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导游的萌芽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总不满足周围环境对自身的束缚，力图拓宽自身的视野，扩大自身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同时，迫于洪水、大火、干旱、地震等各种自然灾难的危害，人们开始进行反复的迁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开始了历史上最早的旅行。不过，这种旅行活动还不能称为旅游活动。据史料记载，古代真正具有“旅游”性质的活动出现于奴隶社会，并且在东周时期已经初具规模。当时，社会正处在大变革状态，国事交往与人员往来十分频繁，外交游说、游历修学、巡幸游猎、政治联姻等活动达到高潮，这些活动中有的已经具有较明显的旅游色彩。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明建立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对旅行生活产生了某种消极的影响，使旅行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但是，从历史画卷中，我们仍然可以体味到旅行途中帝王的奢华、文士的清雅、行贾的忙碌和旅宦的骄盈。
在中国古代，影响较大的旅游活动类型主要有帝王巡游、公务行游、商贾周游、文士漫游、宗教朝觐和平民郊游等。
以帝王巡游、商贾周游和文士漫游为例。帝王巡游是指古代王朝统治者为了个人享乐和巩固政权的需要，离开国都到其他各地游历，这是中国古代礼会最高等级的旅游活动形式。传说4600年前的黄帝就曾经“迁徙往来无常处”。《穆天子传》一书中也曾详尽地记述了周穆王西行的传说。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有过巡游的经历，如：秦始皇封禅泰山、隋炀帝南下扬州、康熙及乾隆的数下江南等。
商贾周游指以经商为谋生手段的商人的旅行活动。旧时经商人家的门口常贴有这样的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与通达“四海”、“三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商贾事业周游天下、无所不至的特点。
文士漫游是指古代文人学士进行的旅游活动。由于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善于进行观察和分析，并习惯将所见所闻用文字记录下来，故而这类旅游活动在古代各种旅游活动中成果最为丰富。历史上许多科学论着以及大量山水诗文的创作，都与文士漫游活动密切相关。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他在千里旅行的同时，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作的。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不仅被看作是一部旅行札记，也被看作是一部地质学百科全书。
在古代社会，人们外出旅行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危险，如饥饿劳顿、迷失方向、遭遇盗贼、车船翻沉等，即使贵为国君，有时也不能幸免。据《左传》记载，楚昭王第二次南巡，在渡汉水时，竟因船只漏水而溺死。汉代的石刻画像中还可以看到车辆在桥上行驶时，车轮脱落坠入水中的画面。正因为人地生疏，出门旅行的人往往希望有人担当向导，因而导游作为一种助旅活动，伴随着旅行的萌芽而产生。
古人云：“入乡问俗”，在旅行者问路时，被问到的人就充当了向导的角色，他们可能是同旅行者邂逅的车夫、马夫、轿夫、当地居民、客店堂倌、和尚或道士等。尽管偶尔为之，但他们在不经意间就成了导游人员的雏形。在古代文献典籍中经常可见这种服务形式，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等。
帝王巡游时，有很多的“陪臣”、“侍从”同往，这些陪臣、侍从不仅要照料帝王的日常起居，而且还要为帝王讲解沿途的景物、民俗、典故等，因而也起到导游的作用。例如，清朝时纪晓岚在陪同乾隆皇帝出游时常以诗文助游，还留下了“遥望天空一鹤飞，朱砂为颈雪为衣。只因觅食归来晚，误落羲之洗砚池。”的佳句。
随着与他国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国古代出现了专门负责外事接待的人员。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时期就为外国人入境设立了专门的旅馆“蛮夷邸”和提供翻译的“舌人”等，以后历朝大抵如此。元朝西亚旅行家伊本·巴图泰在其旅行游记中记载：“在中国行路最为稳妥便利……客有欲前行者，吏遣人护送之。”这护送之人无疑就是陪同的导游人员。
随之，导游图和导游书等旅游指南也相继出现。如唐代的导游图就称为“图经”、“地经”。唐代着名文学家韩愈就曾借助图经游览了韶州，并留诗为证：“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倍难，愿借图经就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除了导游地图以外，中国古代大量的游记、览胜书籍也起着引导旅行游览的作用，如《黄山领要录》、《泰山道里记》等。
不过，与今天不同的是，古代旅行者和向导之间并不存在雇佣关系，一般情况下他们是在不确定的场合中偶然相遇的，尽管后来出现了一些专门在交通要道、名胜古迹等处引导旅人并收取报酬的“导者”，但尚不具有历史典型性，也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化的职业。因此，古代社会还没有出现当今意义上的导游服务，而只能说是一种导游服务的萌芽。
(第二节)导游的开端与兴起
如前所述，导游作为一种服务活动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却是随着近代旅游业的崛起而出现的。职业导游人员的出现，使导游活动具有了经济意义。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一些旅游企业（如英国通济隆、美国运通等旅行代理机构）就纷纷进驻中国，相继组织外国旅游者到中国旅游，同时雇用中国人作导游。
但导游作为一种社会化的职业，其出现是在我国近代旅游业诞生之后。1923年8月，中国第一家旅行代理机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旅行部在上海诞生（1927年6月旅行部从该银行独立出来，并更名为中国旅行社），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近代旅游业的兴起。它开创了中国旅行代理的先河，训练了一批职业化的导游，推动着中国从古代个体的、分散的、无组织的传统旅游迈入大规模的、远距离的、团体型的、有组织的近代旅游阶段。
中国旅行社在中国内地存在的30余年间，一直执中国近代旅游业之牛耳。它在国内外广设分支机构，最多时达二百余处，形成了庞大的服务网络，并与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美国的运通公司、日本的国际观光局、前苏联的国营旅行社等都签订了互相代理业务的和约，将服务范围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其经营范围十分广泛，除代售海陆空客票、经办货运业务、开办招待所、组织旅游团体外，还代办出国留学手续、发行旅游刊物、经营邮政和保险业务等，是旧中国规模最大、信用最好的旅行代理机构。
中国旅行社成立后不久，在其影响下，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旅行社组织，如1930年创办的中央旅行社和1934年设立的经济旅行社等，经营着与中国旅行社这样或那样相仿的业务。除旅行社外，还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旅行团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友声旅行团、经济旅行团、精武体育会、萍踪旅行团等。20世纪40年代，中国又出现了很多新的旅行代理机构，如福建中南旅行社、江西各地的陶陶招待所、广东曲江互励社、浙江的浙光旅行社、广东韶光公寓、各省社会服务处、新运总会、青年会和铁路营业所等。
这些旅行社和旅游组织承担了近代中国人旅游活动的组织工作，因而也就出现了中国第一批职业化的导游人员。除了培训一批高素质的导游人员外，当时的旅行机构还致力于物化导游的建设，出版了各种旅游类书籍和杂志，如旅客须知、导游丛书、旅行便览、旅行手册以及旅行杂志等。这些出版物对便利民众的旅行、推动游览事业的发展、阐扬中国的名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导游的发展阶段
自1923年中国第一家旅行代理机构创办之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职业化的导游人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导游服务的正式产生。但是，由于建国前社会动荡、经济落后，导游服务的发展非常缓慢。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导游服务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其发展状况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49年11月至1978年11月）
为了帮助滞留在厦门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出境，接待回国观光和探亲的华侨，新中国于1949年11月筹建了第一家旅行社——厦门华侨服务社，此后几年，又相继在泉州、广东等地成立了华侨服务社。1974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旅行社，并与华侨服务社合署办公，统称“中国旅行社”，简称“中旅”。1954年4月，为了接待外国友人，又在北京成立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并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成立了14家分社，简称“国旅”。
国旅和中旅承担起了组建新中国导游队伍、开展新中国导游服务的重任。这一时期，我国约有导游、翻译等人员三百人，使用几十种语言，以接待外宾、华侨、港澳台同胞为主。那时的旅游业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旨在通过国际旅游者来华旅游，向世界宣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因此导游工作也就成了一项政治工作。当时，周总理对导游人员提出了“三过硬”（即政治素质过硬、外语水平过硬、业务知识过硬）的工作要求。导游人员又被称为五大员，即宣传员、调研员、服务员、安全员和翻译员。导游人员依附于外事、政治工作是这一阶段最主要的特点。虽然这批导游人员数量不多，但素质很高，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导游风格，为新生不久的中国旅游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二、发展阶段（1978年12月至198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