他是个毫无表现欲的人，他总是让实绩来证实自己。
初人和黄的李嘉诚只是执行董事，按常规，大股东完全可以凌驾于支薪性质的董事局主席之上，李嘉诚却从未在韦理面前流露出“实质性老板”的意思。李嘉诚作为控股权最大的股东，完全可以行使自己所控的股权，为自己出任董事局主席效力。他没有这样做，他的谦让使众董事与管理层对他更尊重。他出任董事局主席，是股东大会上，由众股东推选产生的。
“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嘉诚的退让术，与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嘉诚能较快地获得众董事和管理层的好感及信任。在决策会议上，李嘉诚总是以商议建议的口气发言，实际上，他的建议就是决策——众人都会自然而然地信服他，倾向他。韦理大权旁落，李嘉诚未任主席兼总经理，已开始主政。
李嘉诚人主和黄实绩如何，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李嘉诚入主前的1978年财政年度，和黄集团年综合纯利为2．31亿港元；入主后的1979年升为3．32亿港元；4年后的1983年，纯利润达11．67亿港元，是入主时的5倍多；1989年，和黄经常性盈利为30．3亿港元，非经常性溢利则达30．5亿港元，光纯利就是10年前的10多倍。盈利丰厚，股东与员工皆大欢喜。
现在，不再会有人怀疑沈弼“走眼”、李嘉诚“无能”了。
相反，一篇综述和黄业绩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
“沈大班慧眼识珠，李超人不负众望。”
今日香港，提起“超人”，无人不知指的是谁。李嘉诚的这一称号，是谁最先提出的呢？
人言人殊，有人说是长江公司的人最先叫起来的，他们对老板最熟悉，也最敬佩。长江公司的人称，是看到报章这样呼的，大家都这么叫，我们也跟着叫。李先生知道后，还批评过手下的人，他并不希望别人这样称呼他，不过，报章都这样称他，他才默认了。
不管怎么说，在香港这个拜金若神、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李嘉诚能不为眼前的名利所动，处处照顾股东和公司的利益，处处体谅他人的感情，实在是难能可贵。
难怪，有人说，长江实业最珍贵的财产就是李嘉诚，这就无怪乎香港人提到李嘉诚，多少带有崇敬的意味。
对那些有生意头脑的人来说，赚钱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名利双收。有的人赚了钱，名声却臭了；有的人绞尽脑汁追求名利双收，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要想这两方面兼顾，靠运气没用，靠使诈弄巧更不行，非得才华品德两全不可，后者甚至更为重要。
李嘉诚极少有风头意识，香港记者写的有关超人的新闻。报道，多是来自记者招待会，或“外围”采访。李嘉诚似乎对远道来的记者要客气些，如欧美记者。内地的深圳市记者夏萍小姐也曾独家专访过李嘉诚，令自诩无孔不入的香港记者汗颜，各报馆如发生地震。
据传，香港记者无一人专访过超人。林燕妮名气不可谓不大，那时她替《明报周刊》做“数风云人物”访问，遭李嘉诚婉拒。最后林是以广告商的身份去长实洽商业务，才接触到李嘉诚。
材燕妮说：“李嘉诚亦不是绝对不肯接受访问，熟知他性情的长江中人说，老板小锋（风）头不肯出，很大的锋头又不同。如果是《Time Magazine》（时代杂志）、《Newsweek》（新闻周刊）访问，便当然有希望了。”
李嘉诚绝无歧视香港记者之意，他不便开这个先例，香港有这么多的报刊，这么多记者，李嘉诚什么都不干都应付不过来。不过，超人会在公众场合，很友好地回答众记者的提问。
都说近来超人与传媒关系不似以往融洽，其实对记者，李嘉诚的态度是十分友好的。他曾经谈到这么一件事：“我做人的宗旨是对已刻苦，善待别人，还有勤奋与重承诺，也不会伤害他人。有一次，一个我很讨厌的报社的记者在我公司楼下等我，我刚刚上车，同事说他已经等了两小时，他正要离去。我立即叫司机倒车，向记者说可以谈一下，因为我不忍心他站了两个小时，回去没有东西交代。”
1995年秋，《东周刊》所说：李嘉诚一向对记者都非常好，记者有提问，他例必回答，总不会令记者们失望。但近来他见到记者，总是重复以下一段话，他说希望不令传媒失望，但记者就觉得好闷。
李嘉诚说：“我好喜欢同年轻人谈谈，在北京的时候，虽然好匆忙，连休息时间都没有，边吃三文治边回答记者问题。
“那时，讲明不会见报，记者亦好合作。我现在实在不能够回答记者问题，真是抱歉，如果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就一定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所以我只能够再三道歉。
“我真是好喜欢同你们谈一谈，但你们有时候太断章取义，好似最近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后来香港《文汇报》又刊登全版访问，人们会觉得我经常曝光，我不想本人树大招风，又不想碰壁——讲多错多，所以挑个适当时候，再同大家慢慢倾谈。”
该文说：“诚哥用了足足15分钟，重复以上对白，他出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年图片展、敦煌文物展、航天集团20周年酒会……都讲过以上对白，可见实在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