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任北大校长时，主张学习西方新学，努力提倡学习外语，除国学课外，所有课程，都用外语讲授。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多称羡”。当时的英语教员徐崇钦，一上课就讲“我们的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也讲英语，于是大家也跟着讲。急得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讲英语的沈尹默抗议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并威胁：“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此后，满室西语之风稍敛。
020世纪20年代，章士钊质问主张“全盘西化”者：“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我们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以后，蔡元培以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身份在市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有几个与蔡政见不同的年轻人指着蔡说：“这个投机分子来了！”蔡闻言勃然大怒，厉声斥道：“我开始革命时你们全没有出世呢！”接着用激昂慷慨的言辞陈述军阀的专横和人民的疾苦，令全场民众为之动容。
。对于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主义，容纳旧派学者，允其登台授课之举，胡适持有异议，他认为：“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北大应是革新基地，不应存在“新旧并立现象”。陈独秀则对胡的这一说法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适）、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
……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展；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
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新文化运动前期，周树人独居北京绍兴会馆，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的境地，心中极为苦闷，时以抄写古碑、辑录旧文消遣时日。当时，其友钱玄同正在为《新青年》筹稿，经常来周的居处闲谈。某日，钱又身着长衫，提着皮夹兴冲冲来到绍兴会馆。钱见周书桌上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就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钱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拒绝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打动了周的心，终于答应钱走出沉默，动笔写文章。不久，周就写出了第一篇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世人才知“鲁迅”之名。周也因此而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革命的主将。
胡适曾为文，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而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写诗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1923年，胡适曾为青年拟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也列入。梁启超对胡适说：“我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但说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不服。”徐志摩看了《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说：“惭愧！十本书里至少有九本是我不认识的。……我是顶佩服胡先生的，关于别的事我也很听他话的，但如其他要我照他定的书目用功那就叫我生吞铁弹了！”胡适考证南朝陶弘景的《真诰》，发现《真诰》根本是抄袭《四十二章经》的，胡适以为是侦破了一桩千年的窃案。史学家陈寅恪却告诉他，朱熹早在七百年前就发现了。
胡适和汤用彤闲谈。汤说，我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说完，两人相视大笑。
谭鑫培的戏风靡北京时，各大学的师生中多有“谭迷”，北大也不例外。一天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的《秦琼卖马》时，胡适插话：“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都静听高论，无人说话。只有黄侃立身而起，问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有一学期，胡适和梁漱溟在同一时刻开课，胡讲“中国哲学史”，梁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胡在楼上，梁在楼下。在当时的学生看来，胡为留美的洋博士而大讲中国哲学，梁作为一名身着布鞋布袜的土学者而高谈东西文化、西洋文明，根本就有点滑稽。但两人都能讲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所以都非常叫座。两人在讲课时经常唱对台戏。胡经常对学生讥讽梁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是笑话？梁则说：胡根本不懂什么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平日的交往，学生也都十分佩服两人的学问。
胡适与钱穆都对《老子》很有研究。胡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据说，胡有一次在课堂上对同学谈起他和钱的分歧时，还大发感慨地说：“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什么成见呢？”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翦伯赞说：“很显然地，当胡适说这段话时，他自己已经被杜威牵着鼻子走了。”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丁文江反驳道：“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丁曾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并主持创办我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对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贡献甚巨。
抗日战争之前，金岳霖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及林徽因在北京住前后院。他常常看到梁思成为了古建筑上的某个数据而在房顶上上下下，就为梁林夫妇编了一副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还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才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是纸上谈兵了吗？”可林徽因并不领情：“真讨厌，什么美入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可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要做呢！”吴宓有一时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有一同事觉得不妥，便请金岳霖去劝吴宓。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到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私事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闻言不爽，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争辩说：“我没有说你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后来金回忆此事，感觉自己当时说的话“确实不伦不类”。
“五四”时期以写新诗著名的康白情，1919年前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自视甚高。他是新潮社成员，每次上课，照例迟到。他选了马叙伦的“老庄哲学”课，没有一次不迟到的。马授课颇为专注，对学生是否缺课，有无迟到，从来不大注意。一日，马开讲《庄子》，讲得正兴起十分得意时，康又推门而入，全班学生的视线不约而同转向康。这次，马忍不住了，放下《庄子》责问康何故来迟。康答：“住得太远。”马火气大发，说：“你不是住在翠花胡同吗？只隔了一条马路，三五分钟就可走到，何谓远！”康马上说：“先生不是在讲庄子吗？庄子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先生不以为远，而我以为远。”马其时正在大讲“白马非马”，高谈玄理。康诗人就以诡辩术回报。气得马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宣布下课。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派人物提倡新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反对纳妾。而辜鸿铭则认为这是大大的荒谬，是“中国人不识货，把古董卖给了外国人”。他说，男人纳妾是很有必要的，理由是：“‘妾’就是‘立女’嘛！其妙用就在于男子疲倦之时，有女立其旁，可作扶手拐杖之用也。故男子不可无女人，尤不可无扶手之立女！”有人反驳道：“那女子疲倦时，为什么不可以将手靠男人呢？”辜鸿铭从容申辩：“你见过1个茶壶配4个茶杯，哪有1个茶杯配4个茶壶呢，其理相同。”有洋人不服辜鸿铭，称一夫多妻，太不人道。辜反驳道：“这有什么稀奇？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配上几只茶杯，不是中西同理，很自然的事吗？而且中国人纳妾是光明正大的，不似你们西方人偷着养情人。”他尝振振有词言道：“中国的那些纳妾成群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有外国女士反驳辜鸿铭，言：“既然男子可纳妾，则女子也可多夫，如此才算平等。”辜听后，大摇其头，以为不可，并徐徐道出自己的观点：“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有亏，对事有悖，于法不容！”并反问：“夫人出行，代步是用洋车，还是汽车？”妇人答道：“汽车。”辜言：“这就对了，汽车有四个轮胎，请问府上可备有四副打气筒？”此言一出，举座大笑，并广为传称。
辜鸿铭早年在西洋留学，祭祀祖先上供食品，并下拜叩头。外国人见状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五四”运动时期，辜鸿铭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学生是野蛮的暴徒。罗家伦看报之后很不满，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对罗说：“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郭沫若批评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而英文也不好。林反驳说：“我的英文好不好，只有让英国人、美国人去批评，郭沫若是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文的。至于读《易经》，我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他懂，我与他的分别就是这一点。”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同时代的新派学人多有不满，一次上课时谈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50年代高校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当年为何侮辱鲁迅，他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知情人都知道，刘文典比鲁迅小了10岁，他的辩解无疑是一种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