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是骄傲的，因骄傲而寂寞；他也是自知的，因自知而痛苦。长期痛苦的内心体验导致抑郁症的产生。抑郁症患者自杀率高达12%～14%，所以此症被称为隐性杀手。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说：“这种病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如英国戴安娜王妃一生中患过4次忧郁症，多次自杀，伍尔夫、普拉斯、三毛都死于抑郁症。
那喀索斯投水而死，哥哥坠楼而亡。他们都有水仙临水照花式的爱恋，一个爱自己的幻影，一个爱传统观念之外的人，他们都陷入了爱而不得的宿命。张国荣与唐先生真心相爱，既非强占，亦非乱伦，他们到底招谁惹谁了呢？于己有益，于人无害，为什么世人不能接受？竟有人还说：“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我才慢慢明白尊重与体谅。才慢慢明白，没有比道德优越感更堵心的面具。”虽然是偏向于哥哥的话，却让我看着好笑，这跟道德有什么瓜葛呢？尊重是必须的，体谅根本不应该存在，体谅是说一个人做错了，你要接受和宽恕他，哥哥做错了什么？他凭什么需要你们的体谅？
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
电影人金娜说：“我人生第一次采访是1998年在花园饭店，因《红色恋人》采访张国荣。鼓足勇气举手问，你会为爱而死吗？全场哄笑。我的脸刷的红了。哥哥说：‘你问得好，但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群访结束，他特地走到我身边说：‘不要在乎他们的笑声，你问了今天最好的那个问题。’”
哥哥虽然说电影是电影，人生是人生——回避了这个问题，但他始终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会为爱而死。
“时间是不等人的。这是电影《暴雨将至》里修道院神甫说的一句话。此刻的张国荣最无法忍耐的就是时间，如果时间静止，他或许可以度过这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时刻。”
这一时刻是2003年4月1日下午18点41分，张国荣已经在文华酒店24楼健身房外的露台上徘徊了一个多小时。对于死亡，他是迟疑的，遗嘱上说自己无法忍受病痛——忧郁症的折磨，但是时间是不等人的，不能在这一刻静止，下一刻，他必须去做他应该去做的事情——他望着这可怕的未来，毅然走向死亡。
时间如果可以静止，他就能在这静止的时间里多待一会儿，少些担心，少些忧虑。曾经有一段日子，我害怕黎明，希望时间在黑夜那一刻停止，在安静无扰中逃避即将到来的一切。《牛虻》中的亚瑟也是如此，他说，天就要亮了，又要去面对盖利那些人了。他爱他的事业、革命、神父、琼，但是那一切又让他感到烦躁。张国荣也很爱自己的事业，他说：“在这个圈子，我从来没有超然的感觉，我只是打了一份很长的工，很Devoted、很爱它。”辉煌的路上总是伴着荆棘，潇洒如哥哥也不能超然。有人说，博爱是破执的前提，我却认为，执破了，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自恋的人，总是关注自己多一些。哥哥这种极端性行为是偏执型人格的体现，但是我不喜欢把偏执视为精神障碍，宁愿把它归为一种极致的性情。人若成佛，便成了一个统一，因为佛佛相同，像庙里的偶像，不再可爱。
拍摄《红色恋人》靳和秋秋交换人质那场戏时，哥哥饰演的靳喊：“秋秋，记得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好名字。”然后导演喊卡。全场还在悲痛中，结果哥哥又对着还哭得稀里哗啦的梅婷说：“秋秋，记得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叫发财。”全场爆笑……
这可爱的形象就像邻家的兄弟，惹人疼惜。敬着你是远着你，而爱着你才喜欢和你接近。张无忌说，周芷若可敬又可怕，赵敏可爱又可恨。谁更能留在他的心里，一比便知。
哥哥虽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在人们心目中永留一个可爱的形象。生命的质量在于它的密度而非长短，瞬间的灿烂远好过长长的平庸。他是真正活过的人，也还仍旧活着。
与这个并不可爱的世界达成和解还是遗世独立保持自我？王小波笔下的大多数都融入茫茫人海，把自我消弥掉，成了一个他者。芸芸众生相，一幅完整的图画，人将不人。我一向不大喜欢集体主义，就像《浪潮》中被排除在外的卡萝，因为我看到了集体追求一致化的疯狂。所有的人都要遵从既定的规定，所有的人都要步调一致，所有的人都要在古老的卫道士添砖加瓦筑起来的道德系统里蠕动，稍有偏差，就被斥为异端。
张国荣难逃此劫，就算他践行了《红楼梦》里常说的“死了干净”也没干净——这个世界是没有隐私权的，尤其是名人，尤其是“酷儿”表演者——香港各大报纸连续数天以头条报导，其他地区如大陆、台湾，日本、韩国、美加，甚至欧洲等地的杂志、报纸及互联网，亦争相发放消息和评议。张国荣生前引起的争议因为这次自杀事件重新掀风鼓浪，更多的抨击随之而来，可见香港这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城市隐藏着多么严重的恐同意识，也映现了现代媒介集体歧视的恶劣形态。
陈也在《苹果日报》专栏写道：“寻死要为他人想，公德一点的选择，烧炭远较跳楼妥当。是以梅艳芳和张国荣不能给以‘表扬’。当天目击张国荣跳楼的巴士乘客与途人吓餐死，亦读过跳楼压伤无辜路人的冤孽新闻。”你要自杀也得看看楼下有没有人，会不会被你砸死，会不会被你吓着；你若跳海会污染水资源；你若自焚会央及乡邻，还是安安静静地吃安眠药最好，可是，以你的名气和影响力，树立了坏榜样，掀起一股自杀风潮，“张国荣跳楼九小时五人轻生，防自杀中心呼吁传媒勿广泛报道”、“自杀会传染，留心青少年”，某某专家也站出来大喊“不应美化自杀”。连自杀也这么麻烦，这个社会看起来真滑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到这些报道怎么就让人想起《倩女幽魂》里被关在牢里的写书人？
难怪《烈火青春》里哥哥说：“什么是社会，我们就是社会。”社会不曾为我负责，让我活下去，我为什么还要考虑这个囚笼里种种违及人性的谴责，为什么死后还得背负逻辑诡异的种种不良后果？
香港记者最擅长猎奇和偷窥，张国荣曾经评价：“我们香港的一位艺人在海外获了大奖只有那么一小条，倒是她男朋友和别人逛了街，占那么大一块儿。”他们看似文明，骨子里却比大陆和台湾更保守，对于一直呼吁的接受少数族群表面上接受，心底却厌恶，以至于歧视。对于张国荣的死，报纸、杂志一拥而上，为了迎合公众的厌恶情绪与恐同心理，刻意制造话题，大肆宣传张国荣是由于性向“异常”，感情大起大落，导致性情偏差，最终以自杀的方式逃避生命。所有这些对同性恋者鄙视和否决的论调，一笔抹杀张国荣自杀身死的个人意愿、饱受抑郁症煎熬的苦楚，以及他曾经在舞台上做过的艺术贡献。
甚至连抑郁症也被香港大众传媒诘难，突发奇想地说张国荣自杀事件可能导引大众潜藏的抑郁意识，种下“自杀的种子”。图文并茂、绘声绘色地用他人的死亡来炒作，其中不乏歪曲、污蔑、臆测，甚至指控其应为公众的精神困扰和生死负上责任，这些道貌岸然者披着温情的社会公义外衣，以文字为利器，肆意鞭挞一个已无还击之力的亡者……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悲痛欲绝的唐鹤德先生忍无可忍，终于在《明报周刊》上破例开腔，要求传媒不要再以文字、语言对哥哥进行鞭尸了。
一次聚会上，张国荣生前的好友梅艳芳、梁朝伟、袁咏仪、萧芳芳和叶童都来了，他们先后上台说话，倾吐多年来与哥哥共处的往事，台下的第一排坐位空着一张椅子，是留给哥哥的。台下的唐先生，异常沉默，因为流泪过多的眼睛布满血丝，一听到别人提起哥哥的名字，他就会被触动，默默低下头，紧握双手，似乎在告诉自己要坚强。大姐张绿萍、挚友陈淑芬坐在他身边，也一度情绪激动，伤心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