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年，具体来说就是2014—2017年，将是中国极其重要的三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绝大多数结构性问题都将在这三年里从深层浮上表层。中国这三年如果能处理得好，那么2017—2022年虽然不能说一马平川，但至少将有比较从容的心情来设计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应对届时可能更为艰难的挑战。
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恰好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三中全会前发布了“383改革方案”。所谓“383方案”即是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
这种“三位一体”的改革是指：推动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
“八大领域改革”是指：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
而报告具体提出的涉及上述八大领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则指：第一，放开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竞争；第二，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
无独有偶，“383方案”也为未来的改革提出了“时间表”：第一，2013—2014年的近期改革；第二，2015—2017年的中期改革；第三，2018—2020年的远期改革。
这个改革时间表与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中国未来十年的三个时间段也正好大致相同。可见，在对中国未来改革迫切性的研究上，所有的逻辑都会大致指向同一个方向和时间段。
不同的只是“383方案”将远期改革的时间终点设定到2020年。2020年是一个什么时间？那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始，也是中国高层提出人均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都翻倍的时间点，也是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前夜，同时也是这一代领导人即将卸任的前两年。已经有许多迹象显示，这一代领导人已将2020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指标来安排内政外交的许多事情。
如本书上一章所述，当我们埋头国内改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外部环境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无论是美国经济复苏及其背后的创新和经济自由度的支持，还是美国的能源技术和战略正在改变世界能源格局，抑或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种种细微变化，似乎都显示出，2020年的世界经济和能源格局以及中美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都将会发生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
届时，中国面临的挑战究竟会更为轻松，还是更为严峻？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未来6年里中国内外战略的调整。还是让我们看看中国眼下需要克服的难题。
一、2017年以前：成败在此一举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翻开中国主流媒体有关改革的报道和评论，迟福林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其实，迟福林在改革问题上的名声不是始自今日。早在20世纪80年代，迟福林就是改革中的风云人物。20多年后他依然是改革问题的权威，尤其是他曾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为改革发声，在中国这恐怕已经绝无仅有了。
本书第二章就曾引用迟福林2011年下半年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时与张燕生有关中国经济放缓与社会矛盾的讨论。2012年开始，我频频邀请迟福林从海口飞到香港出席《寰宇大战略》节目。
节目组孤寒，除了为迟福林购买商务舱机票和预订五星级酒店外，就再也没有经费请他到饭店吃饭了。我们的很多谈话是在凤凰卫视的食堂里完成的；但也正因如此，我们的谈话轻松很多。每次录制完《寰宇大战略》，我与嘉宾们在凤凰卫视食堂里的那些谈话往往是极有意思的，闪烁着很多思想的火花。
“如果没有那些特别的原因，你今天很可能是个大官了。”在凤凰卫视的食堂里，一位朋友这样对迟福林说。 迟福林含笑不语。我的团队里的90后助理、研究生观察员想了半天也不明白这个“特别原因”到底是什么。看着女孩子们一脸的茫然和不解，我和迟福林都乐了……
20世纪80年代，不到40岁的迟福林就在中国改革界颇有名气和影响力。如果不是后面发生的一些不应由他负责的事情，今天的迟福林说不定还真成了高官；当然，那样的话，他是否仍有今天这样的思想自由，那又另当别论了。
在节目里，我与迟福林的对话很多时候是“唇枪舌剑”的。2013年10月，“383方案”刚公布，我就和迟福林、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在节目中上演了一场“舌战”：
邱震海：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的改革如此重要？
迟福林：我们的增长转型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拐点，我概括为三句话，就是经济转型处在一个历史节点，社会转型处在一个临界点，治理转型处在一个关键点。
邱震海：改革经常是被我们以各种原因拖延了，原来我们一直说改革急不得，因为改革如果推得过快，可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中国的改革往往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左右徘徊，这次假如还不能有力地推进改革，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迟福林：这次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上，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十分明显，所以我概括为改革正与危机赛跑。
邱震海：如果改革跑不赢危机，又会产生怎样的情况？
任剑涛：如果改革跑赢危机，当然就满足了我们的三个愿望，一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二是国家的富强，三是向文明社会的迈进。如果改革跑不赢危机，社会就可能崩溃，失望会变成绝望，而整个国家发展可能夭折。
邱震海：中国的改革不能再拖了，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在不断下行，中国的社会矛盾在不断上升。所以，零敲碎打的改革孤立地看是有意义的，但是放在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上升这么一个大环境中看，假如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转变经济下行，再好的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一，383改革方案第一细则如何出台？第二，阻力到底如何突破？第三，我非常关心的，改革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不能一直拖延到未来五年、十年还不显现。比如，八项措施里面垄断改革如何进行？垄断行业，土地改革，财税改革，国有资产改革，我们就拿这四样出来，坦率来讲，这四样放在一起都是阻力重重，所以我现在非常关心细则到底在哪里。
迟福林：现在最难的是固化的利益格局，今天的二次改革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面对固化的利益格局，但是我比较乐观，这个固化还没有完全凝固，是可以打破的。
邱震海：关键问题是当改革涉及具体的部位时，怎么办？涉及具体的部位时，它的利益怎么来解决？
迟福林：这里当然有一个部门利益问题。我们在打破垄断上已经有高度的、广泛的共识。
邱震海：那是反垄断的人有共识，垄断的人是没有共识的，他是不愿意去打破的。
迟福林：是，我所谓的高度共识是指什么呢，大家认为不打破垄断不行了。比如我们现在的社会资本。
邱震海：迟院长，如果我是垄断行业的人，我一点都不想打破垄断，你要打破垄断，我就会反过来跟你进行斗争，说不定把你告上中纪委。最后会形成另外一种利益格局，一种改革与反改革、垄断与被垄断之间的格局。所以，会不会出现这么一种状况？
迟福林：是，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垄断的矛盾问题很多，不但阻碍了社会资本进入，而且在垄断行业内部，本地问题包括腐败问题都很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打破它，是很好的时机，我相信反垄断改革在未来的两三年会有重要突破。
任剑涛：迟院长是非常乐观的，作为改革设计者应当有这种乐观性，否则我们切入其中就非常困难。在我看来，解决国有企业垄断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但不是没有办法切入。比如，在人上、事上、物上、体制上都可以找到突破口，最关键是推动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心怎么样。
邱震海：你们两位说得很好。但是无论是下重药还是下猛药，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够见效。它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见效，不可能希望它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就见效，但是恐怕也不能等三五年。因为三五年之内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下降，中国的社会矛盾还会继续上升，所以打破垄断的改革能不能跟经济下降、社会矛盾上升有一个时间上的配合？关于未来，迟院长如此乐观，您设计的打破垄断的时间表到底是怎样的？
迟福林：我预计未来两到三年，行政垄断这一块会破题，甚至在某些方面会有重要的突破。
邱震海：具体来说，就是在2017年之前，2017年中共十九大要召开，另外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的换届，换句话说，在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国垄断问题一定要解决，是这样吗？
迟福林：对，中国至少在行政垄断方面会有一个实质性的破题。
任剑涛：但我看这个383改革，破题不是一个大问题，实际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才是关键性问题。
邱震海：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能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吗？或者能实质性地触碰这个问题吗？
任剑涛：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实质性地触碰这个问题的难度非常大，但实际上就破题来讲，两三年时间过于漫长，打破行政垄断的破题必须在半年内完成。
邱震海：也就是说，到2014年的5月之前必须要开始破题，你这个破题的指标是什么？
任剑涛：破题的指标就是整个行政垄断的结构性问题已经解决了。
邱震海：什么叫结构性问题？
任剑涛：比如，国务院各部委的审批项目要结构性地减少。实际上，自两会以来，半年多时间里已经减少了200多个审批项目，给各地方、各部门以及民营经济已经带来了很大希望。
邱震海：半年之内完成会不会过于急躁？
迟福林：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方案出台。我讲的破题是指社会资本能够进入，能够把坚冰打开；然后，再用两到三年的时间，让社会资本进入这些垄断行业，这个格局可能才会初步形成。
邱震海：基本上两位嘉宾最乐观的推测是在2014年5月之前打破行政垄断，最悲观、最谨慎、最保守的推测是到2017年年底即中国“十九大”召开之前，总而言之，问题是要解决的。
下面第二个问题是央地的财税制度改革。我经常到各地演讲，老百姓问我房价到底会涨还是会跌时，我回答说，房价涨还是跌不是市场本身控制的，与它相关的还有流动性过大、土地财政问题。
迟福林：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政府主导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现在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竞争型的地方增长模式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风险很大，另外就是债务风险极大。现在矛盾很突出，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变竞争型的地方政府增长模式，这是财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问题。
邱震海：这两三年从哪里切入？
迟福林：我想，第一，从大的方面说就是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二，下一步要分权，哪些归中央，哪些归地方，在适当分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找到财税改革的有效路径。
任剑涛：对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可以乐观，因为主客观因素都在政府，所以我觉得半年可以见效。但是触及政府和政府之外的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乐观。改革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经济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如果你通过一个常态的设计计划两年破题、三年进入、四年改革、五年生效、十年成功，那么社会已经丧失了这样的耐心。
邱震海：那个时候房地产已经崩盘了。我认为，所有破题都必须在半年之内，如果半年之内都没破题，大家看不到希望，就会对改革失望。
邱震海：对于未来，无论是时间表还是改革疗效，二位有什么期待？
迟福林：未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十三五”，然后是“十九大”，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邱震海：但是2020年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2014—2017年这三年。
迟福林：对，这三年应该说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点、临界点或者说关节点，这三年我们要加快走，但是目标要很清楚。
邱震海：如果说到了2016年，三年之后，我们重新来检验今天谈的所有东西，发现垄断行业只改了一半，土地只改了一半，央地财税也只改了一半，然而刚才我们设定的2017年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改革并没有完全让我们满意，那时怎么办？
迟福林：如果是那样，那时会面临更大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经济风险、社会风险，要付出巨大代价。
读了上面的文字，你可能已经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其间的种种言论，到底是节奏太快还是过于犀利，抑或兼而有之？也许任剑涛的“半年见效论”有点过于急躁，但他说出了很多老百姓的心声——一个再好的改革，最后都要受惠于民，让老百姓觉得有实惠，百姓才不会失去耐心，才会继续支持你。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年见效”虽有点操之过急，但作为“警世之言”不失其意义。
迟福林的“两三年见效论”则是相对专业的表述。任何一项改革，从启动到进入，再到发挥功效，两三年是比较现实的期待。但即便是两三年，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更何况两三年后亦即2017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
无论是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矛盾，抑或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2017年都是一个“坎”。中国能否过得了这个“坎”？届时，中国若能越过这个“坎”，那么2017年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才能有比较从容的心情来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
这一切都取决于2014—2017年这三年里中国的作为和部署。
二、调房价：政府不能再忽悠民众了
上面的观点都是理论阐述，也许读者们已经看得恹恹欲睡。下面就谈点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中国的房价。
谈起中国的房价，一如谈起中国的股价，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有满意的态度。但你知道过去几年所谓的房价调控，其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吗？
请看我下面的分析。这是2013年9月20日我在一次节目中表达的观点。
主持人：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8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结果只有不到3%的城市房价比之前一个月的价格有所下降，而最近更是出现了日光盘，也就是一天之内全部卖光的楼盘。这显示出市场预期楼市正在失控，这几年政府坚持高举调楼价的大旗，可为什么楼价越调越涨？难道我们对这个“调”字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