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总认为这桩婚姻必定会成功，因为她和费希尔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我们都是长老会教徒，都是桥牌爱好者，都是南方人。”事实上，比起费希尔，她才是更纯正的南方人，也是更纯正的长老会教徒，因为费希尔从未虔诚过。但两人的确都是桥牌爱好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他们也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喜欢参加派对和舞会，都喜欢餐前餐后的鸡尾酒，他们都觉得社交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并乐此不疲。和她母亲一样，利比也总有女仆帮助收拾房子、烧菜做饭。但是她也坚持每周至少存下50美元，这相当于他们结婚时两个人共同收入的一半。正因如此，他们总有足够多的钱以备不时之需。作为大萧条时期长大的孩子，他们总觉得应该储蓄，即使当他们过着乡村俱乐部式生活的时候也未改这一信念。
小费希尔·谢菲·布莱克生于1938年1月11日，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据利比说，尽管他是合法婚姻所生，但“他确实是无意间怀上的孩子”。他被昵称为费什（Fish）。其后不久，全家从乔治敦的公寓中搬出，迁至位于福尔斯彻奇市城外农村地区欧道明路的一座小房子中，房子周围有四英亩土地。费希尔10岁前，就这样过着有几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他和妹妹珍妮丝·布莱克尼·布莱克、弟弟路易斯·英格曼·布莱克一起嬉戏，帮父亲打理胜利菜园，与堂（表）兄弟姊妹彼得和沃伦·考克斯一同在房后的小河中捉小龙虾，到卡姆登看望外祖父母期间猎杀松鼠，到布赖森看望祖父母期间在山溪中捕鱼。费希尔的童年，和父母亲的童年并无太大的不同。
这种经历给他提供了一种持久的安全与融入感，而且那种感觉从未离开过他。家庭充满浓浓爱意的乡村生活十分美好，倘若其他计划落空，至少还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后来，当他的妹妹布莱克尼嫁给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犹太数学家，并且搬到魁北克饲养山羊时，费希尔说他想去和他们一起生活。他开车带每个人去参观农场，并声称“我想我会喜欢它的”。费希尔不喜欢锻炼，自然不喜欢农场劳作。在农场待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一周。
时间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重温了童年的乡村生活，那是他心中永远的领地，他在那儿能找到平和与宁静。
显而易见，布莱克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当他仅4岁大时，他父亲就教他阅读，幼儿园的老师说他是她曾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他从学习新事物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也乐于把他所知道的教给他的弟弟妹妹。布莱克10岁时，已经升入了六年级—他跳了一级。那年，全家搬到了布朗克斯维尔，布莱克从而进入了全国最好的公学之一就读，这使他好学的天性得以发展。当时他们家住在榆树岩路46号。同学们来家里找他，叫他出去，尽管他妈妈也鼓励他出去玩，但他却没有理会。“他们只是想到处闲逛，但我不喜欢。”他总喜欢待在家里，享受和家人在一起、被书和杂志包围那种感觉。
当他在学校接触到新思想和新的思考方法时，他会把它们带回家进行测试。知道他父亲一贯保守的政治倾向，他就宣传一些新思想。知道他母亲明确赞成得体的礼仪，他就声称举止无所谓得不得体，仅仅是生活习惯不同而已，而捍卫当时流行于附近格林威治村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他摒弃了布朗克斯维尔文化的影响，对那种注重身份地位、醉心于商场升迁，以及不经意的对外来人的偏见，极不认同。他的弟弟妹妹还记得餐桌上热烈的争论，但这种争论从来没有在他们之间产生过持久的裂痕。费希尔以琢磨和测试思想为乐，正如他一直喜欢玩弄辞藻一样。费希尔的父母亲对此持开明态度。
这种激烈的思想交流对费希尔而言基本上是安全的，随着经验的积累，他开始在其他更有风险的地方进行尝试。在学校，一个适合的目标是物理教师约瑟夫·里基茨。“里基茨先生，你错了”，费希尔平静地插话，“根据物理学定律，大黄蜂飞不起来。”他从此养成了怀疑权威的习惯，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但易被误认为是个人攻击。可能费希尔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评论会使别人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费希尔当然不会认为有深究这种感受的必要，因为他对与人融洽相处从未有过丝毫兴趣。他与众不同，他也知道这一点。
美国创造者、传道者和先知协会，是费希尔试图将思想交流试验拓展至从同学们中精心挑选出的一个小圈子的尝试。他们阅读《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讨论一切最新进展，如诺伯特·维纳的人类神经系统控制论。他们研读阿尔道斯·赫胥黎有关变异的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 ofconsciousness）的论述，并在催眠状态下进行试验。但即使和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费希尔也总是给人留下封闭、隐秘的印象，他理智而孤寂，超然而淡漠。人人都知道他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但没人真正了解他。
除家人外，第一个与费希尔建立了深厚情感联系的人，正是费希尔的初恋女友辛西娅·蒂娜·卡彭特（Cynthia Tinna Carpenter）。蒂娜来自毗邻地区斯卡斯代尔，费希尔在高中和大学间的夏天，随学校组织前往法国和瑞士，在途中认识了她。他们当时就建立了联系。在余下的行程里，领队试图将他们分开。到他们回来时，大局已定，当费希尔动身到哈佛求学时，她成为他稳定的女友。整个大学期间，费希尔和蒂娜几乎每天都鱼雁往来，并定期探望。费希尔读大学的第一年，她仍然在修高中学业，其后进入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史密斯学院就读。
蒂娜是一个文静的女孩，她认真、腼腆、好学，在与费希尔相识之前，她一直顺从于父母的意愿。她父亲小拉尔夫·爱默生·卡彭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新英格兰家族的后裔，在养老金和投资业务上发了财。他热衷于收集古玩和维护具有历史意义的住宅，把钱都花在了这两项爱好上。9在后一领域，他在斯卡斯代尔的莫里斯巷为自己建造了佐治亚风格的住所，名为莫罗府，借此向莫罗城堡（Mowbra Castle）致敬，城堡中的三个房间从而得到抢救，他也因此声名鹊起。1956年，蒂娜在威彻斯特沙龙舞会（Westchester Cotillion）和冬青舞会（Holly Ball）中初次亮相。卡彭特家族的社会地位高出布莱克家族一头，门第无可挑剔，所以，这两个家族的永久性结合可以说是珠联璧合。
唯一的问题在于，蒂娜的父母亲并不太喜欢年轻的费希尔，也不太喜欢其具有挑战性的作风。费希尔积极对上帝、物质主义，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习俗提出质疑。蒂娜称他为一个标新立异者，并被他吸引。受费希尔的影响，她认为自己也有几分不拘传统的风格。毫无疑问，她父母希望她对他的痴迷有一天会消退，但并不走运。事实上，费希尔已经在向自己父母谈论结婚的事了，但父母坚决主张他毕业后再结婚。在哈佛的第一学期，费希尔写信给他的祖母：“你知道，很可能在你还不太老的时候，你就将成为曾祖母—在6~8年内。提前6年向你表示祝贺。你知道，你甚至还可能有几个重重孙子（孙女）。好奇怪啊！”费希尔总是善于规划。
没有等够4年，费希尔和蒂娜在3年后的1958年7月就结婚了，当时，费希尔还有一年多才能完成在哈佛的学业，很快他们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婚姻最终并不顺利，但在费希尔的整个大学早年级期间，在他投身于哈佛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思想激荡（intellectual ferment）潮流之中时，结婚和孩子的念头一直在他的头脑中徘徊，是他个人安全感的源泉。
除他们与自己兴趣迥异这一个要求外，费希尔对大学室友的选择没有任何要求，这使他父母大为窝火。当被要求描述其兴趣时，他会仅仅回答“人类”。当被问及可能的专业时，他会仅仅回答“教育”。他和其他三位同学被分配到了威格尔斯沃斯D-31号那套宿舍。费希尔和史蒂芬·杰维斯共处一室，后者是纽约人，后来成为英国文学教授。次年，他仍和杰维斯住在一起，但搬到了亚当斯宿舍B-42号，艾略特·艾尔森也搬了进来，他是圣路易斯人，费希尔在杰克逊纪念实验室参加大学前研究训练项目的那年夏天，他们见过面。艾尔森后来成为了生物化学教授。杰维斯和艾尔森都是费希尔的朋友，但又算不上至交。
与室友不同，费希尔从不看重传统的学术成功。他自己选题撰写论文，而不写布置的题目；他的兴趣在于发现新的和非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学习权威资料。他在思考时，先凭直觉完成一个飞跃，而把细节留待以后完善。在日常生活中，他不愿接受诸如等到其他人读完报纸后再把感兴趣的文章撕下来这类常规习俗。即使是鸡毛蒜皮一样的事，他也总是挑战和挑起争论，而不会容忍对自己独立的威胁，包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
当他和杰维斯在社会科学Ⅱ—由塞缪尔·比尔教授讲授的著名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导论—的每周小组会议（weekly section meeting）上因窃笑和互使眼色而受到责备时，费希尔就转到了一个他更喜欢的组长的那个小组。
在幼稚和不成熟的表象背后，费希尔过着简单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冥思独处，很多领域完全不为外人所知。蒂娜就是这些领域之一，还有他自己的家庭，但最明显的当属费希尔的内心世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用数字详细记录下自己的情绪状态，写在一个随身携带的小便笺本上。大概当时他正在寻求规律，或与外部刺激之间的因果联系，但他从未谈起过它。
有关自己的科学发现更多地与自己有关，而不是与科学相关。无论如何，他一直知道自己与众不同，所以自己的发现不可能有普遍应用性。
费希尔的课程选择似乎同样被科学兴趣所引导，现在又被其他人所引导。在第一学期，他选修人类学导论“关于早期人类和制度的发展”，并决定主修社会关系，他把社会关系描述为“社会学、人类学、物理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的综合”。作为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他直接跳到由该领域研究生选修的高级课程。根据他的记录，这些课程最重要的是由杰罗姆·布鲁纳教授讲授的“社会行为的心理基础”。
布鲁纳当时处于心理学新认知方法的最前沿，这是一种正在兴起的学说，给由同样是哈佛教授的斯金纳（B. F. Skinner）所捍卫的旧行为主义方法带来了挑战。不是把行为看作对刺激的条件反应，认知心理学家专注于影响此类反应的内在思维过程。布鲁纳特别关注教育，费希尔非常认同他的要旨。“直觉思维，即直觉训练，是极易忽略但非常重要的创造性思维特性，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正式的学术训练中，而且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通常，直觉思维依赖于对相关知识领域及知识结构的熟悉，这种熟悉使得思想者实现跳跃成为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跨越和走捷径需要事后通过演绎归纳等分析性方法，对结论进行重新检查。”实际上，布鲁纳允许费希尔以他所倾向的方式继续自己的教育。而且，布鲁纳有关“创造力条件”的思考—客观和责任、激情和规范、由目标支配的自由、延迟和急迫，以及内在的戏剧性—给费希尔提供了一种路线图，指明如何到达他想去的地方。
另一门课“变化家庭结构中的社会化进程”由克莱德·克拉克豪恩（Clyde Kluckhohn）讲授，使费希尔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把这告诉了父母。“文化生态学”由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讲授，对作为随自然环境共同演进结果的更广泛的人类文化做了详尽的描述。费希尔对这门课程如此着迷，以至于在1957年夏天，他和蒂娜把格尔茨准备的讲义打印出来，分发给感兴趣的研究生。格尔茨以现代文化的生态学批评作为这门课程的总结：“在本质上，生产因此成为了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我们的乌托邦观念是不断扩张的经济。尽管这样的观念是由社会中一些最审慎、现实和务实的人所持有的，但依然是典型乌托邦式的，因为它基于错误的假定之上，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潜能是无限大的，‘科学’总能找到一种方法，使得我们对自然造成的任何破坏都无关痛痒，并使我们能永远挤牛奶而不必给奶牛喂食。”
作为一名大二学生，费希尔将大量业余时间花在和课堂上认识的研究生的交往相处上。一名叫卡尔·瑞斯曼的研究生和费希尔的联系最为密切。他是费希尔二年级秋季学期的指导老师，比尔课程的组长—费希尔就是转到了他的小组，还是格尔茨课程的同学。和瑞斯曼这帮人经常待在一起，费希尔曾经试图引起他们对自己用幻觉剂（显然是某种蘑菇）进行实验的兴趣。和往常一样，他像科学家那样做实验，每半个小时记下他的感觉。蒂娜回忆，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费希尔用改变自己的睡眠模式做实验，4个小时睡和4个小时醒轮流交替，看这怎样影响他的精神状态。他同样记下这项实验的实验笔记。没有一项实验足够成功，使他得以永久改变自己的方式。事实上，到大二结束时，他似乎已耗尽了进一步开展社会关系研究的兴趣，他将要做其他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