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几乎没有人的地方，弱者唯求躲避攻击是容易的，他们可以做到。但往后在人口较密的条件下，侵入者便会挤走弱者，弱者要么是成功地保卫自己，要么是取得新的土地来代替旧的土地。在空间占有方面的冲突产生了。没有一个部落可以不在各方面与外人经常有接触，不会不怀着猜忌准备随时动用武力。战争的严酷的必然性教育了人们。民族，因其他民族之故，因反抗别的民族，精神上便变伟大了。武器变成了对付人的而非对付兽类的。因而最后，在那历史时期中，数得上的迁徙形式仅有一种——成群结队的战士走过住满了人的国土，这些国土上过着安静、诚实的生活的居民成了士兵战利品的一个主要部分。此时因为胜利者居少数，完全新的情况便发生了。
拥有健壮的精神形式的民族在人数多得多但无形式的居民中发展起来，民族、语言与种族的进一步变化根据非常复杂的细微因素。自从伯洛赫与得尔布律克的具有决定性的研究发表之后，我们知道，全部迁徙的民族——居鲁士的波斯人、玛美尔提尼人与十字军人，东哥特人与埃及铭文中的“航海民族”全都属于这种意义的民族——比起其所占领的地区的居民而言，在数量上是极少的，仅有几千个战士，仅在一个方面比本地人优越，那便是他们决心要成为一种命运而不是屈从于一种命运。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并非能居住的却是有人居住的，因而，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变成为一个地位问题，迁徙变成为出征，定居过程变成了一种政治过程。在一个历史的时间范围中，一小队战士的胜利及随后而来的胜利者的名称与语言的传播便非常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的迁徙”，在这个事实面前，我们又有必要再次论述我们的问题，便是：事实上，在人、物的因素中，到底什么才是能够迁徙的？
在这里有一些答案——一个地方或一个集体的名称（或一个被追随者所采用的英雄的名称）因为传播的原故在这里消失了，在另外的地方又被一种彻底不一样的居民所接受或授给他们了：由于它可能由地方传到民族，随着民族流动，反过来也一样；征服者的语言或被征服者的语言、甚或第三种语言，为了相互了解而被采用；或一个头目的战士群征服了整个整个的国土并通过被俘虏的妇女来进行繁殖，或一群偶然结合的混血的冒险家们，或带着妇女与儿童的一个部落像公元前1200年的非利士人，他们完全按日耳曼人的方式，坐着他们的牛车沿着腓尼基海岸旅行至埃及。在这种种情形下，我们又要问问，我们能否从名称与语言的命运之中得到关于民族与种族的命运的结论呢？对此，这里仅有一个可能的答案，那便是断然的否定。
在公元前13世纪时不断袭击埃及的“航海民族”中出现了丹奈人与亚该亚人的名称——但在荷马时代二者差不多都是神话的名称——产生了卢加的名称——其以后附着在吕西亚，虽然也有国家的居民将自己称为特拉米列——产生了埃特鲁里亚人、撒丁人、西苏里人的名称——但这无法证明这些“土耳沙”人是说晚期的埃特鲁里亚语的，也无法证明它们与意大利的一样名称的居民具有一点点体质联系，也无法让我们有资格说他们是“同一个民族”。
假定勒谟诺斯铭文是埃特鲁里亚文，而埃特鲁里亚文又是一种印欧语言，那么在语言学历史的领域之中，是能够从中得出很多推论来的，可是在种族历史的领域之中任何推论也得不出。罗马是一个埃特鲁里亚的城市，但是这个事实对罗马人的心灵难道不是完全没有的影响吗？由于罗马人说的正好是一种拉丁方言，难道他们便属于印欧系吗？人类学家承认有一种地中海的种族与一种阿尔卑斯山的种族，承认在他们的北方与南方，北日耳曼人与利比亚人在体质上是十分相似的；可是语言学家知道，巴斯克人因其言语的原因是一种“前印欧系的”——伊伯利安的——居民。这两种见解是互相排斥的。迈锡尼与泰麟兹的建立者是“希腊人”吗？这与问东哥特人是否就是日耳曼人是同样地恰当的。我承认，我不理解为何会产生如此的问题。
据我看来，“民族”是一种心灵的单位。历史上的很多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民族所造成的；相反，那些事件本身创造了民族。任何一种行动都改变着行动者的心灵。即便在事件以前有某种围绕着著名的名称或在著名的名称之下的结合存在，在那个名称的威望的后面有一个民族而非只有一群人这一事实也非事件的一个条件，却是事件的一种结果。东哥特人与奥斯曼人成为后来的样子是迁徙中的运气所导致的。“美洲人”并不是从欧洲迁徙进去的；佛罗伦萨地理家亚美利哥·味斯浦奇的名字现在不但指名一个大陆并且指名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其特征是在1775年的精神动乱中，特别是在1861—1865年中产生的。
这便是“民族”一词的唯一含义。言语的一致与体质的继承都不是决定性的。将民族与居民区别开，让它在居民中出现，并且将有一天让它重新在居民之中找到相等的位置的永远是“我们”的内在经验。这种感情越深刻，民族的生活力便越旺盛。有朝气蓬勃的民族形式，也有萎靡不振的民族形式；有昙花一现的民族形式，也有永久长存的民族形式。它们可以变换言语、名称、种族及土地，但是，只要其心灵存在，它们便可以将所有来源的人类物质汇聚到自己身边，并把这种物质加以改变。汉尼拔时代的罗马人的称号是指一个民族，可在图拉真时代却仅指一种居民。
当然，将民族与种族并列常常是非常有理由的，但是在这种场合下的“种族”不能按现在这个词的达尔文式的意义来加以解释。当然，认为一个民族永远只是因体质起源的一致而聚集在一起，或认为它甚至可以将这种一致性保持十个世代之久，这个看法是无法被接受的。我们这里不厌其凡地重申：除了科学上的意义而言，民族的这种生理起源是不存在的——对民族意识而言，它根本没有存在过；人们根本不会因追求这种血统纯洁的理想而激起热情。在种族中没有什么物质的东西，只有某种宇宙的与方向性的东西，也就是一种宿命的被体察到的调和、历史存在向前行进的单一的调子。因此（完全形而上的）节奏的不调和便产生了种族仇视，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仇视跟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仇视是一样强烈的；因此这种节奏的和谐便产生了夫妇之间的真正的爱——它与恨是十分相似的。无种族性的人对于这种危险的爱是一点也不清楚的。
假如今天使用印欧语言的有一部分人怀有某种种族理想，这并不能证明学者所珍视的原型民族的存在，而只是证明形而上的势力与理想的力量。十分有意义的是，这种理想从未在整个的人口之中表现出来，而主要地仅在人口中的战士部分，尤其是在其真正贵族中表现出来——在那些彻底生活于事实世界里的人们中，在历史形成的魔力下的敢想敢做的决定命运的人们中表现出来——而且正好是在早期（又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一个生来并不高贵的人可以不经过特别困难便加入统治阶级，人们特别选择妻子是为了自己的“族类”而非为了后代。与之相应地，种族特质的痕迹在真正的僧侣和学者中是最薄弱的（即使现在还可以看出来），虽然他们与其他的人在血统关系上是非常接近的。一种强烈的精神将实体锻炼变成为艺术的产物。罗马人在杂乱的甚至是形形色色的意大利部落中形成了一种具有最坚实最严密的内在一致性的种族，那种一致性既不是埃特鲁里亚的，也不是拉丁的，而是“古典的”，且专门是罗马人的。没有任何地方比共和晚期的罗马人半身像将凝合一种民族的力量在我们面前表现得更加清楚。
我还想举出另一个例子，没有任何别的例子能比它们将学者们关于民族、语言与种族的种种看法所无法避免地会产生的各种错误表现得更清楚。例子中有根本的、也许是决定性的理由，说明为何阿拉伯文化还没有被承认为是一个有机体。那便是波斯人的例子。波斯语是一种雅利安语言，因而“波斯人”是一种“印欧民族”，因而波斯的历史与宗教是属于“伊朗”语言学的。
首先，波斯语是与印度语同一等级、是由一个共同祖先派生出来的语言，或者仅是一种印度方言呢？没有文字的但却是十分迅速的七个世纪的语言发展介于印度的古吠陀文与大流士的贝希斯敦铭文之间。这个缺口之大差不多等于塔西佗的拉丁文与公元842年斯特拉斯堡誓约的法文之间的缺口。现在铁尔—埃尔—阿玛尔那的文字与波伽兹科易的档案告诉了我们很多公元前2000年中叶——也就是武士制度的吠陀时代——人的与神的“雅利安”名称。提供这个名称的是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然而爱德华·迈尔认为，它们是印度的而非波斯的，并且今天所已经发现的数码字的情形也是如此。历史上无所谓波斯人这样一个单位，也没有像我们的史学作家所说的任何别的“民族”的单位。他们是印度的英雄，一路向西驰伐，以他们的贵重武器——也就是战马及他们强烈的功名欲望使自己在日益衰老的巴比伦帝国到处被感到是一份勃发力量。
大概在公元前600年时，一个小小的区域帕西斯（居留于印度的伊朗移民）在这个世界里出现了，其人口是在政治上一致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务农为生的野蛮人。希罗多德说，在这个国家的部落中，仅有三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波斯民族的。这些古代武士们的语言是否在山里存在过呢？“波斯人”这一名称真是一个由地名转为民族的名吗？十分相似的米太人仅有一个地方的名称，在那里，一个处于上层的武士阶层因在政治上取得共同的重大成就，从而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单位。在萨贡和它的继承者的亚述文献之中（约在公元前700年时），与非雅利安的地名在一起发现了数不清的“雅利安”人名，都是领导人物，但提革拉毗色四世把他们称为黑头发的民族。只是到了后来，居鲁士与大流士的“波斯民族”才由很多源流不同、但在生活经验方面养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内在一致性的人形成起来。
但不到两百年之后，当马其顿人消灭了其统治的时候——这种形式的波斯人是不是已经不复存在了呢？（公元900年时，在意大利是不是还有一个伦巴第民族呢？）当然，波斯帝国的语言的广泛传播及几千个来自波斯的成年男子分布在军事与行政事务的巨大系统中的事实必定早已引起了波斯民族的瓦解，取代它的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政治单位的具有波斯名称的上层阶级，他们当中极少有人配称为波斯侵入者的后代。事实上，甚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被看作是波斯历史的舞台。从大流士到亚历山大时期中的很多事件，一部分发生在北美索不达米亚（便是说，一种说阿拉米语的居民中）一部分发生在古西尼尔以下各处，但帕西斯在外，在那里，薛西斯时期开始的美丽建筑始终未实现。继起的阿基曼尼德时期的帕提亚人是一个蒙古部落，它曾使用一种波斯方言且企图在这个民族中亲自将波斯的民族感情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