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我随机检验了曾经影响了世界的20多个著名实验，其中15个离开了光学的性能就无法操作。换一句话说就是，光学的生产，在伊斯兰教世界的倒闭，在中国、日本、印度的暗淡，以及在其他这些地区的不发达，导致了这些地区不可能发生欧洲那样的知识革命。
假如没有玻璃器皿的存在，生物组织学、经济学等科学都不可能存在。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工程学、古生物学、火山学和地理学也将十分困扰。假如没有清晰的玻璃，就没有蒸汽机和内燃机，就没有相机，没有电视。没有清晰的玻璃，我们就看不见细菌，玻璃在医学革命中占有中心的地位。
假如没有依赖于玻璃器皿的化学，我们就会淡然，就会一无所知，就不会明白氮肥；假如没有玻璃，在很大程度上，19世纪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发生；也无法显示太阳系的构造，无法衡量恒星时差，无法在哥白尼和伽利略之间确保连接起来，通过玻璃器皿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宇宙、对更深层的空间的理解，发生了革命化的转变，就完全影响到我们的整个宇宙观。不仅如此，假如没有玻璃，我们就对细胞和细胞结构一无所知，对遗传学也就不可能深入了解。当然，不会发现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如果没有眼镜。西方人可能大多数到50岁以后，就无法阅读了。
因为玻璃既是一个巨大，又是无法预料的偶然事件；同时，它又沿着三角循环，按照一定的规律、模式运动，通过更深度、更可靠的知识使得产品更新，以及新产品的成批生产成为可能。另外，我们的现代世界以及将来新一代可靠知识的物质基础，都需要玻璃。当三角循环运动连续不断发生在一个区域，其力量足够可以改造我们生活的世界。
玻璃对社会的效果，使之产生了特有的文化
现在，来谈一谈玻璃对社会的一些效果。
光作为工具，不仅观察思考时用，而且对效率也都有改进。光从13世纪到18世纪这段时期，目睹了很多的可能性，都是智力、物力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到，智能跟物质是相互关联的。玻璃对人类的作用巨大，人类制造在这个世界里成型并埋下了可靠的知识，其中很多方法在可靠知识的迅速前进中，增加了可能性。
玻璃窗改善了工作日的长度，同时，也改善了舒适程度和健康的条件。玻璃窗让阳光进入室内，表面可以清洗。在罗马选择器皿的时候，这个是吸引他们的特点之一；荷兰人也大量使用玻璃，进而形成了一种文化。在荷兰，窗户巨大。玻璃的使用也发展最大，玻璃透明，室内明亮，脏东西很容易看得见，玻璃本身也必须干净才能有效，所以玻璃从性质到效果，都有易于清洁的性能。在17世纪，通过使用玻璃，最主要的文化改造发生在荷兰和英国，理所当然，他们都是以清洁著称，自然健康也与此相连。玻璃的透光性，使它在英国成为专家的理想材料。当然，日本房屋不用玻璃而用其他方法达到了更清洁的效果。但是，在沿海的北方气候下，窗户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关于改变了农业，增加了对农产品的知识，我也在这里谈谈。我们当然用玻璃改善了农业，早期罗马人就用玻璃做了温室。从大约14世纪开始，这个文化开始复苏，玻璃房子开始受到重视，随着玻璃价值的下跌，特别是平面玻璃质量的改进和它的发展，就超过了罗马的用途。1919年人们看到了玻璃树，1986年有人在家建起了家用的玻璃软床。
最后，还要提一下玻璃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一定的发明，像防盗、防风雨的专用，手表表面的玻璃，灯塔上的灯等等。因此，航行和航海得到了改进。玻璃瓶是流通和存储的革新，葡萄酒和啤酒可以更容易地储藏和运输，之后便养成了饮酒习惯。人们发现，酒中居然含有麻醉药，所以，医学上的效果不仅鼓励生产交易和农业，也改善了健康的条件。
这样，首先是通过玻璃器皿、玻璃窗，然后登入温室，最后是相机、电视以及其他很多产品。我们当代的世界，一下子玻璃出现了。玻璃又使健康革命化了，使显微镜对细菌的发现成为可能，医生、物理学对传染物的征服；玻璃甚至影响到信仰，这一点从教堂的彩色玻璃可以看出来。还有人们所能看到的镜子。这样，玻璃就从各个角度进入了人类的文明，一开始只是世界的局部，后来，一直到19世纪的晚期，玻璃才在中国和日本大面积使用。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来听我的报告。
用个人的计算方法，研究社会问题
李中青：
我今天讲的问题，跟麦克法兰教授讲的，有很多不同。首先，我始终会用汉语讲，听不懂的可以举手告诉我一下。
我今天讲的这本书，还是一个稿子，书出来的时候可能比较厚。对中西比较，他是从科学的发展角度来讲，而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虽然做出了一个比较，但他还是从西方的角度来讲，比如强调西方的科学，所以，他的演讲是一个西方民族思维式的，他的整个演讲思考的方法和我们中国的思考方法不一样。他的想法是以外国的科学思想为主，以此来解释西方和中国的有所不同。
从简单的方法来讲，你只要把你这个题目简化了，把这个解释揭开就行了。而我们这个困难的方法，就是把题目弄复杂，用复杂的方法来解释。所以，这也是很不一样。他们用那个材料，来解释西方和中方的有所不同，而我们需要大量的材料来探讨中西有什么不一样。
事实上，中国还有很多政治问题，是从西方标准开始的，而我们的沟通点正在这儿。正因为有了新的途径，才有了新的科学、新的科技方法，来解释新的不同。所以，这些内容在外国的科学上，有一个很大的进展。这个进展就是，以前所谓的科学家比较强调综合的东西，比如，平均每个人可以怎么样。而20年前，开始有一些医学家和生物科学家发明了个人的计算方法，个人的计算方法就是就像一个望远镜和显微镜一样，已经用凸镜来研究这个社会。这个方式，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所以，刚才麦克法兰教授讲科学是怎么产生的。而我们说，刚开始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就是用个人的计算方法，来研究一些新的现代社会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科学的意识。
比如说，这样就可以推导出以前各种社会在什么地方不一样。今天，我们本来就是交流，那就还是从人口交流开始。20年前，有人向我介绍国内的很多很多还保持个人故事的材料。开始的时候，各种细节都不同，这些材料有好几种，但也有很多是综合的。所以，我和我的一些学生，还有一些教授，就开始搜集这些材料，去研究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还有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当时跟一些别的外国学者，开始组织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实际上在世界上，这样的材料还不少。我们拿这些材料跟各个国家作比较。
在这些材料中，我们找了各个国家的弱点，比如像瑞典一些国家，这些材料就很多。比利时是从19世纪开始，这些材料就很多。意大利北部也就是整个意大利，这些材料也很多。而日本和中国，这些材料就有它自己的特点，比如这个人的家庭、这个农村、这个地区的各种材料都会有记载，有的是书生，有的是商人，有的则是死亡等材料。在国外，就是除了这些人口社会材料之外，好像没有历史方面的东西，包括工资或者是城市的粮价、物质的价格等。所以，如果有这种材料，你比如研究一下经济方面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多种综合分析经济的方法，就是现代社会与科学的教学方法，来研究一下这个经过不同的农村组织，经过不同的家庭组织，经过不同的战争组织以后，各种人口的信息都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我做这个工作，我们就是12个教授、100个研究人员。我们就把250万个人的材料，从比利时东部到意大利北部，从英国南部到日本东北部，也从中国东北部的辽宁搜集各种农村人的材料，这样的农村也就是100多个。用这些材料做研究的话，同样完整的材料，可以做完整的、同样的分析。
这样做的话，一方面人力比较多，显得势力也比较大，也经常有一系列的合作，因为这些是多种关系的比较研究。比如，同样是农村，同样有一个兵，那么中国的这个兵，跟意大利的那个兵，有什么不一样，分工有什么不一样等等。所以，这个比较是比较科学的。我们这十年间，还聚会了18次，就是说每一年我们都会聚，比如说做同样的科学分析，我们在一起开会，讨论这个比较到底科学不科学。实际上就是说，感觉踏实不踏实。经过多次聚在一起的讨论，我们才写了这部书。这部书是我们理工学院的硕士，希望出一个中国丛书，头一个讲“死亡率”，人类的死亡率有什么不一样，中西有什么不同。第二个讲出生率，第三个是讲人口信息，等等。
人民的行动，比我们所想的要复杂得多
今天，我从头讲一些。
这本书的材料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用电脑把各地方过去的一年、三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材料堆起来，然后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家庭，对每一个农村进行分析。我们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像17世纪、18世纪刚刚发明新统计方法时那样，一一进行分析。比如，一个教授一看，可能就会说，这里面东西很多，也都很复杂，而且和中国很多理论所想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统计是一样的，我们发现，如果你更相信这个社会的变化，那么人民的行动，比我们所想的要复杂得多。而且，以前的所谓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百分之百不可靠。
为什么以前的社会科学理论没有这种经济分析，就是因为受这种宏观材料和综合成绩的影响。实际上，比如说，不同的男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程度等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很多不一样。为什么以前的所谓社会科学理论不可靠？比如举几个例子，头一个例子是死亡率。在这方面，我们有表格，这种表格就是研究个人经济压力死亡率的反映。在这个表格中，反映着数字如何变动，或者是死亡率的变化有多大，因为这些反映的变化来自于不同的人口。从工具时代开始，已经有很多科学的分析。在分析时，我们划了一个线，如果这些农村和这些人口比如说在辽宁，我们用红颜色；如果是在欧洲，我们就用蓝颜色。
从马尔萨斯开始，有一种社会理论说，死亡率控制人民。在西方，他们以为西方从18世纪开始的传统经济危机，会因为科学的革命、工业的革命、交通的革命、粮食运输的革命等等而改变。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计算，那些红色应该比蓝色多得多。红线是人口，比较多，而西方比较少。但如果提高以后细看，就会发现，蓝色比红色多。
如果你们细看这个数据，蓝线的数据总比红线的数据大，这些材料其实是现实地位，事实上西方的农民比东方的农民多。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发觉，这个原因就是，在西方，农民的财产数目和农村的国家组织的土地方法有关系。我们可以把包括财产在内的数目做一下比较。在辽宁，我们没有19世纪关于个人财产的材料，但通过20世纪的土地改革，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中国农村，20％的人还没有土地，50％的人还有20％～30％的土地。这些农村55％的人没有财产，造成了少数人财产的上升。马克思讲的还是对的，就是国家的财产分工法和员工财产分工法，还完全不一样。而且我们发现，在危机当中，没有财产的人，就会死亡，而有财产的人不仅不会死亡，而且由于粮价的提高，还可能把所有贫民的财产都买下来，这就是自己家的财产，从而员工、保姆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