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泗是汉军镶红旗人，原任贵州恩州知州。雍正年间，受鄂尔泰赏识，超擢为贵州巡抚。张广泗被杀，为他鸣冤的自然是文化素养较高而又熟谙朝廷内幕的鄂党官僚。而且，伪稿首先发现于南疆一带，并且在云、贵、湘、赣、川等省传播最广，这和鄂尔泰、张广泗相继担任云贵总督、贵州总督、湖广总督和川陕总督绝非偶然的巧合。这正说明，伪稿案发前后在上述地区任职的鄂党分子是炮制伪稿的主要怀疑对象。
循此线索，乾隆皇帝反复思考，伪稿的作者应该是伪稿案发时担任江西巡抚的鄂尔泰的侄子鄂昌，以及鄂尔泰的门生、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胡中藻。
于是，乾隆皇帝不露声色地用了两年的时间，对他们二人及其著作进行秘密调查。乾隆二十年三月，将二人押解到京师并向廷臣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一手制造了著名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由于先有成见在胸，故而乾隆皇帝在胡中藻所著《坚磨生诗抄》一书中发现了许多“大逆不道”的重要罪证。
乾隆皇帝的龙袍一是诽谤、反对清朝统治。如他针对胡中藻诗集取名《坚磨生诗抄》，指出“磨”字出自《论语》，系指春秋末年在鲁国作乱的家臣而言，“而胡中藻以此自号，是诚何心”？此外，他对胡中藻诗中的许多诗句看来看去，越看问题越严重。如胡诗称“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日、月两字相合，不是“明”吗？只有“夏秋冬”而无“春”，不正是怀念明朝、攻击清朝吗？又如胡诗称“一把心肠论浊清”，在他看来，也是有意加“浊”字于国号上，肆行攻击清统治的罪证。还有如“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斯文欲被蛮”等，也都认为是在有意攻击起自边塞之北的满洲统治者。
二是反对乾隆皇帝。在发现这方面的罪证时，他发明了一个摆入法，即把自己摆入胡诗吟诵的帝王之列。这样一来，罪证便多得不胜枚举。如胡诗《照景石诗》中有“周穆王车马走不停”之语，便是在攻击自己巡幸无度；胡诗中有“武皇为失倾城色”之句，不用解释，便又看出是在攻击自己贪恋女色等；循此思路，一些字句的谐音他也反复推敲并成为入罪的根据。如胡诗集中有考试生童所出之经义题题目是“乾三爻不像龙”，在他看来，“乾”者，“乾隆”也；“龙”者，“真龙天子”也。连起来读，正是自己不配作皇帝。
罪过既然如此重大，处理岂可从宽，乾隆皇帝当即下令将其处斩，家产籍没。
另一个同案犯鄂昌本是出身满洲，竟也追随胡中藻之后，在其所作《塞上吟》中称蒙古为“胡儿”，乾隆皇帝大怒，赐令自尽。与此同时，还将鄂尔泰的一个儿子鄂乐舜处死，家产籍没，其幼女也没入宫禁。其他鄂党分子不是拿解问罪，就是革职降级，甚至已死十年之久的鄂尔泰也被他下令撤出贤良祠，以此“为大官植党者戒”。
如上所述`，乾隆皇帝掀起胡案，借追查伪奏稿案的炮制者，扩大打击范围，但是是否确实击中了目标，他本人并无把握。对此，几年之中，他一直耿耿于怀，反复算计推敲：伪奏稿究竟是出自哪一派系的失意官僚之手。
乾隆帝南巡图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他二次南巡途中，驻跸徐州行宫。这时，沿途官员纷纷前来迎驾，并借此机会向他报告地方政务，就在处理这些文件之时，一纸章疏上的官员署名映入他的眼帘。顿时，他心中为之一动。这个官员不是别人，就是在家养病的原任江苏布政使彭家屏。
他记得，这个人在雍正年间曾与李卫一起在云南供职，二人深相结纳，专以攻击鄂尔泰为能事，隐有与鄂、张两大势力鼎足而三。为了防止其自成派系，曾将他们调来调去，尽管如此，李、彭二人仍然暗中往来不绝。而且，乾隆初年，在李卫任直隶总督期间，直隶便曾发生过托名孙嘉淦所作的奏稿传播事件。当时正值乾隆皇帝亲政之初，事绪繁多，追查一通，没有结果，便将此事放下。
而后，彭家屏也因其弟彭家植在家打死佃户、倚势抗欠官粮而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斥责。对此，彭家屏心怀不快，不无怨念，长期告病在家。伪奏稿会不会是出自此人之手？既可以此陷害鄂党，又可借此攻击乾隆，以发泄自己的怨愤。
乾隆皇帝对此不无怀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将他也打入网中。这样，乾隆皇帝又一手炮制了有名的彭家屏私藏禁书案。
为了搜索彭家屏的具体罪证，乾隆摆下圈套，挑起他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的矛盾。
当时，彭家屏原籍河南夏邑县邻近的不少地区遭受水灾，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却匿灾不报，催征钱粮如故。彭家屏即为此事而于迎驾徐州时向乾隆皇帝作了汇报。乾隆皇帝得知此事，虽对图勒炳阿进行斥责，但却仍派他和彭家屏一起返豫调查灾情、办理赈务。
为此，图勒炳阿对彭家屏恨之入骨，并在办赈中进行报复，对其原籍夏邑县赈务大搞“管卡压”，什么“散赈多有未实，所有实在极贫户口，有造报遗漏者，有任意删除者”。
而彭家屏则利用灾区人民的不满情绪，唆使夏邑县生员段昌绪、刘东震等指使当地民人张钦、刘元德直接向乾隆皇帝控告。因其所控与乾隆皇帝派人调查的情况大体相符，乾隆皇帝只好以“玩视民瘼”将图勒炳阿革职。但是，因为前来告状的都是夏邑县民人，乾隆皇帝也怀疑其中有后台指使，因而命令张、刘二人押回原籍文巡抚审讯，把矛头指向彭家屏本人。
图勒炳阿心领意会，在严刑之下，使张、刘说出了彭家屏从中唆使的全部情况，同时，还意外地从段昌绪卧室中抄出了吴三桂叛乱时发布的反清檄文，段昌绪还在檄文上“圈点加批，赞赏称快”。吴三桂叛乱失败后半个多世纪，竟然还有人敢于传抄和保存这样的文件，显然又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这样，乾隆皇帝师出有名，除严令追问段昌绪抄自何处之外，还怀疑曾在吴三桂叛乱老巢云南任职的彭家屏也藏有类似文字。经过严词盘问，彭家屏被迫交代出家中藏有《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以及抄本天启、崇祯年间政事等明末野史数种。
这样，案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乾隆皇帝以为，图勒炳阿“今经办出逆檄一事，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因而决定将其仍留原任。彭家屏则因收藏禁书和身为地方乡绅挟私妄奏等罪而被革职拿问，并派人抄没其家。
在清查抄家时，又发现了彭家屏不少新的罪证。如其所刻族谱，取名《大彭统记》，几与累朝国号称谓相同；又称彭姓之始，本于黄帝、昌意和颛顼，附会荒诞，自居帝王苗裔；而且书中凡遇明神宗万历年号，皆不避乾隆御名，“足见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为此，他下令赐彭家屏自尽，将其家产全部籍没。收藏、传抄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段昌绪、司淑信等也都被处以极刑。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彭家屏私藏禁书案才告结束。
在此之前，乾隆皇帝已经进行过打击鄂、张朋党的斗争，但是，限于当时的具体环境，乾隆皇帝的重点打击对象是张廷玉及其党羽，鄂尔泰及其党羽虽然也受到了一些限制和打击，但在中央和地方都还有着一定的势力。李卫一党则根本没有触及。这次乾隆皇帝利用胡、彭两案向鄂、李两党开刀，其本意原是追查伪奏稿的炮制者。经此一击，鄂尔泰一党全然瓦解，李卫一党也扫荡一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被清洗殆尽。
2.严查反清文章
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政权和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除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稿作者并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员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严厉打击之外，还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造文字狱案件的高潮。顷刻之间，这股寒流吹遍了中国大地。
乾隆帝孝贤纯皇后朝服像清查“悖逆”著作发动之初，虽然来势甚为凶猛，数量也相当众多，但就涉及人员而言，不是神智混乱、满口胡言的疯人，就是不安本分、热衷躁进的下层士人，而真正反清、反乾隆皇帝本人的几乎没有。如王肇基、丁文彬、刘裕后、杨淮震等案便都是疯人惹祸，而刘震宇、李冠春等案又全是士人不安本分而自投罗网。
他以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和彭家屏“私藏禁书案”，对全国各地官员进行煽风点火。在他的策动下，各地官员望风承旨，将他制造胡、彭两案时所使用的强拉硬扯、穿凿附会等方法照抄不误，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的文字狱案件出现了高潮。
据统计，从乾隆二十年春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纂修《四库全书》之前，各种文字狱案件不下50余起。因文字而罹祸的人员，除中下层封建儒生外，尚有宗室贵族、政府官员和不少平民百姓。对涉及人员的处理，不是凌迟处死，籍没家产；就是革职拿问，遣戍边远。
在文字狱的高潮期间，又有经办官吏的断章取义扩大案情和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愤，都大大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当时全国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农夫，甚至供职的官吏无不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恐怖气氛之中。
这里对两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例略作概述，以见当时文字狱之大致情况：
疯人惹祸占去了当时文字狱案件中的颇大部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全国各地一些士人因科场不遇而发疯，或因丧亲至痛而癫狂，甚而胡言乱语或涂抹成文，实为一些在所难免的社会现象。文字狱发动之初，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向乾隆皇帝邀功请赏，这些不幸的士人便首先成了他们向上爬的牺牲品。乾隆皇帝也不查就里，一概予以严惩。
比如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山东日照县一个疯人刘德照胡乱涂抹了“兴明兴汉及削发拧绳”之语，地方官立刻视为大案要案上奏乾隆皇帝，而他看过之后，竟对其是否疯人也表示怀疑。他说，“当此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肆行狂吠，岂疯癫人语耶”。因此，刘德照被处死，而其并不知情又居他县的亲属，也被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乾隆二十六年，又先后发生了三起疯人惹祸事件。其中，江南李雍和、甘肃王寂元皆于科场考试时向考官投掷严词，大骂糊涂街，因为李雍和投词中有“怨天、怨孔子、指斥乘舆之语”，而王寂元投词中有“大逆之语”，结果都被乾隆皇帝下令凌迟处死，两人亲属也分别受到株连，或处斩立决，或处斩监候。浙江疯人林志功虽无“悖逆之句”，也因“妄称诸葛，自比关王”而发遣边远。
因为这类案情过多，不作处理无法向乾隆皇帝交代，皆作处理又妨碍公务，且无意义。乾隆二十八年时，一个地方官员上奏乾隆皇帝，要求将各地疯人通行锁锢，免得他们“播弄笔墨，滋生事端”，给政府找麻烦。旋即经乾隆皇帝批准执行。这样一来，全国疯人便都成了专政对象。
还有一些案例是下层士人不安本分、热衷躁进而自投罗网。当时，有一些迂腐儒生如李超海、安敬能等，古书读得入迷，总以为乾隆皇帝是求贤若渴的旷古明君，而自己则是管仲、乐毅、诸葛亮一类的命世之才。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出人头地的企图，或者著书立说，以求留芳于世；或乘科举考试时于试卷上痛快淋漓地写上一通自己的见解，抨击权贵，将古比今，以求自炫。什么制衣冠、定乐章，改正朔，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谁知这些也都正触到乾隆皇帝痛处，官未捞成，反而一个个都成了刀下之鬼。这些人也许至死都不明白，他们是犯的什么罪过。
通对乾隆前期的各起文字狱，虽然数量众多，而且罪名也定得吓人，但是核其实际案情，真正意图反清的几乎没有，至多不过是对乾隆皇帝的一些具体政策和个别地方官员有不满情绪，而乾隆皇帝却不分青红皂白，概予严惩。因而，这一活动在全国的蔓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一些官员上疏乾隆皇帝，对当时各级政府机构“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类多例逆案”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要求对于此类案件“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
乾隆通宝（背龙凤纹开炉大钱）然而，这时乾隆皇帝搞文字狱搞得正带劲，哪里听得进去这些逆耳之言。对于建言者，严词训斥之外，往往还以革职降级处罚。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说话了。这样，由乾隆皇帝掀起的这股制造文字狱的歪风愈演愈烈，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乾隆皇帝在位之末。
乾隆后期，随着乾隆皇帝专制统治强化到了顶点和查缴禁书在全国的普遍开展，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据统计，从乾隆三十八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其归政前，文字狱案件又有50多起。对于当时的文化事业和18世纪下半叶中国政局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由于统治经验更加丰富，乾隆后期，在制造文字狱时，乾隆皇帝改变前期听凭地方官员乱箭齐发的做法，将清查“悖逆”著作集中到收藏、阅读明末清初渗透强烈民族思想的各种历史和文学著作上来。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皇帝通令全国，以“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伪妄诗文”为重点，查缴禁书。在此同时，他还不时选择其中一些著作升级处理，制造文字狱。
如当年十一月，刚刚颁布查缴禁书谕旨不过三个月，他即一手制造了屈大均诗文案。他一方面严令广东官员传谕屈氏子孙呈缴明末清初抗清志士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和所刊诗文，一方面又令两江总督高晋至南京城外雨花台一带确访屈大均衣冠冢，企图毁坟灭迹。仅因查缴禁书活动刚刚开始，乾隆皇帝不便将屈氏子孙问罪，兼之以年代久远，屈大均衣冠冢旧迹不存，此案才不了了之。
屈案之后，明人所作或清人所辑刻的各种涉及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如《编行堂集》、《皇明通纪》、《喜逢春传奇》、《国朝诗别裁集》、《六柳堂集》也先后被禁，所有书籍及版片通行查缴，解京销毁。受此牵连，原书作者、辑者和主持刻印此类各书人的后裔也分别被追究或者受到刑罚处分。
与此同时，他还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徐述夔诗狱案，以推动查缴禁书活动的深入开展。徐述夔是江苏东台县的一个举人，生前著有诗文多种。徐死之后，他的儿子徐怀祖将其遗作刊印行世。乾隆四十三年时，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因田上纠纷同本县监生蔡嘉树结仇。蔡嘉树赴官府首告徐食田私藏禁书。江苏布政使陶易受理此案时，因为蔡嘉树举止卑污，不准所控并拟坐蔡以反诬之罪。但是乾隆皇帝得知此案后，案情却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
经过对徐书的审查，乾隆皇帝从中发现了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罪证”。如《咏正德怀》一诗中称：“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又，其《一柱楼诗》称：“明朝期振融，一举去清都。”在他看来，“大明天子”，不用说是指明朝皇帝，“壶儿”者，“胡儿”之谐音也。“明朝期振融，一举去清都”也被他牵强附会地解释为“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去本朝兴明朝之意”。这样一加解释，徐述夔“系怀胜国，暗怀低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为徐校订诗作的两个学者一名徐首发，一名沈成揭，均非命名正理。“必因为逆犯校书后，始行更改此名”，“诋毁本朝剃发之制，其为逆党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