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家烤肉店开张，几个朋友一道去品尝，感觉不错，不免夸奖几句。老板闻之，过来自吹起来，没说几句，便说他是皇族。在座的几个朋友都是旧家出身饕餮之徒，听此话不禁哑然。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革”结束没几年，就很难再听到谁是穷人出身，张口介绍都有些来历，有的听起来还很吓人，显然又回到昔日的社会评价系统当中，遵循原来的文化价值标准了，而且有些人丝毫没有改掉夤缘攀附自吹自擂的毛病。说来夤缘攀附，并非只是简单的虚荣心作怪，而是拓展社会关系增强信誉度的常用手段。一般而言，个人的可信度与其实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个人实力包括许多方面，其中家世构成重要因素，尤其对年轻人更显突出。过去某位贫民创业暴发后，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续家谱。自己家不行，就通过联宗或购买实现。世事变迁，发达的家族没有一个能够经久不衰的，孟子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败落家族的子弟往往靠变卖为生，卖来卖去，卖得没什么可卖了，有的就把家谱卖给了同姓的暴发之人。暴发之人认别人的祖宗做自己的祖宗，也就是避讳自己的穷命，同时也为自己进入上层社会找到了血缘根据。虽然，中国人大都明白世事变幻无常，也接受平步青云脱颖而出的布衣之士，但是血缘意识却根深蒂固，血缘伦理文化观念、血缘价值判断标准，常常让人不由自主地攀高枝。在一个事事都要问问来历的国度，一个人的出身往往就成为他社会地位的重要光环。其实，自己没本事，偏要抬出祖宗壮门面，往往是自取其辱而已。自己有本事，又何必把祖宗常挂在嘴边，唯恐他人不知？常言道英雄不问出身，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没有一个是躺在祖宗余荫中成长起来的。
那位开店的老板讲他是皇族不外乎两个用意。一是想证明他做的烤肉买卖可谓正宗、地道的老北京做法。二是拉出皇族，立刻表现身份与众不同，从而推销自己的产品。其实，让我们觉得好笑的是他大可不必说自己是皇族，不说倒好，说了反而可能帮倒忙。倘若他办的是文化事业，如古玩字画、珍宝奇玩，或是研习礼教、礼仪，或是声色犬马，吃喝玩乐，攀上皇族或许有些帮助。因为在清朝，皇族除了近支王公有机会参与朝政外，一般王公、世职以及宗室大都无所事事。闲必生事，闲必找事，因而，凡是享受的事情无不与皇族结缘。国家财政保证了他们的衣食无忧，同时限制他们除了做官和充任军职外，绝不能经商做工。皇族深谙一门手艺的寥寥无几，特别是厨行，社会地位低下，皇族即使落魄了，想学一门谋生技能，厨行也难人视线之内。
烤肉是很平民化的食品，非把大众化的东西和皇族搭上关系，碰上真正的吃主就要产生疑问了。其实烤肉起初不过是街头摊贩的营生，比现在满大街屡禁不止的烧烤摊强不了多少。昔日京城的传统烤肉，就是街边的一个摊位，炭火上支起炙子，羊肉也好，牛肉也好，切成柳叶片先用酱油和佐料煨上。吃法分文吃、武吃两种。露天经营时代流行武吃，筷子一尺八，客人有座不坐，站在炉旁，一脚踏在条凳上，自己翻烤，沽酒一喝；文吃是由摊主烤制，不必客人自己动手。北京现在有两家经营烤肉的名店，烤肉宛与烤肉季，起初都是街头摊贩，烤肉宛以烤牛肉见长，烤肉季以烤羊肉为主。
烤肉进入店堂经营以后，武吃就逐渐消亡了。武吃其实是一种迫不得已中形成的习惯，类似现在的自助餐，只不过种类单一。过去烤肉生意的旺季在秋冬，尤其冬天气候寒冷，坐在露天之中，更觉寒气袭人，而且穿着臃肿坐食不便。武吃形式体现了个体经营的智慧，既减轻了摊主的劳动强度，节省了人力投资成本，又使食客遂了肉片老嫩的心愿。武吃的特点就是站着，失去了环境，就不可能继续下去。谈话之间，饭店的老板似乎看出我们对于他的皇族出身不以为然，因而又添上一句“我家是正黄旗”。不说倒好，此前还只是认为他大可不必搬出皇族出身来宣传他的烤肉生意，不很怀疑其皇族出身的真实性，说了倒引出一连串疑问。张口自称是皇族，又加上正黄旗，似乎是双保险，其意不外使我们相信，其实问题恰恰出在将皇族与正黄旗扯在一起上。
自从清装剧如雨后春笋充斥荧屏以来，人们对清朝流行的制度名词大都耳熟能详，然实质内容，多不甚了了。八旗制度是清朝独创的兵民合一的政治行政与军事组织，始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完备于清太宗皇太极。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共二十四旗。人关以后，八旗制度没有推广，只是在入关之初，把一部分明朝高级降将和旧朝勋戚编入八旗汉军。有清一代，在行政组织层级上，始终贯彻以八旗制度管理旗民，以郡县制度管理汉人。汉人兵民分治，军队通过招募组成，号称“绿营”，就是军旗是绿色的。
说起八旗，现在人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以为正黄旗最地道，凡是皇族都属于正黄旗。正黄旗亦称“整”黄旗，就是旗帜通体都是黄的。
其实，八旗本无高下之分。清朝入关以前，宗室亦分八旗。唯镶黄旗只属于皇帝一人。所以，如果非要从政治亲疏上分出高下，那么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镶黄旗，而不是正黄旗。镶黄旗内除了皇帝之外，没有其他宗室。稍后，皇权进一步加强，正黄旗与正白旗又归皇帝统属，正黄与正白两旗，原本皇族甚少，且都为远支宗室。人关以后，宗室王公皆分隶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等五旗，皇子分府全部拨人这五旗，再无人正黄与正白旗的人。如此始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分。实际上，上三旗与下五旗只是相对于包衣佐领而言的，而与皇族和普通旗人无关。皇室管家内务府三旗和包衣佐领，主要服务于宫廷，也分满洲、蒙古、汉军。下五旗亦设包衣佐领，皆为王府所属，各随其主之旗。
包衣是满语音译，即奴仆之谓。同样是做奴仆，伺候的主人等级之间的区别，当然可以成为一种身份等级的标志，靠近皇上的人获得升迁与利益的机会肯定要远远优于下五旗的包衣。奴仆争攀高门的心态也许比常人更为炽烈。清代内务府旗籍，跻身庙堂高位者多矣。常有人说，在清朝，八旗官员对皇上称奴才，汉人官员对皇上称臣。
实际上，这种说法不十分准确，扩大了自称奴才的范围。非内务府旗籍的八旗官员也不称奴才。有的八旗官员为了向皇上邀宠，召对或上折时，自称奴才，曾经受到皇帝严厉的斥责。至于八旗组织的旗民，分京师八旗、外火器营即京西蓝靛厂八旗、健锐营即香山八旗、圆明园八旗、守护宫城的护军八旗。驻于京外要冲之地的称驻防八旗，如江宁（南京）、荆州、福州、广州、杭州、成都、西安、宁夏设将军管理，稍次之地设副都统管理。
作为组织形式，八旗之间并无寻常理解的有高低之分。入关之后，八旗皆统属于皇帝，各旗事务不再由本旗所谓旗主王公作主，而由朝廷委任都统负责，直接通向皇上。同样都在旗人社会中生活，正身旗人的地位高于包衣，并不因为旗分不同而带来权力的差异。
皇族分宗室与觉罗，显祖（清太祖之父）以下称宗室，以上称觉罗。由于觉罗的支派较远，虽记入玉牒，但他们的仕途科举与满洲没有太大差别。宗室之内等级森严，存在着支派远近与爵位高低。历史迁移，皇帝更迭，总以在位皇帝的皇子为近支。对于任何一朝的皇子来说，如果本人不能争得世袭罔替的王爵，那么他的嫡长子孙就要降袭，其余子孙的后代变成闲散宗室的速度就会更快。在清朝，宗室内各等级的生活状况干差万别，不要以为生在皇族，就都能过上肥马轻裘、饮甘厌饫的生活。随着时光转移，皇族人口逐渐膨胀，越到后来，低级爵位与闲散宗室的生活状况越差。国家的宗禄开支日渐沉重，道光朝不得不提高了领取年龄，再到光绪朝又不得不减半发放。
晚清甚至出现宗室之人为人送水的现象。当然，皇族整体的生活水准仍远远高于同期的北京居民的平均值。
通过上述简单介绍，大家可以看到，皇族是京城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凡是人关后诸帝的子孙，都生活在所谓的下五旗之中，宗室的身份与旗分毫无关系。因此，那位店主把皇族和正黄旗扯在一起，原来是想以此让人相信，不想画蛇添足，反而让人起疑。这是典型的不明制度渊源而胡乱引证自吹自擂的事例。按照炫耀的一般心理，总是拣大的高的说，殊不知碰上稍懂的人，难免露出马脚。时下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家族背景是一大套东西的组合，不可能切下一块单独地表述。家族文化信息的传递需要连续性，如果中间断了两代，甚至哪怕一代，都会损失绝大部分。平心而论，人们很难拒绝利益与声誉的诱惑，总希望好事缠身不厌其多，不然，怎么会社会流行什么就会冒出什么。假如真想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总得预先找一位高手结合个人真实家世做一番设计，别出太大的纰漏。
追求幸福是人类亘古不变的心理，在特殊的情况下是富人拉扯穷人关系，如“文革”时某些出身昔日妻妾成群的大户人家的年轻子女，常把“我舅舅是贫农，我姥爷是贫农”挂在嘴边，这种借穷亲戚的关系逃避自己被社会抛弃的做法，和常人非要攀龙附凤壮大门面的心态，两者其理虽异，其情一也。
这种事情在现在特别多。比如，前年有一位四川诗人来北京，托人找到我，说想出个随笔集，想让我给他弄点门道，最后我也没答应他。为什么？他说他祖父是进士，我问他是哪一年的进士啊，他说是末科，1911年的进士。我一听，就感觉不对了，因为进士科最后一年是1905年，是1904年考的，1905年进士科举就给废除了。他一定以为科举是过去很重要的制度，一定会随着朝代灭亡而灭亡，所以给定在1911年。我估计，在我之前他指不定蒙了多少人了。后来有一天，我跟他一说，他才恍然大悟。
他说，要不然我称是举人吧。我说这举人啊，也是查县志能查出来的，四川有四川的县志，举人最后也一样，你称秀才比较合适，有些县志上秀才都上，有些县志上不上。
我以后还要讲科举，这秀才也是分三级的。可以看出来，现在有钱，有文化，血统高贵乃是好兆头，于是乱认祖宗，什么好事都往自己身上弄。真想这样也可以，你预先找一高手给你设计设计，别出太大的纰漏。
曹雪芹笔下“茄鲞”的玩笑
社会制度在变，人的心理也在改变。刚才举的是第一个例子，我现在要说的第二个例子，是和吃有关的。
大家念过《红楼梦》，这《红楼梦》的第四十一回，有一个向大家推荐的菜叫茄鲞。现在呢，红楼宴有时就做这个菜。说实在的，现在的人想弄点新鲜玩意儿，想挣钱的心态太急迫了，乃至有点慌不择路了。您看清楚了，这茄鲞是王熙凤依贾母之言，夹给刘姥姥吃的。你看《红楼梦》，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后来是二进大观园，她进荣国府以后，随后在吃饭的时候，凤姐就拿她开涮了。
诸位千万别忘了，这道“茄鲞”是出自王熙凤之口，特地向刘姥姥介绍的。王熙凤不但精明强干心黑手辣，而且极好开玩笑；刘姥姥则是一位饱经风霜老于世故的农村老妪，攀上荣国府来作客时，一直是被捉弄与调侃的对象。本回的前一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已清楚交代，王熙凤与贾母大丫鬟鸳鸯定计，要拿刘姥姥当“女篾片”，“拿他取个笑儿”。刘姥姥机敏而老道，明白来贾府求助道路的艰难，如果不能得到主人的欢心，就要空跑一趟。所以装疯卖傻甘愿充当众人的笑料。
对这样一位平日里粗茶淡饭的乡间老妇，偏偏介绍这样一道复杂的菜肴，不是调侃又是什么。
欺骗一位没有什么美食机会也缺少美食经验的人是很容易的。由于缺乏美食经历，感官也就难以积累视觉与味觉记忆，难免唯耳是用，听别人信口胡说而信以为真。在大观园的家宴上，王熙凤这个自纂的故事，是故意给贾母与众人说的笑话，哄弄刘姥姥，引着她摇头吐舌，而取悦贾母。
实际上这个菜，俞平伯先生讲的最好，是曹雪芹跟世人开的一个玩笑。我今天给俞平伯的话加上注解语：
首先，为什么这道菜沉寂了二百余年。如果从脂砚斋评抄本行世开始算起到现在，至少也有250年了，如果以程高本印行来看，也210年了。何以二百多年，有这么多的红学迷恋者，这么多美食家，这么多文人雅客饕餮之徒，这么多达官显贵都没有如法炮制，将这道菜送上餐桌，成为争先一尝的美食，而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近二十年社会普遍拒绝美食，批判美食的时代刚刚过去之际，这道菜竟然就能堂而皇之地出现，真是一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中国人一向都不会放过制造美食的机会。难道昔日有钱有闲追逐美食近乎病态的食客和挖空心思投其所好的厨师，就没有一位有把现成的菜谱搬上筵席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