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确有能够离开存在的长河而独立存在的真理，那么就不可能存在真理的历史了。假如只有一个永恒正确的宗教，宗教的历史就会成为一种无法想象的观念。然而，不管个人生活的小宇宙怎样高度发展，它仍然像一张蒙在正在发展的生活上的薄膜，充满了血的节奏，经常显示出宇宙确定的潜在征服力量。种族支配并构成了全部的理解力。向空间抛出时间之网就是自觉在每个刹那间的命运。
但这并不是说“永恒真理”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拥有它们，而且很多，能够使他达到在思维世界中存在并运用理解器官的程度；在互相关联的思维世界的整体中，永恒真理在瞬息的思维里是固定不变的——它的坚实牢固就像套在前提和结论箍圈里面的因果联系一样。他相信，在这种安排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可以更改的。但事实上，它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波涛，把他的自我觉醒及其世界一起推向高潮。它的统一是完整的，但作为一个单位、一个整体、一个事实，它拥有一部历史。绝对和相对之间就像世代延续的横切面和纵剖面一样，前者忽视了时间，后者忽视了空间。谈论体系的思想家仅仅是停留在片刻的因果秩序之中；只有观察形势发生顺序的相术家才能体会到所谓的“真实”是永远变化的。
每当我们在历史的潮流中，遵循着永恒真理的轨道，并注视它们在现存和已经逝去的各个时代的历史图景中作为因素而发挥作用时，“一切短暂的事物只是一幅画像”这句语对于永恒真理来说也是适用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他存在的短暂时光中，有一个宗教是永恒而真实的，这是命运通过他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为他安排好的。由于这一宗教，他才能够感觉到，并且通过这一宗教形成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见解和信念。他坚守它的教义和形式，即使他对它们的阐释在不断地变化着。在自然世界中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在历史的世界中却存在着一个永远变化的真实。
所以，宗教历史的形态学是一项只有用浮士德式精神才能加以系统陈述的工作，而且只是在目前它的发展阶段上，才是一项适于进行的工作。问题阐明之后，我们必须敢于努力，彻底摆脱我们自己的固执心，并对我们眼前的一切事物漠然视之，仿佛全都异常陌生一样。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啊!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必须具有这样的力量，不仅想象自己处于一种脱离他理解世界的真理的迷茫之中——甚至对于把真理看作是一套概念和方法的人也是茫然的——而实际上是要在观相的角度将他自己的体系渗透到它那些最后的细胞之中。即便如此，要想单独用一种在构造上和精神上负荷它自己文化的全部形而上内容的语言，去获取讲述其他语言的人们所能传达的真理观念，这可能吗？
最初，在第一个时代的数千年间，愚昧而鲁莽的原始人在混沌的环境面前目瞪口呆，忧虑重重，那些莫明其妙的事物使他们不断感到重重压力，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合乎逻辑地去控制它们。与他们相比，动物是幸运的，它们虽然觉醒着，但却不是思考着。动物只是在情况发生变化时才知道恐怖，而早期人类却在整个世界的面前发抖。在他身体内外的一切事物都是黑暗的、无法解决的。日常的事情和魔鬼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既没有头绪，也没有规律。生活中充满了惊恐和痛苦的虔敬，可是很难从中看到任何关于信仰宗教的暗示，因为这种对世界的恐惧的初步形式是没有通向理解的爱的途径的。
使人跌倒的每一块石头、他手中所拿的每一件工具、经过他身旁的每一个嗡嗡的昆虫、以及食物、房屋、气候，这一切都可能是上帝的旨意；但是人只有当他受到惊吓或者只有当他使用它们时，他才相信潜藏在它们中间的那种力量，在它们中间，有许多正是如此。但是只有当一个人相信某一事物继续存在时，他才会爱它。爱必须以获得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思维作为先决条件。西方的研究工作曾经煞费苦心，不仅将从世界各个角落搜集到的个别观察材料整理出来，而且按照从灵魂信仰（也可以是其他的开端，任凭你的意愿）“引向”它自身所持信仰的那种假定的次序去排列它们。遗憾的是，只有一个特殊的宗教具备这种设计的价值，而中国人或希腊人则会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将它建立起来。事实上，这种将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演化引向某个目标的次序是不存在的。
原始人周围的混乱世界，产生于对片断时刻的断断续续的理解，但仍然充满令人印象深刻的意义，往往是某些生长、自我完善和终极的东西带有深刻的形而上的预感的裂缝和恐怖。它总是包含着一个体系，至于这个体系是部分地从对光的世界的沉思抽象而来还是全部保留在它里面，都无关紧要。这样一幅世界图景并不“发展”；但也不是个别事物的固定总和，在这些个别事物中，不管时间、地点和人物，这个和那个是应当（尽管它们通常就是如此）选择出来加以比较的。事实上，它们形成了一个由各个有机宗教组成的世界，在整个世界之中，它具有（而且只要它们没有消逝，就仍然具有）发生、成长、扩张和消逝的正规而富有意义的方式和一种在结构、形式、速度和持续方面业已建立起来的特殊性质。高级文化的宗教不是从这里发展而来，而是另有途径。它们更清晰、更明确地存在于光之中。它们懂得理解的爱的意义，它们具有关于精密知识方面的问题和观念、理论和技术，但却不懂得日常光的宗教的象征意义。原始的宗教信仰渗透到一切事物；而晚期又个别化了的宗教则是它们自我满足的形式世界。
所以，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各个伟大文明的“前”期，它们彻头彻尾仍然是原始的，但却越来越明显地预示和指定着一个明确的方向。正是这些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时期，应当在它们自身之中并且为了它们自己而正确地考查和比较一下。这个即将来临的现象是以什么形式进行自我准备呢？在我们所知道的枚斋宗教的情况下，它在开始时产生了预言式宗教的类型，这一类型引向了启示录的宗教，这一特殊形式更深厚地建立在这一特殊文化的实质之中，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引起呢？此外，在古典文化的迈锡尼序曲中从头到尾充满了兽形神祗的想象，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呢？他们不是高居迈锡尼堡垒正厅里面的战士的神，在那里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以高尚而庄严的虔敬来实行的，这在碑刻之中仍可证明，而是居于下方的神，在农夫茅舍里所信奉的威力，阿波罗宗教巨大的人形神，一定是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的巨大宗教变化中产生的，他们在各方面都带有其黑暗过去的痕迹。
这些形象几乎没有一个不带有姓氏、属性或泄露天机的变形神话来体现它的渊源。在荷马看来赫拉肯定是长着母牛般的眼睛；宙斯则表现为一头公牛，台尔普萨传说中的海神波赛顿则是一个马形。阿波罗成为无数原始神力的名字；他时而是狐狸，就像罗马的战神似的，时而是海豚，时而是毒蛇。毒蛇也是亚加狄亚墓石浮雕上的仁慈的宙斯的、亚士克莱庇阿斯的、乃至埃斯库罗斯著作中复仇女神的形象；而保持在卫城上面的圣蛇则被解释成为厄锐克索尼阿斯。在亚加狄亚，菲该力亚庙中的狄米特仍然被坡舍尼亚斯所目睹；亚加狄亚的阿提密斯-卡力斯托的形象是一只母熊，但在雅典，布劳伦的阿耳忒弥斯的女祭司也叫“arktoi”（熊）。狄奥尼苏斯——他有时是一头公牛，有时是一只雄鹿——和磐（阿卡狄亚的森林之神和牧神，形状半人半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兽的因素。赛奇（正像埃及人的肉体灵魂，bai）是一只灵魂之鸟。在这后面接踵而至的是数不清的半动物形象，例如半人半鸟的海妖和半人半马的怪物等，它们填满了古典早期的自然图景。
那么，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哥特文化勃兴的墨洛温时期的原始宗教，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尽管它在表面上是跟基督教相同的宗教，当我们考虑它们深层的全部差异时，这一点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脑子里必须十分清楚）一种宗教的原始特性并非存在于它的教义和习俗的宝藏之中，而是存在于采用它们并通过它们来感觉、讲述和思考的人类的特殊灵性之中。学者们必须熟悉这样的事实：原始基督教（更确切地说，是西方教会的早期基督教）曾经连续两次成为原始虔诚信仰的表达工具，所以，它本身就是一种原始宗教——也就是说，从500至900年间在克勒特-日耳曼西方，和直至今日的俄罗斯就是这样。
那么，世界在这些“改宗的”心理上面，怎样反映它自己呢？我们暂且抛开某些少数假定是受过拜占廷教育的牧师不谈，一个人对于这些典礼和信条事实上是怎样思考和想象的呢？我们必须记住，都尔主教格列高里是他那个时代最高的知识和观点的代表，有一次他用下列的话来赞颂从一位圣者的墓石上擦下来的粉末：“啊！神圣的泻药，胜过所有大夫的药方，像斯甘摩尼油一样将肠胃洗刷干净，并且将我们良心上的所有污痕全部荡涤而去！”在他看来，耶稣之死是一种罪恶，使他充满愤慨，不过如此而已；相反，他对于在他面前模糊不清地翱翔着的耶稣复活，却深感就像一种运动技巧，它赋予弥赛亚以伟大圣者的性质，从而使他被公认为真正的救主。对于耶稣受难故事里面任何神秘的意义，他是一概不知的。
在俄国，1551年“百名教士团体会议”的决定证明了一个纯粹原始的信仰仪式，在这里剃去胡须和误执十字架两者都作为致命的罪恶而出现——它们是对神祗的亵渎。1667年的“反基督宗教会议”导致了拉斯科尔运动的巨大宗教分裂，因为从那时起，十字架的符号要用三个手指来划，而不再用两个手指，“耶稣”的名字要念作“Yissus”，而不是念作“Issus”——对于严谨的信徒来说，如果不这样，就会丧失制伏鬼怪的魔力。但是这种来自于恐怖的后果毕竟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强有力的。
墨洛温时代丝毫没有表现出那种火热的灵性和沉浸于形而上的渴望的痕迹，而这种痕迹却充斥于枚斋世界神示的播种时期和极为相似的俄国神圣宗教会议时期（1721—1917年），这是为什么呢？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引导拉斯科尔派的那些殉教者宗派用最可怕的形式走向独身、清贫、巡礼、自残和苦行的，十七世纪时在宗教的狂暴中驱使千万人集体自焚的，又是什么呢？克里斯特派的教义和他们的“俄国基督们”（其中目前只有七人算得上）；杜克霍鲍尔教派和他们当作圣经看待并且保持下来用以收容口传的耶稣赞诗的“生命书”；斯喀甫茨派和他们可怕的伤残肢体的箴戒——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某种问题，如果离开它，那么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和政治革命都是无法理解的——相比之下法兰克时代似乎就显然黯然失色了，这又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只有阿拉米人和俄国人才具有宗教天才呢？——如果真是这样，既然（恰好在这些决定性的世纪中）学究式正教的障碍已经被摧毁了，那么我们期待于未来俄国的，又将是什么呢？
在它们原始宗教周围有一些无主的东西，像云和风。原始民族的大众心灵曾偶然地、暂时地聚集成为一个存在，因此，从它们上面散布的恐惧和防御性中产生的醒觉意识的连锁的“何处”——实际上是“无论何处”——并且始终是偶然的。它们到底是静止的还是移动的，它们是否变更，就其内涵而言，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由于一种深层的土地束缚，高级文化与这样的生活状态分离了。在所有表现形式的背后，存在着有一幅祖国景色，而且正如国家以及庙宇、金字塔和大教堂等等必须在它们的观念所产生的地方完成历史一样，一切青春时期的伟大宗教也被其存在的全部根基束缚在产生其世界影像的土地上。圣礼的惯例和信条可以广泛传布，但是它们内部的演化却被符咒所镇压，停留在它们的诞生地。如果有谁想在高卢发现古典的城市祭拜的微小的演化痕迹，或者在美国发现浮士德式基督教教义的发展，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任何事物如果与本土隔绝，就会变得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