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林纾与王寿昌合译《茶花女》。翻译方式别具一格：林不谙外文，先由王根据《茶花女》法文原著逐字逐句口述，林即用古文加以润色译出。林翻译时，耳受手追，声落笔止，不加点窜，脱手成稿。译至缠绵凄恻之处，二人竟相对而泣，林说他译《茶花女》，“掷笔哭者三数”。后译作题名《巴黎茶花女遗事》刊刻问世。此书一出，立即风靡海内，以至严复诗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的译文简洁、隽永，能以瑰奇之姿夺人魂魄，深受读者欢迎。胡适赞誉林说：“自司马迁以来，未有如先生者。”自此以后，林一发不可收拾，以同样方式译出异域小说二百余种，为中国近代翻译界所罕见，被人誉为“译界之王”。
章士钊早年热心革命，在上海时曾与章太炎、张继、邹容三人结为兄弟，“要以光复汉族为事”。有一天，邹容突然问章：“大哥（指章太炎）有《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我有《革命军》，博泉（即张继）有《无政府主义》，你有什么著作？”章十分惭愧，无言以对，也使他大受刺激，从此专心著述。
1903年，章以日本人宫崎寅藏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半译半叙，编译成《孙逸仙》一书，以“黄中黄”的笔名出版。此书介绍孙中山的革命历史、思想与抱负，章在序言中对孙大加推崇，认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出版后，“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章在编译此书时，因一时疏忽，误将孙文的本名同化名“中山樵”连缀成孙中山，从此，“孙中山”才开始名扬天下。
陈独秀在南京读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草稿，要和他合作写太平天国史。胡适持异议，对罗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史，还是你自己努力研究吧。”马寅初终身心系中国农民。1960年，马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久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不再能公开发表文章。赋闲在家后，马便下定决心写一部不亚于《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的农业大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1965年，已经83岁的马用毛笔写成了100多万字的《农书》初稿。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将全家人召集起来，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呀！”正当家人准备着手抄写《农书》时，“文革”爆发。迫于形势，马又忍痛让家人将百万字的《农书》初稿焚烧殆尽。马在撰写《农书》时，往往写下后便放起来，并没有跟家人细谈。以致无入知道《农书》中详细的内容，给世人留下永远的遗憾。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提出文学改良应从“八事”着手：一日须言之有物；二日不摹仿古人；三日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日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的这篇文章被视为现代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有着极为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965年，已经80岁高龄的周作人翻译完希腊作家卢奇安的《对话集》，全书共20篇，48万字。周自称“此为50年来的心愿”。不久，周还在遗嘱中特意提到此书：“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金岳霖最早的一本著作是《逻辑》，此书出版后，哲学家贺麟誉之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殷福生更赞誉说：“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据金的一位学生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殷福生找他聊天，看到桌子上放一本金岳霖的《逻辑》，“殷福生拿起这本书说：‘就拿这本书来说吧！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这时他突然把这本书往桌上一扔，接着说：‘你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金岳霖的《知识论》写了两遍，费时十余年，从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金的《知识论》可曾写好。金答曰：“已经写好了，我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务印书馆终于出版了《知识论》，金岳霖在序中说：“《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①梁漱溟治学，精神雄健，多有独断之论。1921年，28岁的梁在一片欧风美雨中发表了他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中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并提出中印西文化三路向说：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基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此书出版的第一年就印刷五次之多，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引出了近百篇评论、讨论的文章，以及十几本小册子讨论东西文化，而且在短时间内被译成十二国文字。知识界对此书推崇极高。梁启超把它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提并论，赞之曰：“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民国一种荣誉。”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说它“把东西两半球的学者，闹个无宁日”。胡秋原认为该书“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敬的深刻思想力”。后来牟宗三回忆往事时，也提到“《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著作，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1932年，熊十力的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后。蔡元培称熊氏乃两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与之相反，熊之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熊十力）为尤。”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
顾颉刚早年受过严格的文言写作训练，后来仍习惯用文言写作，如果要用白话文发表，就先用文言写一遍，然后再译成白话文。这样一来，一篇文章通常要写两遍。他在致蔡尚思的信中说：“……弟幼年习文言文甚久，作文言文反容易，白话则必须易稿数次。”1926年，顾颉刚将此前关于古史论辩的有关篇章集结为《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还撰写了六万字的自序畅言自己研究古史的方法以及提出“层累说”的原因。此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胡适评价此书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又称顾的自序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自传”，“不论是谁，都不可不读”。
抗战时期，游国恩撰成《楚辞讲疏长编》一书，他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嗟夫，国难深矣！世之人傥亦有读屈子之文而兴起者乎？则庶乎三闾之孤愤为不虚，而区区之志，亦可与忠义之士相见于天下矣！”20世纪40年代，范文澜在延安的窑洞中，历经两年多时间，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高兴，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毛泽东对此书曾一读再读，并每每赞赏该书的资料丰富，曾说：“《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1928年，范文澜在天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讲疏》。范曾对朋友说起此书的出版因缘：“那时有位姓李的同志，在天津搞印刷厂，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没有东西印，就把我的《文心雕龙讲疏》稿子拿去印了。”让他想不到的是，此书虽然印数不多，但出版后却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范文澜也从此蜚誉士林。
汤用彤在中国佛教方面最著名的著作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跋》中自云：“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常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铁。”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撰写此书，20年代末完成初稿，30年代又全部修改和补充了一次，再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才完成。
他曾对钱穆解释他不断修改讲义的原因是“总是心感不满”。直到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由于担心手稿遗失，才考虑将其中一部交付出版。这部著作开辟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新纪元，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胡适在校阅该书稿本第一册时，称赞此书极好，“锡予训练极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细密，故此书为最有权威之作”。贺麟亦云：“汤用彤得到西洋人治哲学史的方法，再参以乾嘉诸老的考证方法。所以他采取蔡勒尔（Zeller）治希腊哲学史一书的方法，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材料丰富，方法严谨，考证方面的新发现，义理方面的新解释，均胜过别人。”抗战期间，此书与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同获教育部学术研究评奖哲学类一等奖。
季羡林评汤用彤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规模之恢宏，结构之谨严，材料之丰富，考证之精确，问题提出之深刻，剖析解释之周密，实在可以为中外学者之楷模。”《国史大纲》出版时，钱穆申明，凡读本书的人应先具备以下四条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个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1935年，朱侯深感古都北平处于危机之中，遂开始系统研究北京自元代建都以来的城市规划、宫殿苑囿、寺宇陵寝，并于抗战前撰成《元大都宫殿图考》、《北京宫阙图说》和《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草图考》三书。他在《北京宫阙图说》的序言中说：“夫士既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朱自清治学极为严谨，从不滥竽充数。1934年应郑振铎邀请，一个晚上赶写了一篇《论逼真与如画》，其材料依据《佩文韵府》，因来不及检查原书，就在文章后面写明是“抄《佩文韵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