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在这里转化为由于疑惑而引起的知识，或者更确实地说，成为对那个知识的信念。因为理解的后一种形式基本上是以前一种形式为转移的；它比较靠后，具有更多的人工成分，问题也比较多。进一步说，宗教理论——亦即信徒的沉思——导致教士的实践，与此相反，科学理论则借助沉思使自己摆脱日常生活的技术知识。由于启发、神示和深刻的顿悟而产生的坚定信念可以无需加以鉴定。但是正确的知识却必须以这种信念作为先决条件：它的方法将正好导致预期的结果——不是新鲜的想象，而是“实际”。然而，历史却教导说：对于信念的怀疑导向知识，对于知识的怀疑（在经过一段乐观鉴别以后）重新回到信念。当理论的知识使自己摆脱对信仰的接受后，它就走向自我毁灭，此后所遗留下来的只是技术经验而已。
信念在其原始浑沌的状态中，承认智慧的超然来源，承认智慧能够将人类自身的敏感无法阐明的事物大致弄个明白——例如预言的词句、梦、神谕、神圣经典、神的声音等等。与此相反，鉴定精神要求，而且自信能够根据其本身来考察所有事物。它不仅怀疑外来的真理，甚至还否定他们的可能性。对它来说，真理只是它自己业已证明的知识。但是如果纯粹的鉴定只是根据自身来创造其方法，那它就不会永远看不到这种状况是以结果的现实性为假定条件的。“怀疑一切”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命题。鉴定的活动必须依靠一种方法，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相反，通过鉴定活动取得这种方法的可能性却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实际上，这是思维暂时倾向的必然结果。
那就是，鉴定的结果本身取决于基础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相应地取决于载满醒觉意识的存在之河。对于知识的无条件相信，只是理性主义时期的无限朴质的标志。自然科学理论只不过是历史上古老定理的另一形式。从它身上得到的唯一利益是生活所获得的、表现为一种成功的技术性的东西，理论则为这种技术提供了线索。曾经有这样一种观点：一个有效假定的价值不在于其“正确性”而在于其实用性。但是另一类的发现、洞察力的发觉、乐观意义上的“真理”，不能算是纯粹科学理解的结果，因为这种理解永远必须预先假定一种业已存在的看法，科学的鉴定和分析的活动就是在此看法上展开的。巴罗克时代的自然科学是对哥特时代宗教的世界图景的进一步分析和考察。
分别源于恐惧与好奇的信仰与科学，其目的，不是去体验生活，而是去认识自然世界。它们明确地否定作为历史的世界。但醒觉意识的秘密具有双重性；在思想意识里出现了两个因畏惧而生的、按因果顺序排列的图景——“外部世界”和作为其反像的“内部世界”。二者之中都存在真实的问题，而醒觉意识并不单纯是一个守望者，它在自己的领域内也是十分忙碌的。外部的神力被称为上帝；在里面则被称为灵魂。信徒想象中的神，因为鉴定的理解而在思想中变成产生这个世界的机械性力量，但是它们的本质和核心仍未改变——古典文化中的物质和形式、枚斋文化中的光明和黑暗、浮士德文化中的力和体积——视像的方式如同原始的心灵信仰的解析方式，它的结局也仍然不变，是一个预定的结果。内部的物理学可以称之为系统心理学，如果它是古典的科学，它在人本身所发现的就是雷同于物的心灵部分（理智、心态、情欲）；如果是枚斋文化的科学，那么就是心灵实体（罗阿克、乃斐施）；如果是浮士德文化的科学，则是心灵之力（思考、感觉、意志）。这些就是关于恐惧和爱的宗教沉思在罪行、过失、宽恕、良心、报应和惩罚的因果关系中继续运行的形式。
存在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每当信仰和科学对它加以注意时，它就诱使它们陷入致命的错误。不像探索宇宙本身那样（这是完全超出积极的醒觉意识的可能性之外的），实体在视野之内可觉察的变动性，以及从中概括出来的机械性因果联系的概念表象，都是不难加以分析的。但我们是要过实际生活，而不是要认识实际生活。只有超越时间的才是真实的。真理处在历史和生活之外，与此相对的，生活也是一切原因、结果和真理以外的东西。鉴定在醒觉意识的鉴别和存在的鉴别这两种情况之下，与所发生的事件是相反的，对于生活来说也是陌生的。在第一种情况下，鉴别的运用完全是通过鉴定意图和所涉及对象的内在逻辑来证明其为妥当；在第二种情况下，却并非如此。所以，在信仰和知识之间、或恐惧和好奇之间、或天启和鉴定之间的区别，终究不是最后的区别。知识只是信念后来的形式。然而信念和生活，来自对世界的神密恐惧的爱和来自对性的神密憎恶的爱，无机逻辑的知识和有机逻辑的感觉，原因和命运——这些都是最深刻的对立。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根据人们的思考方式对人进行区别——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鉴定的——也不是根据他们的思维对象，而是根据他们究竟是思想家（不论所想的是什么）还是实践家。
在实践的领域中，醒觉意识只是在它成为技术时才承担义务。宗教知识同样也是力量——人们不仅确定因果关系，并且还掌握它们。只要人们懂得小宇宙和大宇宙之间神密关系，他也就能支配这种关系，不管这种知识是来自上天的启示还是来自偷听。因此，魔术家和符咒术士才是真正奉持禁忌的人。他通过献祭和祈祷驱使和调遣神祗；他奉行真正的仪式和圣礼，因为它们能够导致必然的结果；只要谁通晓它们，它们就为谁服务，他既观察星辰也阅读神圣的经典；在他的权力中蕴藏着罪过和赎罪、忏悔和赦免、献祭和神恩等因果关系，不受时间和偶然事件的影响。他的神圣的因果联系使他本身成为具有神力的人，因而成为一个新结果的原因，人必须对它们先有信仰，然后才可能获得它们。
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才能够理解（如今欧美世界几乎已经忘悼的）宗教伦理学以及道德的根本意义。只要它真实而有力，它就是一种具有仪式的行动和实践的充分意义的关系；它是（用罗耀拉——耶稣会创始人的名言来说）在神祗面前履行的“灵性的修行”，因此神祗将会变得温良并听候调遣。“我将做些什么才能得救呢？”这个“什么”是理解一切真正道德的关键。在它的深处永远有一个“由于什么缘故”和一个“因为何种原因”，甚至连那些能想象到一种“为了自身原因”的道德高尚的哲学家也是如此——这句话表明在他们内心深处是感受到一个“由于什么缘故”的，尽管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富有同情心的人才能体会到这一点。在一种令人信服的形而上学的背景上，只存在因果的道德——也就是伦理的技术。
道德是有意识和有计划的行为的因果关系，抛开实际生活和品性的所有细节不谈，它是某种永恒而普遍有效的东西，不仅不受时间限制，而且与时间相对立，因此它是“真实的”。即使人类不存在，道德也是真实而有效的——这并不是单纯的想象，而是世界上伦理的无机逻辑的表现，这种逻辑被认为是曾经实际运用过的体系。哲学家从来不承认它有一种历史的进化和完成。空间否定时间；真正的道德是绝对的，它永远完美而且一成不变。在它的深处，永远存在着一种对生活的否定，一种克制和避世的态度，甚至发展到苦行和死亡本身的地步。否定的意思表现在那句名言中——宗教道德等于禁戒，而不是告诫。禁忌是一张否定的目录，尽管在有些地方它只是表面上这样主张。要使自己摆脱事实的世界，要逃避命运的可能性，就必须把自己身上的种族性永远看成是暗藏的敌人——只有严格的体系、教理和仪式才能达到此点。
一切行动都不能是偶然的或冲动的——即听任血会来控制的；一切事物必须根据动机和结果进行考虑，并根据戒律加以“实践”。高度警觉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犯罪。首先是与血统、爱情和婚姻有关的禁欲问题。人类的爱和恨是宇宙性的和罪恶的；两性之间的爱与对上帝的无限敬爱和畏惧是极端对立的，因而它是原始的罪，亚当曾因此而被赶出乐园并且连累人类承受着罪恶遗产的重担。怀孕和死亡规定了肉体在空间的生命，成问题的正是肉体，这一事实使得前者成为罪恶，后者成为处罚。古典的肉体是一个坟墓！这是奥菲斯宗教的表白。埃斯库罗斯和品得将存在理解成为耻辱，而各种文化的圣人则认为它是一种邪恶，必须通过苦行或（与之密切相关的）宴饮无度加以消除。战斗、历史的战场、功业、英雄行为、对于战争、胜利和虏获的嗜好等等都是邪恶。因为对于默察和思维来说，在它们中间，宇宙存在的节奏的叩门之声过于喧嚣而吵闹了。整个世界——指作为历史的世界——是不名誉的。它不是摒弃权利而是争权夺利；它没有牺牲的观念。
它倚仗事实压服真理。由于它顺从冲动，破坏了关于因果的思考。因此，智识之士所能贡献的最高牺牲是从这里做出一份私人礼品奉献给自然的力量。一切道德行为都是这个奉献的一部分，而一个伦理的生活过程则是这种奉献的一条连续不断的锁链。其中最重要的是贡献同情，在这里内心坚强的人不能在弱者面前炫耀自己的优势。富于同情心的人能够克制自己内心的某些念头。但是我们决不能将这种崇高的宗教意义上的同情心跟不能自制的普通人的模糊情怀混为一谈，更不能与骑士的种族情感混淆起来，这种骑士的种族情感根本不是理性和标准的道德，而是因紧张生活的无意识律动所产生的可靠而明显的习惯。在文明时期被称为社会伦理学的东西和宗教并无关系，它的出现只表明当时宗教信仰的衰弱与空虚，它已经失去那种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构成坚强的、令人信服的、自我克制的道德的前提条件。在这里可以想一想巴斯噶和密勒之间的区别。社会伦理学仅仅是实用的政治学。
它是同一历史世界的相当晚期的产物，在这个世界的青春期（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是如此）人们曾经目睹过一种在历史和宿命的生活下毫不畏缩的强健种族的高度勇气和骑士精神在伦理方面的昌盛；这是一种当今的文明社会也许会称之为“绅士本性”的先天和后天感应的伦理；一种与庸俗而非与罪恶意义正好相反的伦理。这是堡垒与教堂之间的又一次对立。堡垒的特性从不过问箴言和理智。说句实在的，它根本就不提出问题来。它的法典寓于血——也就是节奏——之中，它的恐惧不是因为惩罚或报复，而是因为耻辱、尤其是自身的耻辱。它并非大公无私；相反，它恰恰从一种充分强大的自我中产生的。但是同情心同样要求内在的崇高心灵，因此正是那些完全相同的青春期产生了德性高尚、大慈大悲的侍者——阿西西的方济格、克莱尔沃的伯纳，他们任由自己通过克制而使自己成为一种散发的芳香，对他们来说自我奉献就是幸福，他们的感情是充满灵气、无血气、超越时间、横跨千古的，在他们身上，对宇宙的恐惧自动转化为纯洁无暇的爱，这是一个具有因果联系的道德的高峰，各个文明的晚期再也不可能超越这个高峰。
如果克制一个人的血气，那么这个人必须有血气。因此，我们只有在骑士式的武士时期才能看到风格高尚的修道生活，而空间对于时间取得彻底胜利的最高象征是武士变成苦行者——而不是那些生来就属于修道院生成的梦想家和懦弱之辈，也不是那些在书斋中从事道德体系研究的学者。我们暂且把伪善的口吻扔在一边，今天被称为道德的——对于最亲近的人所固有的爱，或高贵意志的发挥，或带有一种通过该项方法获取政治权力的隐秘感情之施用——并不是光荣的道德，如果根据青春时代的标准来看，甚至只是它的最末等罢了。重复一遍：只有事关死亡时，才会有崇高的道德，它来源于一种渗透在全部醒觉意识中的对于形而上学的原因和结果的畏惧，一种征服生活的爱，以及一种个人是处在神圣法律和意志的因果体系的残酷魔力之下的意识，这种法律和意志被尊为真理，人们对它们要么彻底归附，要么完全拒绝。经常的紧张、自我警觉、自我考验伴随着这种道德的锻炼，这种道德是一种艺术，作为历史的世界在它的面前变成空无一物。但愿每个人不是英雄就是圣贤。在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智慧，只存在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