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图书馆的古本线装图书十分丰富，其中最受文理法三院学生欢迎的，要算馆藏的两部古本《金瓶梅词话》，这两部书都附有木刻插图，绘影绘声，惟妙惟肖，因而读者终日不绝，十分抢手。据说，新生到校后，早晚都要去借来一读。没过几年，两部书就被读得破烂不堪，只好被归入“概不出借”的禁书之列，让后来的新生遗憾不已。
1900年6月，蔡元培夫人王昭病逝，很多人关心蔡的婚事，为之作媒。蔡提出了五项择偶条件，在当时被视为惊世骇俗之举：（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妻若不合，可离婚。这一择婚标准被当时的人视为“离经叛道”，因而颇受非议。但蔡依旧我行我素。一年后，有人向他介绍江西的黄仲玉女士。
此人一双天足，知书识字，工书画，孝顺父母，符合蔡的标准。蔡甚为满意，很快就与黄订婚。
钱玄同极力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但他自己恪守夫妻伦理，与由兄长包办的妻子关系非常和谐。妻子生病多年，钱关心体贴，照顾周到。有人以他妻子身体不好，家境又允许为由劝他纳妾，他严词拒绝，说：“《新青年》主张一夫一妻，岂有自己打自己嘴巴之理？”旧社会文人嫖娼类同家常便饭，但钱从不嫖娼，说：“如此便对学生不起。”黎锦熙评钱玄同说：“钱先生自己一生在纲常名教中，可真算得一个‘完人’。”黄侃一生风雅，好饮酒，善谈笑。除小学外，还精通诗词古文。有人评黄之古文，胜过章士钊，小学则远在钱玄同之上。其词则多缠绵悱恻、写情寄意之作。其代表作《采桑子》一阙为人称道，其词曰：“今生未必重相见？遥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诚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原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二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致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菊英和他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日“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辜鸿铭说自己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忠君，二是风流。辜虽风流成性，常栖身于花街柳巷，但与两位夫人感情倒是极好。他曾戏言道：“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十八年后，贞子病故，辜失了“安眠药”，每日辗转难眠，后来想出办法，置死者一缕青丝于枕畔才勉强入梦。他作诗悼亡妻曰：“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陈独秀曾与章士钊共同创办《国民日报》。二十多年后，章士钊在忆及与陈独秀共事的情景时，兴趣盎然地写道：“吾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日：‘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日：‘虱耳。’其苦行类如此。”陈独秀与苏曼殊交谊颇深，两人平目无所不谈。陈与高君曼同居后，曾非常得意地给苏写信说，自从和苏分别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赞我乎？”他还不忘问苏，近来“有奇遇否？有丽遇否？”1906年，鲁迅在母亲的催促下，由日本返回绍兴，与出身富家的朱安结婚，朱是年28岁。鲁迅对母亲包办的婚姻甚不满意，曾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只能好好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婚后只四天即返回东京。1919年鲁母到北京，朱安侍奉在侧，掌管家务，直到鲁母1943年去世。鲁迅称朱安为“妇”、“内子”，仅为名义夫妻。
沈从文任教中国公学时，对其学生张兆和一见钟情。沈虽倾倒，而张并不加以青眼。沈遂发起“情书攻势”，张不堪其扰，乃携信谒校长胡适之，意欲胡止其所为。及张诉罢，胡蔼然笑日：“拒之何如纳之！”张始瞠目，后默然而去。
据舒展回忆，胡适当年担任北大校长时，曾经对学生发表过一番“怕老婆”的“宏论”：“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
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胡适在北平时，饮酒甚暴。在他40岁生日时，其妻江冬秀送他一枚戒指，上镌“止酒”二字。以后朋友再劝胡适吃酒时，胡便把手指一抬，说：“太太的命令！”朋友们就不再劝他了。
胡适属兔，其妻江冬秀属虎。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有“PTT”三个字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后来，他去台湾后，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创作了一首“新三从四德”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抗战时期，胡适的“小脚太太”江冬秀随胡远涉重洋，来到美国，成为“大使夫人”，此后她长期陪伴胡适寓居海外。于是时人戏言：“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也随之。”据梁实秋回忆，某日，他们在胡适家中聚餐时，“徐志摩像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先生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梁实秋说，这件小事说明：“胡先生尽管是圣人，也有他的轻松活泼的一面。”抗战胜利后，梁实秋、李长之同在北师大执教，同住一院。一日，李妻买菜归来，把菜筐往桌上一抛，买来的菜正抛在李的稿纸上面，湿污淋漓，一塌糊涂。伏案为文的李大怒，遂启争端。梁闻声后，赶来对李说：“太太冒暑热买菜是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回来一同洗弄菜蔬，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一分体贴。”李默然良久，以后就很少对太太发火了。
林语堂描述他心中的理想生活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林语堂很崇拜明末清初的李香君。李以弱女子之身，怒斥阉党余孽，林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的画像，终日带在身边，并题了一首“歪诗”：香君一个娘子，血染桃花扇子。义气照耀千古，羞煞须眉男子。
香君一个娘子，性格是个蛮子。悬在斋中壁上，叫我知所观止。
如今这个天下，谁复是个蛮子？大家朝秦暮楚，成个什么样子？当今这个天下，都是贩子骗子。我思古代美人，不至出甚乱子。
。辜鸿铭曾到处宣扬他的“一个茶壶配若干个茶杯”的多妻主义，以至“茶壶主义”在当时流传甚广。陆小曼与徐志摩热恋时，要求徐改奉“牙刷主义”，她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比喻来作风流的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是可以公开用的，牙刷却不能。”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时，竟和一位日本军人大佐的夫人相爱，大佐侦知后，怒火中烧，写信给章士钊约定时间、地点，要和章士钊比武决斗。章士钊一介书生，怎敌得寒气逼人的锐利刀剑。情急中只得与陈独秀和苏曼殊商量。他们都一致劝说章士钊快快回国，以避锋芒。
杨丙辰是老北大时期著名的德文教授。据张中行回忆，杨平日喜欢接济生活穷困的朋友，但又怕夫人知道后生气，因此，他每月领到薪金以后，就“端端正正地坐在休息室的一个书桌前，面前摆一张纸片，一面写数字一面把钱分成几份。有人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怕报假账露了马脚，所以必须先算清楚。问他为什么要报假账，他说，每月要给穷朋友一点钱，夫人知道恐怕不高兴，所以要找些理由瞒哄过去，目的是不惹她生气。他这样解释，郑重其事，听的人禁不住转过身暗笑”。
郁达夫只身寓居福州，暂住南台青年会宿舍，妻子王映霞仍在杭州家中。青年会有规定，楼上男宿舍谢绝女性进入，且在楼梯边立一木牌为示。一日，郁特意取木牌所示戒律为背景拍照一张，同事不解其意，问之，郁笑答：“寄回杭州给女人看，好叫她放心。”张竞生留法多年，深受法国上层习气的熏染。回国后，见女性极为礼貌，若戴帽出行，见女性则必脱帽行礼。朋友相聚，如有人见女性不脱帽，张便厉声训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