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袁世凯同任军机大臣。一次，在中外宴会上，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指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袁之幕僚将此话转述给辜鸿铭，并认为是袁世凯的得意之谈。辜应之曰：“诚然如此。但是要看所办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除了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辜鸿铭向来主张复古，但对伪道学建孔教会却极为反感。在听说孔教会要祭祀孔子后，辜对胡适说：“我编了一首白话诗：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孔会（指伪道学的孔教会）拜孔子，孔子要上吊。”并问胡：“胡先生，我的白话诗好不好？”辜鸿铭在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中说：“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辜的学生罗家伦说：“这句话的用词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学部侍郎乔君对辜鸿铭说：“您所发的议论，皆是王道，但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实行呢？”辜回答说：“天下之道只有两种，不是王道，就是王八蛋之道。孟子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辜鸿铭曾当面讽刺某官僚说：“孔子曰：君子有三畏。余曰：今日大人有三待：以匪待百姓，以犯人待学生，以奴才待下属。”胡适留学归来，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当胡意气风发，声名鹊起时，辜鸿铭却批评胡所持乃美国中下层的英语，并言：“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懂德文，又不会拉丁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弄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一日在报上刊登启事一篇，以绝他人请托之望。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末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驱逐校长杨荫榆。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勃然大怒，下令解散女子师大。不料部令一下，立即就受到代表九十八校的师生联合会的声讨。吴稚晖当众演讲说：“学风固然要整顿，可是章行严是什么东西！够资格整顿么？够资格来解散师大么？据我看来，还是让蔡孑民来收拾残局吧！哈！哈！哈！”鲁迅说：“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当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020世纪30年代初，南开大学教授张弓在报刊发文，指斥北大教授郭绍虞所著《修辞学》一书，大半抄袭他的旧作。郭阋报后，在津报登大幅广告，一一列举两书不同点，说明自己的《修辞学》绝非抄袭之作。最后称：“君名为张弓，亦不应无的放矢。”1940年，马寅初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校本部发表演讲，慷慨陈词：“现在是‘下等人’出力，农民和劳动人民在前线浴血抗战；‘中等人’出钱，后方广大人民受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之害，减少了实际收入，为抗日负担了财力；‘上等人’既不出钱，又不出力，还要囤积居奇，高抬物价，从中牟利，发国难财。还有一种所谓的‘上上等人’，他们依靠权势，利用国家机密，从事外汇投机，翻手成云，覆手成雨，顷刻之间就获巨利，存到国外，大发超级国难财。我可以告诉诸位，这种猪狗不如的所谓‘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1940年11月，马寅初在重庆发表公开演讲，点名斥责蒋介石：“有人说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可以说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但我马寅初认为他根本不够资格，要说英雄，他只不过是一个‘家族英雄’。因为他包庇他的亲戚家族，危害国家民族！”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刘和珍被害后，周作人撰联挽之：“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和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老北大时期，向达曾感慨地对汤用彤说：“真怪！怎么人一做官便变坏了？”汤幽默地答道：“不是，你弄颠倒啦，是先变坏了，然后才去做官的呀。”1946年，马寅初为重庆大学学生许显忠题词。顾颉刚早期曾提出过一种大胆的假设：“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为动物，出于九鼎”，这个假设后来他自己也放弃了。这本是一种正常的学术讨论，后来却被一些人凸解为“禹是一条虫”，并借此讥讽顾颉刚。陈立夫在一次演讲中故意说：“顾颉刚说，大禹王是一条虫呢。”以此博听众一笑。
林语堂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天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读书本旨湮没于求名利之心中，可悲。”游国恩曾对吴小如慨叹国人的陋习说：“我们是‘荒田无人耕，耕了有人争。’’’吴小如后来又补充道：“我们传统的陋习还有一面是‘气人有，笑人无。”’1923年11月，北大为举行校庆25周年，委托本校“平民教育讲演团”搞一次“民意测量”。在测量题中，有一道问：“你对于曹锟当总统有何感想？”在收到的801份反馈票中，赞成曹锟当总统的只有19票，不赞成的达782票。有的学生在票上写道：“曹锟当选大总统后我痛哭了三天”，“他做大总统足证中国刺客死尽了”。几十人借机在答卷上慷慨陈词，对曹锟痛骂讽刺。还有一道题问：“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答相信者仅有3人，其中五分之二的入主张解散逐走，五分之二主张另选，还有五分之一主张将现有议员“打走”、“枪毙”、“宰杀”、“活埋”。
罗家伦在五四运动中是个风云人物。但他追逐名利权势，为同学所不齿。罗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却暗中到安福俱乐部参加段祺瑞的宴会。有些北大同学得知此事，就画了一幅罗在宴会上拿着刀又吃大菜（西餐）的漫画，并加了注解，贴在北大西斋壁报栏上。有位同学还写了四句打油诗讽刺罗：“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意指无耻）。”此诗在北大广传一时。
“文革”期间，冯至受到了北大红卫兵的迫害。“文革”过后，冯对人说：“北大的红卫兵真厉害。不过他们都是一些无知的孩子，我原谅他们。”他又说：“不能原谅的是有些大人，他们是同事，曾多年相处，并不是不了解我。这种人平时叫我‘冯先生’，后来又加重尊称我为‘冯老’。‘文革，开始写大字报无限上纲地揭发我，工宣队来了，为了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又将我由尊称‘冯老’改称‘老冯’。”说罢，冯哈哈大笑。
王选61岁时，对学生说，他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他55岁后就没什么创造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虽然他没有什么创造了，但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他说：“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脱离第一线五年了，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55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55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他对学生说：“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王选说：“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在电视上出现多了，说明他的学术生涯快结束了。”季羡林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感慨道：“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诬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绝不会先讲上一大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