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雪1930年的专著实际上是其1906年出版的《资本和收入的性质》和1907年出版的《利率》这两本早期著作的结合和修订。第二本书中的材料，及其效用最大化个人和利润最大化公司的数学结构，已成为战后经济学教育和思考的核心。相比之下，前一本书中的材料，在本质上是经济会计理论，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拒绝。但费希尔·布莱克没有拒绝它，实际上，他的全部经济学方法建立于其上。
在1906年的书中，欧文·费雪把经济图景描绘为财富总量，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随着它的变化产生了服务流。在费雪的公式中，所有的财富是资本，不但包括机器和建筑物，而且还包括土地甚至人。实际上，对费雪而言，人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因为他们具有多种技能。因此，在最高程度的抽象上，在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传统类别之间没有差别。它们全都产生收入（服务）流，所以它们全都是资本，其折现收入即为资本价值。
同样，在最高程度的抽象上，在工资、利润和租金这些传统类别之间没有差别。它们全都是资本产生的收入，所以它们全都是更广义的利率种类，是收入从财富流出的比率。
费雪以下面的示意图总结了这个世界观：
当前资本未来收入
数量资本-财富→收入-服务
↓
价值资本-价值←收入-价值
第一个箭头表示当前资本财富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未来收入服务；第二个箭头表示多种多样特定的服务通过交换过程转化为货币价值；第三个箭头表示预期未来货币价值通过使用利率的折现过程转化为当前货币资本-价值。考虑一个在未来几年内生产一系列商品的工厂，这些商品的货币价值等于其售价。费雪的观点是，今天工厂的价值源自其未来生产商品的价值，之间的关键联系是利率。
对欧文·费雪来说，典型的资本形式是工厂，但对费希尔·布莱克来说，典型的资本形式是人。人力资本不仅是个人财富的最大部分，也是整个经济中财富的最大部分。我们没有在标准经济统计中看到这个事实，因为我们没有买卖人的交易，所以没有人力资本的市场价格。但我们确实看到了因人们所做的工作而付给他们的报酬（工资），当我们把这个数字与实物资本因其使用（消耗）而获得的报酬（利润）相比较时，我们就会知道有多少人力资本。费希尔说：“如果我们把不动产和其他个人财产加到商业资本价值中，人力资本的价值极有可能超过总值的一半。所以，如果我们不得不把资本看作物质或人，二者必居其一，那么我们最好把它看作人。”
由于我们希望能够度量总值，但如此多的财富是不可观察的，这个事实给我们造成了困扰，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何如此？费希尔·布莱克说：“财富和福利并不是一回事。然而，我可以断言，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财富的增加通常意味着福利的增加。”欧文·费雪持有类似看法，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财富就是未来收入流的现值，那么财富的增加一定意味着某个收入流的增加，因此意味着一个人福利的增加。因而可以断定，作为一般的拇指法则，我们应该采取增加财富的经济政策。但如果不能度量人力资本，而它又是财富的最大部分，我们如何采取合适的政策呢？费希尔·布莱克说，我们可以用股票市场作为代理变量，因为不同种类资本的价值往往协同变动。原因在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生产中可以相互补充的投入要素。当股票走高时，人力资本价值可能也会上升，当股票走低时，人力资本的价值也会下降。
对欧文·费雪而言，关键经济变量是利率，它度量从当前资本存量中流出的收入的可持续比率。在费雪的利息理论中，他解释了这个利率如何由选择消费时间路径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他的“第一近似值”），和选择生产时间路径的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他的“第二近似值”）共同决定。然而，仅仅在所有路径确定已知的情况下，他才能解出问题。在其“利息理论的第三近似值”中，他讨论了不确定性的情况，但不能导出数学公式。
费希尔·布莱克借助特雷诺的CAPM这个透镜来领会费雪的思想，他知道如何做费雪做不到的事情。在其金融笔记第2号中，他帮助特雷诺解出了数学运算，该数学运算与运用CAPM于公司资本预算问题有关。在金融笔记第6号中，他运用CAPM解决“不确定状况下个人投资和消费”问题。这是欧文·费雪的前两个近似值，但现在在不确定状况下得到了解决。剩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合并起来考虑。在金融笔记第8号中，费希尔做了这些工作，虽然是在对技术做了非常特殊的假定情况下做出的。他的商业周期波动小麦模型就是这些工作的结果。
假设各种不同证券的供给外生给定，标准CAPM由此入手，进而在财富持有人风险偏好既定的情况下得到了市场出清证券价格理论。在均衡时，每个人都持有市场资产组合，通过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来调整其风险暴露。费希尔在小麦模型中所做的是把CAPM中的资产想象为实际的而非金融的，具体而言，想象为在单期农业周期中的小麦品种（varieties of wheat），而且它们内生成了资产，因为有人选择种植小麦而不是消费。在均衡状态下，小麦品种的市场组合和该市场组合的价格被决定，因而该模型与一般均衡有关，而不仅仅与证券价格均衡有关。尽管如此，模型还是继承了CAPM的本质特征，所有资本品的价格仅仅源自资本品的两种基本价格，即利率价格和风险价格。这两种价格，并且只有这两种价格，是足以概括整个经济中生产者机会和投资者偏好的统计数据。
对欧文·费雪来说，思考一个确定的世界，利率是来自当前资本存量的收入流的可持续比率。对费希尔·布莱克来说，思考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利率只不过是资本存量的实现收益率，是一个数字，而且该数字是一个随时间推移而波动的随机变量。我们认为总收入中波动的东西，在最高程度的抽象中，只不过是波动着的资本收益率。
简单小麦模型的一个问题是，它压根儿没有提及失业，而失业是大多数人首先关注商业周期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可以扩展模型，通过引入多种商品和使用劳动力（或更好的，人力资本）的迂回生产来处理失业问题。
因而，繁荣是生产模式与需求模式匹配较好的时期，衰退是匹配不佳的时期。当匹配不佳时，意味着人们在错误的经济部门工作，生产错误的产出组合。不佳的匹配意味着，为了鼓励工人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部门，价格和工资将发生变化，但这些变化要花费时间，因为它们通常涉及特定部门的资本积累。产出周期的错配理论从而也是就业周期理论。
如果商业周期只不过是资本价值的波动，那么可以推论，如果我们想了解什么引起了商业周期，其实需要了解的是，为何资本的价值波动如此剧烈。如果我们观察一个股票市场波动指标，我们就会知道，资本价值波动是一个显著事实。股票的收益有时甚至为负。如何解释如此剧烈的波动？
一个潜在的原因可被立即排除。股票市场的宽幅波动不可能是作为无风险利率和风险溢价总和的预期收益率的波动。无论两者中的哪一个，都无法对我们所看到的资本价值的巨大波动做出解释，因为它们都缺乏足够的变化。实际上，作为第一近似值，费希尔认为两个数字都应当作常数处理。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投机，正是投机引起了股价围绕其基本价值宽幅波动。在经济学家中，这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就持这种观点，他是弗兰克·莫迪利亚尼1972年的博士研究生，因《非理性繁荣》一书闻名世界。如果我们把经济作为静态随机过程，随时间推移而发展演变，那么股票市场波动就过于剧烈，因此投资者一定是非理性的。
费希尔的观点与此不同。如果世界是非静态的，正如他认为的那样，股票价格的波动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非静态的世界中，投资者为了形成当前价值估计而需要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进行评估，这远比静态世界中要复杂。在一个非静态世界中，价格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价值，但它可能是我们现有的最优估计，甚或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优估计。由于折现率变动不大，资本价值如此不稳定的原因一定是未来收入价值的预期不断剧烈变动。这只不过是时间和不确定性的黑暗力量在起作用。
一言以蔽之，费希尔的观点是，资本的收益波动如此之大，是因为未来收入价值是如此不确定，而未来收入价值如此不确定，又是因为细节很重要。企业都知道，未来人们需要食物、住所和交通服务，但并不确切知道是哪一种。企业必须在不知道细节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和生产决策，而为了确保决策正确就必须知道细节。如果幸运的话，它们能猜对市场需要什么，就能够卖掉所生产的东西，收入价值将较高。如果不走运猜错了，它们就难以卖掉所生产的东西，收入价值将较低。同时，个人资本价值将波动，因为新信息不断出现，引起我们上下调整我们的估计。资本的总价值也将波动，因为新信息往往在同一方向上影响所有个人价值。新信息会增加或者减少未来生产和需求之间良好匹配的可能性。
早在1976年3月，费希尔就已经有了错误匹配的思想，但在此后两年他写出了自认为是一篇合适的学术研究论文“一般均衡与商业周期”（1978年4月）。他对这篇论文期许甚高，拿着论文巡回参加学术研讨活动，参加了卡内基—梅隆大学、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南加州大学的研讨会。1978年9月，他写出了修订稿，在长长的脚注里提到了46个人，感谢他们所做的评论。但他找不到愿意发表它的有声誉的学术期刊。
1979年，他设法在商业期刊《财富》进行的一次采访中披露他的一些思想。1981年，《金融分析师》杂志以“商业周期的基本内容”为题发表了一个通俗版本。但对于学术读者来说，费希尔能做到的最好的方式是，把这篇论文作为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系列工作论文第950号（1982年8月）发表。《美国经济评论》直接拒绝了这篇论文。这对费希尔来说是一次令人沮丧的体验。问题出在哪里了？
问题之一无疑是费希尔探索商业周期问题时所采用的高度抽象方法，特别是他的理论与商业周期波动的实际数据没有联系。实际上，费希尔积极抵制与计量经济技术发生任何联系，他认为这些方法存在致命缺陷。而且，他的理论与经济学家已经用于讨论商业波动的模型没有联系，与通常和数据相联系的模型也没有联系，虽然这些模型没有对商业波动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所有这样的模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的还是货币主义的，都把货币波动作为产出波动的一个重要解释部分，但该机制在费希尔的理论中全无踪影—这与他非正统的货币观点相一致。费希尔的理论就这样没有提供牵引点（point of traction），从而使得传统宏观经济学家（无论属于什么流派）无法与费希尔产生联系，或者说费希尔无法与他们产生联系。结果，不是费希尔·布莱克而是罗伯特·卢卡斯开创了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宏观经济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