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逸山，1974年出生，但从马来西亚总理政治秘书的职务上退下来已有好几年时间，正躲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做研究，循着“旋转门效应”，等待着下一个更好的机会。这个马来西亚早年的“神童”，学业阶段曾连跳三级，早早完成学业，早早进入政坛。谈到他的政坛野心，他自己“谦虚”地这样说：“以后能有个外交部长当就不错了。”
连平，交通大学首席经济学家，我在华东师大的师兄，早我两年毕业，只不过我毕业于外语系，他毕业于政治教育系，后来这个系一分为三，成了哲学系、经济系和金融系。我们当年在校园内并不认识，更何况我当年只是刚脱稚气。我们的第一次结识是在华东师大60周年校庆晚会上——一场由央视“一姐”董卿主持的充满青春气息的露天晚会。我和连平、许子东、毛尖四个人作为“杰出校友”代表上台，接受了董卿的“盘问”。交通银行作为五大银行里唯一一家总部在上海的银行，在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过程中得天独厚，作为该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连平频频亮相，各种观点、建言陆续见诸报端、荧屏。
三个不同背景的嘉宾，视角、观点无疑有着极大的差异，但讨论的焦点不外乎“上海自贸区究竟将做成什么境界？”就整体而言，上海自贸区无疑有着三重境界：第一，微观、技术层面的境界，即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第二，为了达成上述境界，需要实现一系列配套措施和框架的改革和创新，其中包括金融创新、政府放权；第三，作为自贸区的最高和必需境界，实现独立法治和信息自由。
上述三重境界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对于一个完整、成熟意义上的自贸区而言，三重境界缺一不可。若没有金融创新和政府放权，就不可能做到完整意义上的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若没有相对独立的法治和信息自由，纵有金融创新和政府放权，依然不能称之为完整、成熟的自贸区。这三重境界各自独立，但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从不同的切入点服务于共同的目标——建设一个完整、成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上海成功之后，逐渐向全国其他地方辐射。
但上海自贸区能否同时或逐渐承担这三重使命？自贸区挂牌前后围绕细则的争论，归纳起来都是在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争论，自贸区迄今取得的突破（比如负面清单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府职能改革）也主要都是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层面，第三层面的内容几乎都没有涉及。
其间，有学者提议，上海自贸区应设立自贸区法庭，借以处理自贸区内的法律监管问题；也有人士建议，自贸区内应实行互联网放开，但随即有关方面就明确表示，自贸区的互联网将依法受到管理。
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还撰文称，中国不会在网上设置“政治租界”，“13亿中国人民得以继续享受着和平生活，而不至于如同苏联一样土崩瓦解，如同利比亚、叙利亚人民一样的下场，互联网管理能力功不可没”，“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经济特区，我们希望它为全国经济发展作贡献，决不希望它沦为各路政治势力角逐的角斗场，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香港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许成刚则公开表示：“若不能实现法治独立和信息自由，上海自贸区就将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同为经济研究学者，许成刚和梅新育的观点却形成了截然反差。读到梅新育文章的当晚，我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一篇看完觉得是极有争议的文章，怎么看也不像一个经济研究员写的文章，而像一个宣传部官员的公开报告。”当然，我在这里无意对梅新育的观点再作评论。问题是：事情是否真的这样截然对立？同为自由港，新加坡的法治和信息管制情况又是如何？
节目中，胡逸山的观点很明确：“新加坡无疑有高度独立的法治，但新加坡的互联网信息并非没有受到管制。”
“哪些信息在新加坡受到管制？”我问。
胡逸山答：“那些外部世界对新加坡的公开批评，或者公开诋毁新加坡政府的互联网言论。”
“这些管制是否影响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我又问。
胡逸山又答道：“由于是一些影响范围很小的政治性信息，因此对于新加坡自由贸易的影响不大，或几乎没有影响。”
“新加坡的司法在多大程度上独立运作，并由此保证自由港的成功？”我又追问。
胡逸山的回答明确而坦率：“新加坡的司法无疑完全独立于政府运作，这对于自由港的成功至关重要。当然，在一些敏感的政治事件上，政府可能会尝试对司法施加影响，但也必须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至少在自由港的问题上，新加坡的司法是完全独立的。”
问题到这里已基本明了，但香港和新加坡是否就是上海自贸区的模板？抑或上海根本就做不到？
丁学良一如既往地快人快语：“上海自贸区要完全做到香港和新加坡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能用五年的时间做到香港和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丁学良这句话的震撼力不亚于他当年放言“中国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加起来不到五人”。
然而这能做到的三分之一又是什么？丁学良更为干脆明了：“第一，上海自贸区应尝试设立一个商业仲裁法庭，以尽量接近世界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运行；第二，凡是政治上不敏感的信息，自贸区内一律放开；第三，实现自贸区内的政府职能转型，除了政府高度放权之外，转型内容还应包括税收、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官员的问责制，以及自贸区内所有官员的财产公示。”
丁学良的这一席话把正在主持节目的我弄懵了，刹那间我很担心这期节目能否安全播出，或者在播出过程中是否会遇到诸如“迎客松”那样的障碍。当然，此刻的我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我敏锐地感到，丁学良的思想火花和才情，以及一连串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核心信息，在我的追问下将很快迸发出来。此刻的我，需要的只是追问，再追问……
我开始紧追不舍：“你提到的自贸区仲裁法庭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这样，我们似乎需要一部自贸区的基本法了。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
丁学良回答：“这需要人大常委会的授权，需要顶层设计。”
我穷追猛打：“信息的政治敏感与否由谁来定？如果由宣传部长来定，那么绝大部分信息都将是敏感的。”
丁学良回答：“当然不能由宣传部长来定，要按照国际上一切规范的自由贸易区的标准来定。”
然后我转头问胡逸山：“新加坡会怎么做？商业仲裁法庭没有问题，但若涉及政府以及敏感信息，新加坡会怎么处理？”
胡逸山的回答很平静：“新加坡会营造一个很公平、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所有商业纠纷都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裁判。涉及与政府有关的敏感信息，政府会以很技术的手段来处理，最后还是会保证营商环境的成功。只要大家在自由港里能公平地从事贸易和投资，最后也就不会很拘泥于那些政治敏感的信息了。”
镜头切换到远在上海的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兄，”由于校友的关系，我这样称呼他，“你怎么看新加坡和香港学者的意见？”
连平的回答出乎意料地干脆明了：“做成另一个香港和新加坡，从来就不是上海自贸区的目标。”
连平的话，让大家都惊呆了，也沉默了……
他接着说道：“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和法律框架都与上海完全不同，因此上海自贸区不可能做成另一个香港和新加坡。上海自贸区目前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贸易和金融技术环节的设计，而在于政府职能转型。政府能否真正放权。上海自贸区建成之初的两三年是关键。这个目标能否达到，我对此是有些疑虑的。”
连平的疑虑，似乎最终敌不过丁学良的坦率和犀利。
“政府的改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政府‘被改革’，亦即依靠社会力量倒逼政府放权和改革，而现在的做法似乎是成了‘政府自我改革’。这样下去肯定是行不通的。”丁学良依然快人快语。
连平的回答依然平静而理性：“任何国家的自贸区都是由政府牵头构建的，这没有问题。关键是政府在牵头搭建之后，要有自我放权的意愿。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与我的担心正好相反，那天的节目，晚上播出时一切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节目播出第二天，我收到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通过电邮传送的“每日经济”报告，其中有一段的标题是《形势要点：负面清单显示上海自贸区并没有想象中自由》。
报告写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已挂牌。这项改革被寄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的历史性期待。但正如我们此前分析的，对上海自贸区的突破不应高估，这是一份带有谨慎与折中色彩的自贸区方案。……9月30日，上海市市政府发布了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进一步确证了这样的观点。负面清单显示，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有多达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共190条管理措施，这反映了开放程序不如预期。
报告接着写道：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指出，负面清单管理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领域都许可；因此，理论上，负面清单应很简短，这对投资者是一种友好的表现。但从实际公布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看，外资免入和受限制领域不少，禁区多达上千个，从投资银行业务到开网咖（即可上网的咖啡店），林林总总。而Facebook、Twitter、彭博（Bloomberg）等被封的网站也没有开放。《经济学人》引用了一名外国律师对此的抱怨，称中国官员沉迷于控制。如今再问专家对于上海自贸区未来的看法，许多专家的看法是谨慎的。《德国之声》则报道：“ 令市场失望的是，自贸区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个人金融理财领域市场化规定也非常模糊，让人看不到近期内获利的可能性。总体来看，上海自贸区并没有想象中自由，市场应当低调预期为好。
读着这份简短的研究信息，我又想起一天前胡逸山在节目最后的发问：“我走过很多国家，感到不理解的是：其他国家搞自贸区都只需要对外开放就可以了，为什么在中国光开放还不行，还首先要谈什么政府自身的改革？这和自贸区没有任何关系啊。”
听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了，决定跳出主持人的中立立场，直接回应胡逸山：“在你生活的地区，各方面都已经很自由了，所以你们搞自贸区只需要对外开放就可以。而在中国，由于面临对内改革的重任，而改革往往又积重难返，所以我们就尤其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倒逼对内改革，过去30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不懂中国国情！”
我主持节目时，很多朋友批评我“太强势”，甚至“过于霸道”，或“不够中立”。有朋友建议，作为主持人的我应该甘当配角，善于倾听、串联，让嘉宾成为主角。问题是：我的本行是学者和评论员，主持只是我的副业，而我主持的谈话节目主题，每一个都是我本人正在研究或思考的题目，我希望借此引发更多的公共讨论，偶尔的“霸道”和“不中立”就全赖嘉宾朋友们的理解和支持了。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撇开这些枝节的东西，又必须承认，胡逸山作为马来西亚朋友，他提出的问题听上去虽“幼稚”，却从另一个侧面点出了今天中国问题的本质，亦即：中国的问题，30多年前开始改革时，是以开放促改革为导向开启的——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无奈；但3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由于问题积重难返，中国依然需要以开放来促改革——这就是上海自贸区的来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大的无奈。
三、上海自贸区：设计者们怎么说？
2013年10月1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20天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学院成立。
华东师大是我的三个母校之一，用我的话来说，是我的“初恋女友”。我曾在三所大学求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即华东师大、同济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我经常开玩笑说，三所大学犹如我的“三个女友”，最后获得博士学位的那所学校，成了我的“妻子”；读本科的那所大学，给了我很多冲动、浪漫，虽然离开后一二十年都不曾联系，甚至不曾想起，但她给了我最深刻的记忆。华东师大就是这样一所曾带给我很多冲动和浪漫的学校。
但今天我不谈“初恋女友”，而谈谈我在母校主持的一场有关上海自贸区的论坛。那次论坛云集了对上海自贸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如王新奎、周振华、连平等人。
王新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工商联会长、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设计专家。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王新奎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人物。
周振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重要的智囊人物之一。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交通银行是五大银行中唯一一家总部在上海的银行，连平是其研究团队领导人。
论坛的内容有些厚重，但气氛是颇为轻松的。
邱震海：请问王教授，自贸区到底是什么样的？上限下限在哪，最高最低能做成什么样？
王新奎：上海自贸试验区肯定不是你脑子里想的那个自贸区。
邱震海：我想象的是一个很开放的试验区，您是说肯定不是我想象的这样开放？
王新奎：大概是这样。
邱震海：王教授说上海自贸区诠释的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国家战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国家战略？
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原因，现在海外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一个最基本的解读就是，为了使上海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而另外一个最极端、最自由的解读是，因为顶层设计的改革推不下去，到处都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所以必须要在上海搞一个自贸区。您提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国家战略，对此您到底怎么看？李总理到底有没有这个想法？
王新奎：首先，关于信心不足的问题，第一轮方案正式公布以后捞现钞的人信心都是不足的，本人对此深感欣慰。其实我看不是信心不足。总理讲过一句话：如果说现阶段改革是容易的，那就称不上改革，因为容易的都改掉了，留下来的就是不容易的。因为形势有了变化，每一次大的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我记得在1980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讲过起步阶段的问题，他说如果不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将会被开除“地球球籍”。
因此大形势一直在变化，我们必须跟着变化。
邱震海：现在香港是否担心上海自贸区搞起来以后被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