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生活价值、文化价值一元观在作怪，某些人对于被自己认定的人或事，总希望一帆风顺又阳光灿烂，偶有瑕疵，必欲去之而后快，仿佛世间没有弯路，没有血泪，没有屈辱似的。不要说影片只是文学创作，即便是有所指，也非指名道姓的实录，何必非要往自己认定的事业人物上生拉硬扯，自寻烦恼。生活现实中个案的普遍意义，绝不像一些人想象夸张的那样。当对认定的人物进行全方位包装时，尽可以避讳遮掩，具体的事情以具体的方式办理即可，而不能靠扫荡外围，清理环境实现，不能期待将未经包装的行业生活实录全部束之高阁。世间有哪一个行业内部像想象的那样阳光灿烂，如果真的存在，还用得着刻意地树立典型让人模仿吗？古今还会有那么多道德追求者对出污泥而不染行为的赞叹吗？
中国人很早就创造了避讳文化，对于此道驾轻就熟，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总而言之，一切构成社会关系的强有力者，都可能成为被有意无意的包装对象。
避讳之道皆表现在语言文字上，一方面，对忌讳的对象极尽遮掩包装之能事，甚至篡改丢弃历史；另一方面，在遇到对忌讳对象不敬时，总是千方百计地正名辩诬，甚至不惜痛下杀手。千百年来，双管齐下的结果，国人养就了行文造句趋势避讳的习惯。
毋庸讳言，人类是需要避讳的，政府、团体、家族、个人在历史行程中，谁也不愿意留下不利于自己的口实。假如这一习惯仅仅只是处世技术，倒也无关大碍，毕竟人类交往关系复杂，不可能都直面对待，彼此之间留些颜面，也有益于社会和谐。然而坏就坏在习惯铸就了思维定式，把需要避讳的事情当作从未发生。古人尚且知道避讳只是遮掩，为大人物留下一点社会尊严和历史尊严，以中性的模棱两可之词敷衍缘饰，而不是彻底否认。非要为钟情对象所谓的污点进行洗刷、正名、缘饰、包装，是个人的权利，谁也管不着。然而，被议论的对象，却不是属于一个人的。事过境迁人去物非，但是历史就那么容易欺骗，那么容易乔装改扮吗？当初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偏要作为问题有意洗刷，与其说是为了正名，倒不如说是为了宣泄抱缺守残的僵化情感。
《论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己所欲，就可以施于人吗？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别人未必不愿意；自己愿意的事情，别人未必就愿意，只不过在做人行事的社会公共规则的选择上，总是以概率的大小来判定规则的优劣。从社会利害福祸的一般的价值判断上看，某个人不愿意的事情，可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而某个人愿意的事情，可能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愿意。两者虽然都呈正向选择，但是都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人行反向选择。圣人从社会生活最一般体验上，洞察人类保己排他趋利避害的本性，在处理现实的人际关系中，往往“己所欲，不愿施于人，己所不欲，常施于人”。因此，指出在施政与做人上，要将心比心，不要把自己不希望遭遇的厄运，放到他人头上去。两千多年前的哲人智慧，至今仍未失去现实意义。不过，在当代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仅仅遵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远远不够了，急需建起“己所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价值取向观，让所有的个人生活方式问题由法律来解决，不要把道德抑扬过多地引入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之中，道德主流向来从众，趋时趋势，标准游移难求一律。只要个人生活方式不违反法律，不妨碍公共道德，又何必无事生非，掀起轩然大波。
仅就欣赏戏剧而言，赏心悦目的是表演艺术，管什么演员私下的生活如何。演技的高低与是否具备起码的戏德是唯一的。倘若非要用艺术创作精美绝伦的审视尺度，同样衡量演员幕后生活的实质内容也像艺术创作那样完美无瑕，恐怕十之八九会失望的。人们把演员当作偶像崇拜，而演员则把演艺视为安身立命的职业。丞相非在梦中，而君在梦中矣，此之谓也。况且同性恋问题既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一定要把它归人道德范畴，实在是对同性恋者的侮辱，自己不接受不认同的少数人的生活方式也就够了，何必强求一律。
人格高尚纯正与事业才华成就一致的说法，古往今来不知蒙倒了多少人。其实，两者一致者有之，不一致者亦有之。毕竟人格道德不是事业成功与进入社会上层的必要条件，自古中国就喜欢用道德标准评价人物，却不能有效地阻止不道德的人涌人社会上层成为各类名人。关键的是道德精神追求与通常的公共道德是两码事，一个人是否具有道德良心，不像违反公共秩序那样一目了然。况且道德的评价都是事后认定，由事而论人，难于事前判定。即使那些经过事例证实被认定具有道德良心的人，也只能证明他的历史，而不能绝对保证他的未来。只要不是盖棺论定，人生旅途永远充满着变数与歧途。在这一意义上，道德良心纯粹属于自我反省、自我限制的范畴。
因此，大可不必煞费苦心为男旦的女人气辩诬，女人气乃至同性恋嗜好还够不上是道德问题，也不妨碍其中佼佼者成为令人尊敬的人。不管当初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女人气是投身旦角艺术的男性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出于自愿恰是天遂人愿，乐在其中，不关别人的事；如果出自胁迫，最初当然是身心健康与人权的牺牲，不过，既然在由家长或他人作主的年纪被推人深渊，到了具备自主意识的年纪又没能想方设法逃脱此业，久而久之，由厌恶变成喜欢或麻木，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是一种安身立命的职业，即使终生耿耿于怀，但在生活历程中铸就的习惯与自愿投身此业的男旦也毫无二致。当一个人用生命换回生命的延续时，所拥有的谋生技能不是那么容易更换的，不像说得那样轻巧，想变就变的。拒绝承认男旦的女人气与同性恋现象，则是无视男旦为事业付出的代价，无异于亵渎投身男旦事业的艺术追求的牺牲精神和辛酸血泪的生命过程。实际上，这里使用的牺牲与血泪，也许不能让男旦中人认同。他们会说我们的事业生活本来如此，用得着别人悲天悯人或辩诬正名吗？世间什么事业不需要生命的付出？只要生命的过程不是生命的浪费，其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又岂是他人所能体验理解的。世间谁不是在付出生命的同时享受生命？
我再多讲两句，就是为什么过去的戏班子，女性要由男的来演。实际上，有两重原因。第一重，跑过早戏的人比较看重这些，这是由制度使然。因为大家都知道，元代杂剧的时候戏班里有女演员。有些人就说，封建礼教歧视女子，女演员不能公开抛头露面等等。那会不会这样，元朝有，到了明朝就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啊？就是朱元璋成事以后，为了整肃官场纪律，规定官员在吃饭时不能召妓。中国古代的官场，比如清朝，遇上年节，官宴的机会，必召妓。过去有人讲，“有种无花不是春”，也就是说，吃饭时一定要召妓，吹拉弹唱。到了明朝，朱元璋订制以后，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但是，人总是想在吃饭或聚会当中弄点响动，那怎么办？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职业。
这种新的职业叫做小唱。小唱在哪儿？在帘子后面。大家知道吧，在宣武门的东西帘子胡同那个角上，一般的来说，买个七八岁的儿童，长得像女性，到了十五六岁就开始去陪人了。后来为什么到了清朝末年，有青衣小坊，有相公堂子，比如讲同光十三杰之一的梅巧玲先生，他就是那个相公。有人又说，相公这两个字是音转，就是说同性恋，从“像姑娘”，最后转过来叫相公。在清末的时候，这种青衣小坊在前门外一带比较多，主人比较典雅，而且能够有歌喉。大家现在看古装戏看多了，都以为是官员就逛妓院，或者是到刚才说的戏园子里去听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过去的官员也都有廉耻之心，就是他想去，也要控制自己不去。所以，这些人的娱乐，实际上是在一个很小范围之内的。这些相公堂子，我认为是因为明朝禁止召妓，才产生了这种“小相”。这种“小相”再往后延续，就成了戏曲里的青衣。最后，戏班子里面是没有女人的，尤其是北方的，尽管你是昆腔也好，益阳腔也好，梆子也好，包括到后来的乱弹，乱弹就是后来的京剧，里面是没有女演员的。我觉得，这是明朝制度使之产生的一种新的职业，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戏剧在被清朝的宫廷喜爱之前，这些人谋生是非常困难的。什么事情在中国，若没有政府的投资，想发达是非常难的。这个乱弹之所以能变成京剧——现在有人认为京剧二百多年，其实，没这么长历史，就是一百多年——就是因为过去慈禧喜欢京剧，由于她喜欢了，所以那些演员能进宫了，而在那之前，社会上的演员是进不了宫的。慈禧之前都是宫里的太监自己演戏，到了慈禧这里才开始招外面的演员，这就是上有所好。到后来，王公大臣们也开始喜欢上了，乱弹才真正变成了京剧。这就是说，在京剧形成之前，各个戏班的人谋生是非常艰难的，而且他们的流动性非常大。而凡是流动的团体，有两性的时候容易比较乱，容易产生冲突，比如说生了孩子，走路的问题等等。第二个原因，即在戏班的管理流动方面有一定的责任。如果戏班里有女性，容易产生冲突，另外管理不便。可能就是这么两个原因。
刚才，我讲的就是，如果你要理解一个事情，一定要把它放在情景当中。比如，你研究过去的制度，也是要放在情景当中。制度如果不放在情景当中研究，是研究不出好结果来的，这应该属于思想范畴。为什么属于思想范畴呢？你可以在纸面上执利害的两端，你可以网其全利，去其全害。但你在操作过程中，这制度可能和你所想的差距非常大。我讲这些呢，就是说我们中国古代的东西，先民的玩意儿，你要有一种立场，把它放人情景当中去观察，而不能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不然。
理解风物制度要讲情理
第二个呢，我想讲讲情理。社会不断变迁，风物制度一变，社会心理的显示形式随之而变。但是人心，古今应是一脉相通的，求幸福、求愉快、求平安、求长寿是一样的。象征性的概括只属思辨范畴，世间的幸福与苦难从来都是具体的。因而，时代的观念幸福必须与时代的制度和时代的生活模式放在一起来讲。
皇族与正黄旗双保险的纰漏
直接讲吧！现在大家都讨厌穷人，都渴望第二天起来，自己变成巨富，没有人喜欢受穷。但是，在座的岁数大的人都知道，“文革”的时候，唯恐自己家里没有穷人，没有穷人也要想方设法找一个穷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上将，没搞“文革”之前，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家有什么穷亲戚。其实，谁家都有穷亲戚，只是不说而已。因为什么呢，穷让人看不起，说了以后，别人也不会自给你钱。结果，“文革”开始以后，这个人就说，我舅舅是贫农，我姥爷是贫农等等，而且一有事情就必说。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贫穷为光荣，以三代贫农为最革命。实际上，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了追求幸福，追求好日子，免得受罪。有钱的被抄家，工作不好找，一天到晚流着含冤的眼泪到处求公道。
这个人为什么说他舅舅是贫农？说实话，在“文革”开始以前，他从来没把舅舅当舅舅看待，因为他母亲是姨太太。以后还要讲关于婚姻伦理，就是说，过去凡是给人家做小的，不过就是两途：一途是在妓院里面赎人，一途是买穷人的孩子。就是说，某一家太穷了没办法，你给他一笔钱，他把小孩卖给你，而且和主人之间的年龄相差比较远。这种人嫁出去以后，她的亲戚，舅舅也好，姥爷也好，都是不成立的。而且，到将来也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关于这一点，大家看一些现在的电视剧，有的时候姨太太家里的人飞扬跋扈，那都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按照一般的常理，要避讳穷人，但是，那个时代就不是那样。“文革”结束，我也碰到过这个先生，他再也没有提到过他有个穷舅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