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对世界的态度（1933—1939）
1月30日：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
1月31日：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组阁，激进派占多数。
2月27日：国会纵火案。“为了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为希特勒提供了消灭反对派的手段。
3月1日：莱昂·布鲁姆对达拉第的财政复兴计划有戒心，于是辞职。
3月23日：希特勒攫取了全部权力。
4月1日：在德国，发动抵制在犹太商店购物一天活动，开始对犹太人实行迫害，没有引起任何抗议。反犹法颁布：犹太人不得从事公务员和自由职业。
4月7日：法律规定，“任何其双亲及其四位祖父母都为基督教徒，并且都是白色人种的德国人”为雅利安人；任何公务员都必须由雅利安人担任。
5月10日：戈培尔（Goebbels）开始焚书，同时宣布：“我要烧掉（Ich übergebe dem Feuer）”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穆西尔（Robert Musil）的书……雷蒙·阿隆评论道：“这些书和过去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藏书一样，在菩提大道上被烧得一干二净；焚书的火焰象征愚昧掌握了权力。”[195]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想起了海涅（Heine）的预言：“烧书的地方也在烧人。”[196]
7月：第一座集中营在达豪设立。
12月24日：斯达维斯基（Stavisky）事件发生，一起伪造市政府信用凭证的诈骗案把巴约讷市的这位激进党众议员兼市长牵连了进去，右派舆论一片哗然。
弗朗索瓦·科蒂（Fran?ois Coty）成立极右联盟——法兰西团结党。
罗贝尔·布拉西亚克、吕西安·雷巴特、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贝特朗·德·儒维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等人都在《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上发表文章，《我无处不在》是反犹的周报，由阿尔泰姆·法亚尔出版社于1930年创办。
背对世界？
一篇为犹太人写的通谕
随着希特勒掌权，埃迪特·施泰因感到了压在她的民族和她自己头上的威胁，尽管她受过洗礼，仍有遭受迫害的危险。她对自己的生存，但更多的是对德国犹太人的生存忧心忡忡——“我突然意识到，上帝又一次把他的手紧压在他子民的头上，这个民族的命运也就是我的命运”[197]——她企图得到教皇私下召见，恳求他发布处理犹太人问题的通谕。然而当她得知，由于大批的人涌入罗马，她不可能获得私下召见，而只能是一次“一小批人的召见”，即以一个小型委员会的形式接受召见，于是她放弃了这次旅行，只是写信给教皇庇护十一世，描述了德国犹太人的处境，表示出对教会前途的担心。可是她没有得到答复。“我知道我的信原封未动地交到了教皇手里。不久我甚至还得到了他对我和我亲人的祝福，不过仅此而已。后来我常常寻思，他是否偶尔会想起这封信呢？实际上，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先前对德国天主教的前途所预料的事情，一件一件都相继发生了。”[198]德国正在上演的这场悲剧还激起了她个人的责任感：“从大家的境遇看，我觉得自己真正受到的影响还小些，但是，我当然应该反复思考我应该做的事情……”[199]
1938年6月22日，庇护十一世委托美国耶稣会会士保罗·拉法奇（Paul LaFarge）以他的名义就人类的团结受到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理论威胁这个问题草拟一份通谕——这时他想起了埃迪特·施泰因的这封信吗？可是这份通谕后来石沉大海，其原因，是否与1939年2月10日庇护十一世突然去世有关呢？通谕草案作者的结论得到他的同意了吗？1939年3月2日继位的巴塞里（Pacelli）大主教是不知道有这份通谕草案呢，还是故意不予披露？这些问题，是最近出版的《庇护十一世隐藏的通谕：反犹浪潮下的教会未能抓住的一次机会》（L’Encyclique cachée de Pie Ⅺ.Une occasion manqué de l’église faceà l’antisémitisme）[200]一书提出来的，我们将在“1938年”这一章里对它们加以详细地考察。
加尔默罗会修女
1933年4月，埃迪特·施泰因得知夏季学期已无课可讲。拒绝了一份来自南美的教书工作之后，她决定加入加尔默罗修会——这是她在12年前就考虑好了的事情：“自从1921年夏天我偶然读到特蕾萨嬷嬷的《生活》……我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201]
她的母亲深感绝望，并将终生对此耿耿于怀，尽管埃迪特偶尔还陪同她上犹太教堂，唱《诗篇》：“如今犹太人，甚至连犹太教徒实际上都已经对弥赛亚失去了信仰，对永生也几乎同样不信了。因此我未能让母亲理解我的改宗或加入修会。”[202]此外她知道，母亲宁愿让她待在隐修院里，也不愿让她去拉丁美洲当教师，因此她就心安理得了[203]。纳粹剥夺了她在明斯特神学哲学教育研究所的教师职位，又剥夺了她的公民资格，这一切发生得就好像她在希望获得一种新身份一样：“想到我们在天上拥有公民权，有圣人做同胞和邻居，心里就高兴了，这样人就更能容忍尘世上发生的事情了。”[204]她的确曾用《罗马书》（8，28）里的一句经文安慰过自己：“1933年夏天在明斯特，当时我的前途障碍重重，但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经文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快乐。”[205]1933年10月14日，42岁的埃迪特·施泰因跨进科隆的赤脚加尔默罗女修院的大门，1934年4月15日得到修会的会衣，成为十字架特蕾西亚·本尼迪克塔（Teresia Benedicta de la Croix）嬷嬷。胡塞尔给她发来贺信，彼特·沃斯特（Peter Wust）评论说：“我们回到了世界，她却把脊背转向世界。”[206]但是她真的背对了世界，或者说摆脱了世界，完全沉湎于爱命运了吗？“那是一种全身心投靠上帝、停止一切精神活动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不能再订计划、做决定，甚至什么也不能做，而是把未来全都托付给上帝的意愿，完全依赖命运。我的精力已消耗殆尽，感到力不从心，失去了任何行动的能力，在这之后，我就一直处于这种状态。”[207]
然而施泰因在德国犹太人历史的这个关键时期加入加尔默罗修会，是不是对现实的逃避呢？一位朋友为她感到高兴，认为这样她就能免遭迫害，她却反驳说：“啊，那可不是，我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肯定会把我从这里带走；不管怎么说，我不指望他们会让我安静地待在这里的。”[208]她说的没错，后来她也表现得大义凛然，为犹太民族的获救而慷慨赴难。而且，在人们为支持“元首”而举行公民投票时，她就曾以犹太人没有公民权为由而拒不参加。当时曾有两个纳粹党徒前来胁迫她，她则报以这样的说法：“如果这些先生那么看重我的否决票，那我就满足他们吧。”
对世界负责
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我们已经指出，汉娜·阿伦特的选择是直面世界并用进攻的语言做出回应。照她所说，好几年以来她就在准备流亡。因为她比朋友们，如安娜·门德尔松（Anne Mendelssohn），要悲观得多，也更有远见。至少从1929年起，她就认为，不仅仅是纳粹，还有一大批德国人在跟着他们一起敌视犹太人。她决不愿做“二等公民”，不过，她一心要在离开德国之前干点儿事情。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委托她搜集有关当时正盛行的反犹宣传（被称为“煽动性宣传”）的证据。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她被盖世太保逮捕了，审讯了一周，后来由于证据不足被释放。她在柏林的家则成了被希特勒政权追捕的共产党人的避难所。
1933年她逃亡法国，在巴黎待了八年，后来由于没有证件，在居尔集中营关押了几周，此后便乘船去美国。在巴黎，她和法国知识分子同呼吸共命运，结识了雷蒙·阿隆、让-保罗·萨特、阿尔贝·加缪，经常去科耶夫（Kojève）的哲学研讨班听课，遇见了包括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内的其他流亡者，认识了后来成了她第二任丈夫的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为了维持生计，她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农业与手工业部、犹太移民青年团工作，与罗特希尔德家族的热尔梅娜·德·罗特希尔德（Germaine de Rothschild）男爵夫人合作，这是该家族中唯一得到她支持的人。这些社会工作和教育工作，如她所说，主要就是为犹太青少年筹措生活和学习的必需品，帮助他们移居巴勒斯坦。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只有此时，她才能稍稍把对所有那些支持希特勒的德国知识分子朋友的失望丢在脑后。她写道：“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有任何知识分子的事与我有关，我不愿再和那个圈子打交道。”[209]
一个在柏林的法国人
1932年西蒙娜·韦伊在干什么呢？她决定去德国了解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出发前，她为《自由谈》（Libres Propos）[210]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托洛茨基（Trotski）的论著《就在此刻》（Et Maintenant）。她甚至曾把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莱昂·塞多夫（Léon Sédov）安顿在自己父母家中，并为莱昂·塞多夫起了个假名，叫“克隆普林茨”。他们在一起就革命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托洛茨基认为，只有振兴德国共产党，号召进行武装斗争，才能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保证革命取得胜利。她批评了托洛茨基对德国共产党的“迷恋”。不过她认为，一个党必须一方面要走在群众前面，一方面也要组成统一战线。她在8月20日寄自德国的一封信中，对比了各方力量：“纳粹不仅拥有小资产阶级，还拥有许多失业者和一些工人……共产党人中失业者占90%……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有几个观点相近之外，并不在同一条战线上。”[211]
她在柏林只待了两个月，其间她仔细观察了街头发生的许多社会现象。她的头脑里浮现出弗里茨·朗格（Fritz Lang）描绘的图景：“在德国，人们看到一些老工程师最后落到这种地步，每天只吃一顿冷饭，露宿在公园的椅子上；还看到一些穿着假领、戴着圆顶礼帽的老人站在地铁出口处伸手乞讨，或者在大街上用微弱的嗓音哼唱。”[212]她写信给父母，让他们安心：“……我喜欢上德国人了……至于柏林，此刻是世界上最平静的城市，人人都在期待，没有人预料到秋天到来以前会有严重事件发生，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异样……很少见到穿军服的纳粹分子。所见到的人都保持着平静。”[213]在信的末尾，在分析了她所感觉到的这种绝对的平静和安全后，她甚至自忖：“是否来得不是时候？”然而，就在此后不久，她提到了当时让志愿者和失业者参加“青年义务劳动军”的问题，青年义务劳动军人员每周能获得10芬尼的报酬，还提到报纸上号召杀共产党人。她一边强调指出纳粹意识形态宣传的巨大威力，这甚至在共产党内部也能感觉到，一边也明确指出：“在私人关系中，反犹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还是一点儿也没有表露出来。”[214]
这时德国有将近800万失业者，其中只有550万得到国家的救济，其他人则由家庭负担，或者沦为窃贼和乞丐。她没有忘记指出德国这种严重的贫困状况，同时也指出了一种反常现象，即无论是人民，还是现存的社会组织，都同样依然无动于衷，“他们似乎认为，不管怎么说，法西斯没有革命那么可怕”[215]。1932年11月3日，柏林的交通运输业举行罢工，但此举并未能摧毁希特勒的党派，尽管使它丧失了100万支持者。希特勒于1月30日当选总理，1933年3月23日攫取了全部权力。西蒙娜·韦伊在《关于德国局势：关于“革命的反对派少数”组织[Minorité Oppositionnelle Révolutionnaire（MOR）]的答复的几点评论》[216]这篇文章中，第一次说出了反犹主义这个词：“反犹主义情绪连同它所包含的全部行为，尤其是抢劫商店的行为，是一种暴力手段……将激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渴念。”[217]在文章的结尾，她尖锐地指出：“世界上最有组织性、力量最强、最先进的德国无产阶级不抵抗就屈服了……德国上演的这出悲剧，也是世界的悲剧。”[218]1933年11月，她进一步认识到，唯有德国法西斯才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头号敌人”，并指出让工人沦为生产工具的奴隶的工业生产方式就如同让士兵沦为武器的奴隶的现代战争，差别就在于战争还要求人们牺牲生命本身，而不单单是他们的劳动力。我们将会明白，为什么在西蒙娜·韦伊看来战争不是对外政策的插曲，而是对内政策的一种行为，以及为什么她会援引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的话：“首要敌人就在国内。”如果人们要采取行动，那将不是拿起武器去打仗，而是去弄懂为什么“只能在国内同国家机器做斗争”[219]。在这个时期，她还思考了俄国的现实情况。[220]
从1930年到1933年，还有一个法国人为德国文化和哲学所吸引，先后在科隆、柏林以及最近创立的法国研究所里逗留过，这就是雷蒙·阿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谈到，在1930年到1931年间，即使是那些多少有些赞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学生也是不拒绝对话的，他们绝不是“怪物”，而且1933年1月以后发生的变化也不是很明显[221]。不过尽管如此，他仍然声言，1930年春天他在科隆就预感到了那种不可抗拒的民族主义冲动，并说这使他“比大多数法国人都更早地意识到了世界上这场正在酝酿的暴风雨”。他承认，1930年春在科隆，他就已经体验到“汤因比说‘历史又活跃起来了’这句话时所流露出的惊恐”。1932年7月，他在《欧洲》（Europ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做出了专制统治将无可避免的预言，但还不敢断定将实行专制统治的究竟是巴本（Papen）的民族主义，还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阿隆和他那一代人都受到阿兰的影响，而且这影响之大超出他所愿意承认的程度[222]，但是他在德国的逗留对他的和平主义和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治思想的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终于在1933年2月，在他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谴责了盲目行动的根源——阿兰的“非历史主义”。从1933年开始，阿隆决定“对那些令人厌恶的现实进行认真的思考”。
让-保罗·萨特，这个在1933年到1934年间接替雷蒙·阿隆来法国研究所工作的乌尔姆街的“小伙伴”，却没有感觉到这种历史形势[223]。他在这期间撰写了小说《恶心》（La Nausée）的一部分，直到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爆发和《慕尼黑协定》出笼时，他才开始关心政治。他为保罗·尼赞（Paul Nizan）的书《阿当-阿拉伯》（Aden-Arabie）作序时，对自己当时不问政治的行为做出了某种解释：“我过去曾讨厌他搞政治，因为我那时不需要政治。”[224]
阿隆和阿伦特两人关心政治，决定拿起笔来参与行动，自愿成为“参与演出的观众”，都是和德国希特勒主义的兴起相伴发生的，而且与之密切相关。不过，汉娜·阿伦特属于那类会在自己国家内部感觉到威胁的人，她对德国局势的评估和阿隆是大不一样的。她在接受贡特尔·高斯访谈时，就提到了2月27日这个发生国会纵火案的日子，并以此来标志自己投身政治活动的开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直接的打击，正是从那时开始，我觉得自己负有责任。”[225]
1942年，西蒙娜·韦伊在写给佩兰神父信中的附言里，在谈到自己特别容易受他人——“尤其是集体的事物”——影响的性格时，曾毫不犹豫地断言：“我知道，假如此刻有20个德国青年在我面前齐声唱纳粹歌曲，我的一部分灵魂马上就会纳粹化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但我确实如此。”[226]那么我们还能相信这样一个人吗？
韦伊从德国回来后，在奥塞尔收获葡萄和马铃薯，在她任教的中学的院子里跟工人学焊接，同时反思她在德国的所见所闻[227]。她竭力援助来自德国的难民。她关于德国的文章受到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批评，连她自己都承认，她的观点和正统思想相比之下是“异端邪说”。这个时期她似乎不关注“犹太问题”。而《精神》（Esprit）杂志1933年5月号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中弗拉基米尔·拉比诺维奇（Wladimir Rabinovitch）阐述了“犹太民族的悲剧”，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竭力呼吁寻找一种国际性的解决方法——他认为解决犹太问题不能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地区……不能考虑靠移民来人为地建立一个国家，肢解一个未来的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颁布法令来确立犹太人的国际地位。”[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