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和”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陈嘉庚获悉，心急如焚，8月15日便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成立了”马来西新加坡筹赈祖国伤民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他在大会上号召：“今日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而持久，新加坡为全马或南洋华侨视线所注，责任非轻。”新加坡华侨的爱国行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南洋各地纷纷建立“救灾会”、“慈善会”等救亡团体。
为了使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更大的贡献，筹赈工作更好地开展，经陈嘉庚等华侨领袖的组织发动，1938年10月10日，他们召集南洋各地45个华侨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
，成为南洋华侨救国总机关，陈嘉庚任主席。他们把分散的东南亚各地华侨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团结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使南洋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到1940年12月，海外华侨救亡团体发展到919个，其中南洋华侨救亡团体就达703个。
南洋华侨在南侨总会的组织发动下，首先在财力上支援祖国抗战。华侨捐款的主要形式有常月捐、特别捐、节约捐等。陈嘉庚在“新加坡筹赈会”成立大会上，带头认常月捐，每月捐国币2000元，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在他的带动下，南洋华侨对祖国抗战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抗战头四年，南侨总会筹集给中国政府的捐款，总数约值国币四亿元。
而在物力方面的支援，陈嘉庚和南侨总会其他领导发动华侨捐赠的飞机、汽车、衣物、药品等也源源不断地运到祖国。仅菲律宾一地，1938年捐献的飞机50架；1940年的捐献运动中，仅新加坡就捐汽车40多辆。
在人力方面，陈嘉庚积极组织华侨回国参战。在南侨总会的号召和组织下，有一千多名华侨青年回国参军作战，如在当时的中国空军驱逐机飞员中，华侨几乎占四分之三。1938年8月，滇缅公路竣工通车，全长1146公里，沿途高山峻岭，道路崎岖，急需大量的汽车司机和维修工人，陈嘉庚知道后，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华侨踊跃应征，“数月之间，热诚回国者三千二百人。”仅1939年7月到1942年7月三年之间，经滇缅公路运输回国的军需品和其它物资共45.2万吨。
陈嘉庚还在南洋华侨中“极力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把它作为南洋总会抗日救国主要任务之一。这项工作，给日本在南洋的经济活动以沉重打击。
抗战初期，身为国民党副总载、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就提出“抗战牺牲论”，大肆散布“和则存，战则亡”的反动言论。为此陈嘉庚多次致电谴责汪精卫，并在报纸上公开披露。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当时正是广州失陷和武汉撤退的国难紧要关头，汪精卫却公然发表臭名昭著的“和平谈话”，散布悲观妥协言论。大会开幕时，陈嘉康先生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发一个电报提案：“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提案获得大多数参政员赞成通过，将原文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当时，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身份担任大会主席，提案通过后，脸容惨变，坐立不安。这个提案给投降派以沉重打击。著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给予高度评价，说：“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以后，和日本帝国主义合谋，派人到新加坡，企图组织伪侨务委员会，阻止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大造反共舆论。陈嘉庚以南洋总会的名义发出题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华侨毋为妖言所惑“的《通告》，指出：共产党自”抗战以来，屡建殊勋“、”光明正大，可以质诸天地鬼神，岂汪贼及少数嫉忌党人所能破坏耶“？
为了了解国内抗战情况，鼓励祖国军民的斗志，使海外华侨更加努力抗战工作，陈嘉庚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1940年3月下句，陈嘉庚一行抵达重庆，国民党要员多人先后到他住处，极力诽谤共产党，并对他的延安之行加以劝阻。陈嘉庚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答之，并亲赴延安慰劳考察8天。回到重庆后，他应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作了题为《西北观感》的报告，如实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军民奋勇抗战的情形，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明白了真相。回新加坡后，他也如实地向华侨报告自己回国的见闻和感受，鼓励华侨更加努力抗战。
由于陈嘉庚先生积极投身抗战，日方把他视为”南洋抗日的巨头“，占领新加坡、爪哇等地之后要缉捕他。但由于华侨的尽心掩护，他幸而平安。在爪哇避难期间，他撰写了《南侨回忆录》，于1946年出版，影响很大。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创办了《南洋日报》，进行爱国民主活动。
1949年6月初，陈嘉庚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从新加坡回到北京。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建国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1950年1月15日，陈嘉庚最后一次回到新加坡，先后以《回国观感》、《福建建设前途乐观》为题发表演讲，并连续在《南侨日报》上发表此次回国畅游南北、进行视察的观感。这些演讲和文章以详尽、动人的事实、报告新中国各方面的新气象，后又汇编成《新中国观感集》一书，在新加坡出版，先后印刷60万册，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使新中国在海外的威信得到提高。
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住在集美。他仍积极参政，并再次进行全国性的考察旅行，提出过许多提案和建议。他特别关心家乡的建设，对建设福建提过许多卓识远见。在修建鹰厦铁路、厦门海堤和杏林围垦中，陈嘉庚都起了重要作用，对50年代福建经济的恢复和振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故乡集美，陈嘉庚不但主持抢修了在战争中遭破坏的集美校舍，又进行大规模的扩建，短短几年中，一幢幢壮丽的校舍拔地而起，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等于解放前校舍总面积的四倍。集美渐成为一个昌明教育、培养人才的学村，而且也成为风景宜人的海滨游览胜地。他亲自筹措经费，为厦门大学设计督建了”建南“大会堂，图书、生物、化学和物理四个建筑面积达五万九千多平方米。
集美和厦门，凝结了陈嘉庚一生的心血。由两鬓青春的壮岁，一直到须发斑白的暮年，数十年如一日。他一生献给文化教育的钱，约合1982年的一亿美元，人民币一亿五千万元，创办或资助过的学校超过百所。在私人办教育的历史上，这是前无古人的。
晚年期间，陈嘉庚先生虽年过八旬，但仍精神矍铄，关心着国家大事。1958年1月，医生发现他右眼眶上隆起一粒肿瘤，确诊为鳞状皮癌。周恩来总理知道后，请他到北京，指派著名的医师为他治疗，使皮癌得到控制。但老人闲不住，带着病又到东北、山西、湖南等地参观考察。由于过度疲劳，1961年6月，他突发脑溢血，虽然抢救了一个多月，终因年老全身机能衰竭，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陈嘉庚先生常说：我的钱是”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该花的千百万都不吝惜，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平时，国家每月给他300元的薪水，他用15元做伙食费，余额便充作集美学校的经费。他临终前，还把在国内的存款三百三十多万元全部献给国家。他在对家属与亲友口授的遗嘱中，一再交代：“最要紧的是国家前途”，“人有一次死，早死晚死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国家。”陈嘉庚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的生平是无愧于这八个大字的。同学们，陈嘉庚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业绩永远留在祖国大地上，他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二·七”忠烈精神永存
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其中有一位革命烈士林祥谦，是我国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他于1923年2月7日在武汉发动京汉铁路大罢工时，被军阀吴佩孚杀害，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他的墓地在故乡福州南郊枕峰山，有台阶27级，象征“二·七”这个难忘的日子。1992年10月19日，在他诞辰100周年时，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都为烈士题了词。全国各地有关部门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这说明，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留给我们的忠烈精神却是永存的，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他。
在黑暗的旧中国，在马列主义真理尚未被人民所普遍接受之前，林祥谦敢于面对敌人的屠刀，大声疾呼，视死如归，用自己的行动来殉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与其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穷则思变”，易于接受党的教导，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分不开的。林祥谦是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尚干乡人，1892年10月19日出生在圣宫桥畔一个贫农家中。他自幼聪明能干、秉性刚强。由于家贫，一家三代过着饱经忧患的生活，住的是茅草棚，吃的是野果杂粮。为补贴家用，他6岁就上山砍柴和上街卖油条来换钱度日。因为他地位低下，常常遭到无端的欺压和凌辱。有一次，几个富家子弟偷摘龙眼，林祥谦加以劝阻反遭毒打。他回家后对母亲说：
“难道穷人就该受欺侮吗？”他在地主家墙壁上写了“打倒地主仔几个大字，表示了极大的愤懑和不平。
1911年12月，他陪妹妹到汉口作客，正值辛亥革命风起云涌，革命气氛十分高涨，对他后来投身革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二年，他在妹夫周速城和几位福建老乡的帮助下，入江岸工务修理厂当工人。该厂厂长是法国人，欺压劳工更似豺狼。工人们起早摸黑，力气用尽，赚来的钱还不够养家糊口，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此时，林祥谦家中已有妻儿，生活并不宽裕，但见工友有难，总是倾囊相助毫不吝啬。有一次，他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送给湖北籍的工人；还有一次，他把家中仅中有的大米送给困难的工友，表现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年冬天，党派陈潭秋、林育南、项德隆（项英）等同志深入京汉铁路工人中宣传马列主义，发展组织。林祥谦受到教育后进步很快，立志要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奋斗一生。他日夜奔走，号召工人们要团结起来，他对工人们说：“工人没有结成团体就要受压迫。我们要先成立俱乐部，团结起来和反动势力斗争！”1922年1月22日，江岸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他被推选为工人俱乐部干事。在林祥谦等人的努力下，工人俱乐部办得有声有色，像一块大磁铁吸引着广大工人加入。1922年6月1日下午，工人黄宝成被反动路警打伤了，林祥谦与几个工人代表到路局交涉，要求查办凶手，经过据理力争，迫使路警头子不得不带上凶手到俱尔部向工人赔礼道歉。这件事，让林祥谦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工人团结的力量。从此，他更加勤奋从事于促进工人团结的工作，深受工友们的拥戴，不久又被选为京汉铁路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是年夏，林祥谦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1923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北洋军代吴佩孚的武力阻挠。总工会决定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并将总工会移到汉口江岸办公。2月4日上午9时，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命令后，当即下达罢工令；江岸机器厂工人黄正兴于九点零四分接响了汽笛，全线各站工人一致行动，前后不到两个小时，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长达千余公里的京汉铁路顿陷瘫痪。与此同时，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工人二万多人举行游行示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口号此起彼伏，声势十分浩大。吴佩孚和帝国主义分子加紧勾结，密谋屠杀工人。2月7日，吴佩孚命令部下肖耀南、张厚生等人在郑州、江岸、长辛店等地血腥镇压。工人梅才咏一家被杀；纠察队员曾玉良扛着大旗牺牲在总工会门前；林祥谦的二弟林元成在动乱中飞身报告哥哥，也因工头告密被活活砍死！但工人们决不妥协，他们冒着枪林弹雨，高举纠察队大旗，高唱“颈可折/肢可裂/奋斗精神不可灭”继续坚持游行，表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走狗直系军阀吴佩孚血战到底的决心。
吴佩孚急红了眼，把林祥谦绑在电杆上，企图强令他宣布复工。他被敌人砍数刀，砍一刀问一句：“上不上工？”林祥谦浑身是血，始终回答：“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他大义凛然，直至牺牲，时年31岁。他死难那天正是农历大年卅一，天昏地暗，山河都为之动容！
“二·七”惨案，因工人们赤手空拳，被杀四十余人，被捕六十余人，伤数百人，开除千余人。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如周恩来同志在半个世纪前指出的那样：“二·七”纪念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大流血的一幕！它开创了中国工人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同时，也反对中国资本家的流血斗争。它成为1925年到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的启明运动。“几十年来，中国的斗争实践证明了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二·七“烈士唤醒了沉睡中的国人的觉悟，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创建了新中国。
闽籍科学家们的道德风范
我们伟大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生长的八闽大地，是祖国锦绣山河的一部分。当代福建科技人才辈出，现在闽籍院士七十多人，名列全国各省前茅，这是福建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不论科学家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领域多么不同，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相同的，他们”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职业道德是一致的。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们不畏难、永向前，孜孜以求地去攀登科学的顶峰。那种一息尚存奋斗不息的精神，对同学们来说，就是无价的财富。
21世纪指日可待，竞争将更加激烈，谁能攻占高科技的制高点，谁就将成为科技强国。科技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如今的青少年就是下个世纪的栋梁之材，想一想你们肩上的重担和所背负着国家与民族的希望，怎么敢不争分夺秒地去掌握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精华呢！
以人为镜，我们不妨简要介绍几位为国争光的闽籍科学家生平片断，以激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