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华盛顿还是一名血气方刚的上校军官。有一年，弗吉尼亚州的议员选举战正打得硝烟弥漫，华盛顿也很狂热地投入了这场选举，为他所支持的候选人助威。有个名叫威廉·佩恩的人，是华盛顿所支持的候选人的坚决反对者，他到处发表演说，批评华盛顿所支持的候选人。为此，华盛顿极为生气。
有一天，两人在一间小餐馆里发生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威廉·佩恩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不由火冒三丈，抢上前一步，将华盛顿打倒在地。华盛顿忍痛站了起来，却没有反击，命令部下跟他返回营地，一场流血冲突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第二天，华盛顿写了一张便条，派人送给威廉·佩恩，约他到一家酒馆见面，说是要解决昨天两人结下的隔阂。威廉·佩恩看过便条心想，华盛顿肯定是约他进行决斗。于是在家里找出手枪，做好准备以后，便去酒馆赴约。可他来到后一看华盛顿就傻眼了，华盛顿没有带一兵一卒，也没有佩带手枪，而是西装革履，一副绅士模样的打扮。
见威廉·佩恩进来，华盛顿端着酒杯微笑着站了起来，握住对方的手，很真诚地说：“人不是上帝，不可能不犯错误。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不该说那些话。不过，你的行动已让我的错误遭受了惩罚。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我们把昨天的不愉快通通忘掉，彼此握手，我相信你是不会反对的。”
威廉·佩恩被深深地感动了，紧紧握住华盛顿的手，热泪盈眶地说：“华盛顿先生，你是一个高尚的人，如果你将来成了伟人，我将会成为你永久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就这样，一对完全有可能成为仇敌的人做了朋友。后来，华盛顿果然成为美国人民世代敬仰的伟人。威廉·佩恩没有食言，他始终是华盛顿忠实的追随者和狂热的崇拜者。
漫长的十五小时
当生活像一首歌那样轻快流畅时，笑颜常开是易事；而在一切事都不妙时仍能微笑的人，是真正的乐观。
——威尔科克斯
二战期间，罗勃·摩尔在一艘美国潜艇上担任瞭望员。一天清晨，随着潜艇在印度洋水下潜行的他通过潜望镜，看到一支由一艘驱逐舰、一艘运油船和一艘水雷船组成的日本舰队正向自己逼近。潜艇对准走在最后的日本水雷船准备发起攻击，水雷船却已掉过头来，朝潜艇直冲过来。原来空中的一架日机，测到了潜艇的位置，并通知了水雷船。潜艇只好紧急下潜，以便躲开水雷船的轰炸。
三分钟后，六颗深水炸弹几乎同时在潜艇四周炸开，潜艇被逼到水下八十三米深处。摩尔知道，只要有一颗炸弹在潜艇五米范围内爆炸，就会把潜艇炸出一个大洞来。
潜艇以不变应万变，关掉了所有的电力和动力系统，全体官兵静静地躺在床铺上。当时，摩尔害怕极了，连呼吸都觉得困难。他不断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的死期？”尽管潜艇里的冷气和电扇都关掉了，温度高达36℃以上，摩尔仍然冷汗涔涔，披上大衣牙齿也照样碰得格格响。
日军水雷船连续轰炸了十五个小时，在摩尔看来这比十五万年还漫长。寂静中，过去生活中无论是不幸运的倒霉事，还是荒谬的烦恼都一一在眼前重现：摩尔加入海军前是一家税务局的小职员，那时，他总为工作又累又乏味而烦恼；抱怨报酬太少，升迁无指望；烦恼买不起房子、新车和高档服装；晚上下班回家，因一些琐事与妻子争吵。这些烦恼事，过去对摩尔来说似乎都是天大的事。而今置身这坟墓般的潜艇中，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摩尔深深感受到，当初的一切烦恼显得那么的荒谬。他对自己发誓：只要能活着看到日月星辰，从此再不烦恼。
日舰扔完所有炸弹后终于开走了，摩尔和他的潜艇重新浮上水面。战后，摩尔回国重新参加工作，从此，他更加热爱生命，更加懂得如何去幸福地生活。他说：“在那可怕的十五个小时内，我深深地体验到对于生命来说，世界上任何烦恼和忧愁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笑对人生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贝多芬
1954年，当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上台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却谦虚地说道：“得此奖项的人应该是那位美丽的丹麦女作家——盖伦·璧森。”
海明威所说的这位丹麦著名女作家，就是那位曾经凭借电影《走出非洲》获得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女主人公。《走出非洲》这部电影的结尾，打上一行小小的英文字：盖伦·璧森返回丹麦后成了一位女作家。
盖伦·璧森从非洲返回丹麦后，不但成为了一位享誉欧美文坛的女作家，而且在她去世30多年后的今天，她和比她早出世80年的安徒生并列为丹麦的“文学国宝”。她的作品是国际学者钻研的科目之一，几乎每一两年便有英文及丹麦文的版本出现。她的故居也成了“盖伦·璧森博物馆”，前来瞻仰她故居的游客大部分是她的文学崇拜者。
盖伦·璧森离开非洲的那一年，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女人，有的只是一连串的厄运：她苦心经营了18年的咖啡园因长年亏本被拍卖了；她深爱的英国情人因飞机失事而毙命；她的婚姻早已破裂，前夫再婚；最后，连健康也被剥夺了，多年前从丈夫那里感染到的梅毒发作，医生告诉她，病情已经到了药物不能控制的阶段。
回到丹麦时，她身无分文，除了少女时代在艺术学院学过画画以外，无一技之长。她只好回到母亲那里，仰赖母亲，她的心情简直是陷落到绝望的谷底。
在痛苦与低落的状况下，她鼓足了勇气，开始在童年老家伏案笔耕。一个黑暗的冬天过去了，她的第一本作品终于脱稿，是七篇诡异小说。
她的天分并没有立刻受到丹麦文学界的欣赏和认可。她的第一本作品在丹麦饱尝闭门羹；有的人甚至认为，她故事中所描写的鬼魂简直是颓废至极。
盖伦·璧森在丹麦找不到出版商，便亲自把作品带到英国去，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英国出版商很礼貌地回绝她：“男爵夫人（盖伦·璧森的前夫是瑞典男爵，离婚后她仍然有男爵夫人的头衔），我们英国现时有那么多的优秀作家，为何要出版你的作品呢？”
盖伦·璧森颓丧地回到丹麦。她的哥哥蓦然想起，曾经在一次旅途中认识了一位在当时颇有名气的美国女作家，毅然把妹妹的作品寄给那位美国女作家。事有凑巧，那位女作家的邻居正好是个出版商，出版商读完了盖伦·璧森的作品后，大为赞赏地说，这么好的作品不出版实在是太可惜了。她愿意为文学冒险。1943年，盖伦·璧森的第一本作品《七个哥德式的故事》终于在纽约出版了，而且一鸣惊人，不但好评如潮，还被《这月书俱乐部》选为该月之书。当消息传到丹麦时，丹麦记者才四处打听，这位在美国名噪一时的丹麦作家到底是谁。
盖伦·璧森在她行将50岁那年，从绝望的黑暗深渊一跃而成为文学天际中一颗闪亮的星星。此后，盖伦·璧森的每一部新作都成为名著，原文都是用英文书写，先在纽约出版，然后再重渡北大西洋回到丹麦，以丹麦文出版。盖伦·璧森在成名后说，在命运最低潮的时刻，她和魔鬼做了个交易。她效仿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把灵魂交给了魔鬼，作为承诺，让她把一生的经历都变成了故事。
盖伦·璧森把她一生各种经历先经过一番过滤、浓缩，最后才把精华部分放进她的故事里。她的故事大都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因为她认为，惟有这样，她才能得到最大的文学创作自由。熟悉盖伦·璧森的读者不难在其作品中看到她的影子。
盖伦·璧森写作初期以lsakDinesen为笔名，成名后才用本名。lsak，犹太文是“大笑者”的意思。她之所以采用这个笔名，也许是在暗示世人，以笑声面对残酷的命运。
盖伦·璧森在成为北大西洋两岸的文学界宠儿后，丹麦时下的年轻作家皆对她敬佩不已，把她当女王看待。74岁那年，第一次拜访纽约，纽约文艺界知名人士，包括赛珍珠和阿瑟·米勒皆慕名而来。但盖伦·璧森对自己的文学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的梅毒给她带来了极大的肉体痛苦，当梅毒侵入她的脊柱时，她常痛得在地上打滚。晚年时，她变得极其消瘦、衰弱，坐立行皆痛苦不堪。
盖伦·璧森死时77岁，死亡证书上写的死因是：消瘦。正如她晚年所说的两句话：“当我的肉体变得轻如鸿毛时，命运可以把我当作最轻微的东西抛弃掉。”
把握现在
时间的虚实与长短，全看人们赋予它的内容怎样。
——马尔夏克
麦卡锡是哥本哈根大学的学生。有一年暑假他去当导游。因为他总是高高兴兴地做了许多额外的服务，因此几个从芝加哥来的游客就邀请他去美国观光。旅行路线包括在前往芝加哥的途中，到华盛顿特区做一天的游览。
麦卡锡抵达华盛顿以后就住进了“威乐饭店”，他在那里的账单已经预付过了。他这时真是乐不可支，外套口袋里放着飞往芝加哥的机票，裤袋里则装着护照和钱。后来这个青年突然遇到晴天霹雳。当他准备就寝时，才发现皮夹不翼而飞。他立刻跑到柜台那里。
“我们会尽量想办法。”经理说。
第二天早上仍然没有找到，麦卡锡的零用钱连2克朗都不到。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待在异国他乡，应该怎么办呢？打电报给芝加哥的朋友向他们求救？还是到丹麦大使馆去报告遗失护照？还是坐在警察局里干等？
他突然对自己说：“不行，这些事我一件也不能做。我要好好看看华盛顿。说不定我以后没有机会再来，但是现在仍有宝贵的一天待在这个国家里。好在今天晚上还有机票到芝加哥去，一定有时间解决护照和钱的问题。我还是我，以前我很快乐，现在也应该快乐呀。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现在正是享受的好时候。”
于是他立刻动身，徒步参观了白宫和国会山庄，并且参观了几座大博物馆，还爬到华盛顿纪念馆的顶端。他去不成原先想去的阿灵顿和许多别的地方，但他看过的，他都看得很仔细。他买了花生和糖果，一点一点地吃，以免挨饿。
等他回到丹麦后，这趟美国之旅最使他怀念的却是在华盛顿漫步的那一天——如果他没有运用做事的秘诀就会白白溜走那一天。“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他知道在“现在”还没有变成“昨天我本来可以……”之前就把它抓住。
就在多事的那一天过了5天后，华盛顿警方找到他了的皮夹和护照，并且送还给他。
过几天再说
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
——蒙田
多年来，维斯里斯·阿莱克萨克斯老想清理他的文件——那些塞满了书橱、壁架和堆在地上、大厅里，甚至厨房里的一沓沓字纸，至少有15年了。他心里一直对自己说：“再不能这样拖下去了，我必须把东西收拾好。”
昨天早上，维斯里斯终于动手了。他劝服妻子带孩子们到海滩玩一天，他自己则一口气工作到午夜。维斯里斯打算通宵干下去，他已把家里弄得一团糟，必须踮着脚才能走动。维斯里斯打开冰箱门，却惊见里面放的是他的运动衫、袜子和几件木工用具。他将它们取出来想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不慎和书橱碰个正着，撞得堆放在最高层的一大沓书掉下来，纷纷砸在他的头上和脸上。
维斯里斯的头上立刻肿起了个包，鼻子贴了橡皮膏，左眼已几乎看不见了。他在客厅中央踩着一只拖鞋，脚下一滑，扭伤了脚踝。他不明白为什么拖鞋会在那里。他早注意到拖鞋是到处跑的东西。剪刀也是：一个总喜欢展露自己；而另一个则喜欢躲得无影无踪。
最令维斯里斯气恼的是，他花了那么多力气，却没有什么成绩。他本想把所有的字纸看一看，选出要留的，因此他搬动了大堆的文件夹、旧报纸和纸箱，看看下面和里面是什么。谁知这竟是个严重的错误：两小时后，他的字纸体积比原先增加了3倍。未到中午已无处可坐。他想到街口的咖啡室去舒口气，但房间的门由于被堆放着的东西堵住而打不开了。
于是维斯里斯改变战术，决定一次只处理一件事情，从就在眼前的一个捆着的纸箱着手。他解不开绳结，想找剪刀又找不着，倒很方便地找到了一只拖鞋。他心头火起，一下子把它抛出了窗外。最后他用厨房里的菜刀割断绳子，打开了纸箱：只见里面装的是结账单、剪报、信和一块甜饼。
维斯里斯正要把这整箱的东西抛进垃圾箱，突然，他想，万一政府忽然认为他有一笔税款未交，他该怎么办？他可以想象他面对税务员说他已把所有的结帐单扔了。这种情形简直不敢让人再想下去。
剪报是60年代的，都是些极有趣的文章，他想留着待日后阅读。但那一天尚未来临，事实上，可能永远也不会来临。不过，他还是决定继续保存那些剪报，也许子女们有一天会看的。维斯里斯想抛掉那些旧信，只保存邮票。如果他不重读那些信，也许他真的要那么做了。可是当他随便看看时，不料越看越有趣，最后他决定还是保存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