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有两个主要的观念：一是“伦理和政治全以物理学为依据”；一是“历史是进步的”。在圣西门看来，“宇宙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的全体。各种科学的任务，在各于其特有的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以往的历史学家把看起来驳杂万状、互不相联的各种事实，照原样分别处理，其中尤以记述说明君主战争等所谓显著的政治现象为能事，“此等态度，非全行改正不可”。历史学要像自然科学那样，以找出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为任务，就必须脱离单纯事实记述的范围。他确信：“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弄明白的时候，历史法则便能建立。”
李大钊认为：依圣西门的历史法则，凡历史的过程均能得到明快的说明。不仅如此，被确立的历史法则不但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可以说明将来。即“预测将来的社会如何，将来的历史阶段如何。这样一来，历史的范围实亘过去、现在及未来，而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支配”。圣西门从历史中抽绎出来的法则，即是“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交替出现，亦即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交替出现。
李大钊还介绍了圣西门的两个历史观，即知识的历史观和经济的历史观。指出，圣西门的知识的历史观多表现在他初期的著作中，后来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取代了知识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认为：“横于历史过程的根底而决定其行程的，惟有知识。”人类知识的程度、特性，与历史上一定时期相适应。从知识程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历史由一时期向另一时期的推移。不过，人类的知识本身，虽亦能直接成为社会动力以决定历史的进程，但在很多情况下，知识常常是由宗教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对于历史发生作用的。
圣西门重视经济因素的历史观来自他后来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后经济情况的观察。大革命时的法兰西政治曾数次激变。但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并没有使社会生活的基础发生任何显著变化。圣西门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看出政治形式的如何实于人类生活无何等本质的意义，于社会不过是第二义的”，由此认识到“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者，又从而附与其特质于各历史阶级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建筑于知识宗教之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物质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于是，圣西门提出：“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即是说，“为社会生活的根底而又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者，实为产业”。圣西门的这种经济历史观为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经济的历史观出发，圣西门观察研究社会时，十分推重科学、艺术、产业等，而轻视政治或政治家、僧侣、贵族等。他认为进步的标志是“社会的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命运的改善”。也是由此，他认识到了“产业者阶级为社会的基本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
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讲中，李大钊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为线索，讲述了近代历史哲学的发展与演变。
他首先解释了什么是哲学和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哲学是有关理想的理论。社会中的理想，有人认为是统一的，有人认为是分立的。从前者出发的人把哲学解释为社会统一的法则；由后者出发的人把哲学解释为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经济哲学……的总称。因为社会纵向来看也就是历史，所以社会哲学，“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
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关联历史和社会”，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是历史学，相对于历史学横着考察社会的，“那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
李大钊指出，今日的历史学家大都主张“历史研究社会的变迁，乃欲明其原因结果的关系”，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现因果法则为其目的，这是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自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之所以把历史学认为与自然科学相等，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
这以后，有一派历史学家不满足于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认为，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等同，虽把历史学提到了科学的地位，“但究竟是比附唯一的科学的自然科学而居于附庸的地位”。于是他们努力提倡一种精神的科学以与自然科学相并立。这一学派之后，又有学者主张从学问上论述历史学的独立性，德国西南学派的文化科学主张即是如此。
李凯尔特是德国西南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他试图从解释学问的角度为历史科学的建立树立根基。他认为：学问即是“所构成的概念”，而概念不必过于拘泥褊狭。由一般的东西依一般的方法在人脑中形成某种概念组合可以成为自然科学的认识基础；由特殊的东西，依个性化的方法在人脑中形成的某种概念组合亦可以成为历史科学的认识基础。
李凯尔特把一般的东西叫做自然，而把特殊的东西叫做文化，以代历史，认为自然不含有价值，而文化则含有价值。所以，“自然科学以依离于价值的方法发见一般的法则为其目的，而文化科学，即历史学或历史的科学，则以依价值关系的方法，决定只起一回的事实为其任务”。
李大钊认为，李凯尔特把历史学理解为一种事实学，使史学的特性更为鲜明。但这种看法并不能完全推翻马克思把历史学作为如同自然科学的一种法则学的理论。不过他的学说使得历史在普遍的科学原则之下，对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地位愈益提高。在史学上，“亦算是可以追纵马氏的一大功绩”。
在这一讲中，李大钊还批驳了种种非难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点，从历史哲学发展的趋势，肯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地位和作用。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在现代史学上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在现代社会学上也有着重要的价值。他在所讲《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节中指出：唯物史观的出现与生物学上进化论的出现一样，指出内部深层的结构比外部明显的结构“若何重要”。唯物史观出现以后，把以往的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到了第二位，而指出那长久以来被认为卑微暧昧的经济现象，对于研究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社会学得到唯物史观这样一个重要的法则，研究者也就有所依据，“循此以考察复杂变动的社会现象，而易得比较真实的效果”。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学上这一贡献与其对于史学的贡献一样伟大。
在整个“史学思想史”一课中，李大钊对西方史学观念的发展，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发展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在叙述和介绍西方史学思想的发展时，基本上是循着唯物史观的出现和发展这一思路进行的。
他认为，在博丹时，唯物史观就已“闪出了些光影”；到孔多塞时，想把历史学作成一门科学，希望发现出一种“普通的力，把那变幻无极的历史现象一以贯之，更进而开了唯物史观的端绪”；到圣西门时，更把经济的要素看得比精神要素更为重要；直到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在讲述唯物史观的同时，也介绍了许多西方史学思想。它们对于当时的中国学界来说，还是一些新的知识。而这些思想和理论对李大钊本人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也是李大钊能够在史学理论方面提出独到见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历史研究和《史学要论》
李大钊曾经写下题为《今》和《时》的论文。两文讨论问题的角度不同，却涉及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时间与人生。
他的基本看法是：从无始的过去，到无终的未来，时间一无反顾，永远向前；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概念中，“现在”是连接“过去”、“未来”的环节，是构成宇宙无始无终大实在的关键；“现在”是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现在”里面埋藏着所有的“过去”；“现在”是生活，是动力，是行为，是创作，是造成一切未来的依据。
这种今与时的概念实际上概括了李大钊的相联系的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
简单地说，时，便是历史；今，便是此时此刻的社会和人生，便是一个人面对的生活现实。
对于时与今的深刻思考，既是李大钊在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初始即重视历史的结果，也是他20年代开始热衷于历史研究的动力。
毫无疑问，他的观点决定了他是为深入理解现实去研究历史；他的研究历史又完全是要直接为现实服务。
李大钊的史学论文多数是关于世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方面的，如《“五一”May Day运动史》、《工人国际运动略史》、《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及有关俄国革命的历史等。有关中国史方面的，以近代史特别是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内容为多。此外，也有不少是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
结合社会思潮热点、政治形势和革命斗争实际选择所研究的问题，是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他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便是针对思想界发生的有关文化调和讨论中提出所谓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议题而写的。
这两篇论文中的前一篇，严格说来，还不是一篇史学论文，而是列举世界文明史的一些现象来论证道德适应人类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的观点。后一篇文章集中从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探讨反专制的政治运动和反传统文化运动所以发生的原因，从而证明批判传统道德，宣传新思想的正义性、合理性。
《胶济铁路略史》是为配合1922年初国内掀起的捐款赎回胶济铁路运动而写的。
胶济铁路是1898年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之后，德国于1899年动工，1904年筑成的由青岛至济南的铁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日本在借机夺取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的同时，也攫得了胶济铁路的控制权。
1921年11月，北洋政府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在会上提出要日本归还在山东的特权，其中包括胶济铁路的管理权。1922年1月，北洋政府外交部训令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与日本谈判，拟借日款赎回胶济铁路。这一举动遭到国内舆论界的强烈谴责，各界人士纷纷要求自行筹集赎路款。北京学界成立了由蔡元培、王家驹任会长的赎路集金会。李大钊担任了该会的总务工作。他的这篇考察胶济铁路史的短文就是在此期间发表的。
他在文章中叙述了从德国攫取建造胶济铁路的种种特权，到后来日本取德国而代之，掌握胶济铁路控制权的来龙去脉，呼吁国人积极投入集资赎路运动，使胶济铁路脱离资本帝国主义的魔爪，物归故主，“依平民的组织管理经营，为胶济铁路开一新纪元”。
1925年5月爆发了“五卅”运动。为了配合全国的反帝斗争，李大钊积极搜集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资料。几个月后他在河南开封所做题为《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的讲演（发表于《雷火》第8期）和他发表在《政治生活》上的《从印度航路发现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体现了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前者对英帝国主义向远东的扩张及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1664年，东印度公司与反对清室之郑成功之子郑经订约，英甚得利。”从那时起，英帝国主义者就开始了做侵略中国内地的准备。鸦片战争是英国势力“长驱直入，打进中国”的开始。鸦片战争的近因，“为林则徐之焚烧鸦片”，其远因则在“英国必欲在中国打开一门户，然后借条约限制，以保护彼之商人得行其经济侵略政策。”从而揭露了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它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它自己的贸易场和原料地”。
后者用年表的方式概述了1497年至1901年500多年间帝国主义东侵的历史。这些研究为中国人民认识祖国遭受外来侵略的屈辱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材料，加强了国人对入侵者的义愤。
从现实需求出发回顾历史，必然要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甚至更为直接地为现实斗争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李大钊大体采取了三种方式：
第一，从历史研究中发现具有指导现实的意义，例如，他把研究“巴黎公社”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副题定为《五十年的回顾，社会革命的先声》，暗示了“巴黎公社”对于现实社会革命的意义。
文中有一段写道：
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巴黎的全劳动阶级、小商人，和当时尚在无产阶级位置的手工业者，都有把政权握于自己手中的觉悟……劳动者握权力的事情——这就是“康妙恩”。因此“康妙恩”才是伟大，于支配阶级才是危险，因此他还有生机而为历史所记忆。
这对于写作此文时北方工人运动正在掀起高潮，国共两党正在酝酿合作，进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其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是在历史研究中引出指导现实的结论，如在研究五一节的历史时，他指出：
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