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已经85岁高龄的冯友兰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当时冯已成为准盲人，就以口授的方式来著述。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他很累，就对其女宗璞说：“能不能不要写了。”宗璞向父亲转达了这份好意，冯微叹道：“我熊十力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在学术思想的创发性上，特别强调“自得”，“体悟”，“我就是我”，决不依傍门户，对各家各派均有所取，亦有所破。他说，“凡人心思，若为世俗肤浅知识及腐烂论调所笼罩，其思路必无从启发，眼光必无由高尚，胸襟必无得开拓，生活必无有根据，气魄必不得宏壮，人格必不得扩大。”1949年12月，熊十力的《十力语要初续》在香港出版。《初续》中云：“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蒋梦麟说：“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
1925年，胡适著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两者须相辅相成。“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在胡适眼中，理想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无人能及。”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胡适晚年对人说：“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处。”胡适说他很少有紧张、忧虑的时候，“不过遇到烦心的事情，就坐下来做些小考证。做些小考证，等于人家去打牌，什么都忘了，可以解除烦恼”。
1919年8月16日，胡适就“整理国故”的问题答毛子水说：“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益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胡适说：“学问是平等的。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存疑是顾颉刚治学的一大特点，他说“对待书籍亦要留心：千万不要上古人的当，被作者瞒过；须要自己放出眼光来，敢想，敢疑。”“一个人的进步，根本在这个人有疑惑的性情。”顾颉刚认为：“一个学者决不应当处处都以传统的是非为是非，做学问是不好专看人们的面色的，看人们的面色来做学问，学问总不可能做好的，总不是真学问的。”顾颉刚回忆他青年时代对学术的认识时说：“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该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这一认识上的觉悟被顾称为“生命中最可纪念的”，因为它是“学问上有所建树”的“根源”。晚年作《颉刚自传》时，顾颉刚先生又说：“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顾颉刚说：“不做学问则已，如其要做学问，便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学者的本分就像农夫和土工一样，须“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篑一篑地畚土”。又说：“我知道学问是一点一滴积起来的，一步不走便一步不到，绝没有顿悟的奇迹，所以肯用我的全力在细磨的工夫上，毫不存徼幸取巧之心。”他还说：“我以为一种学问的完成，有待于长期的研究，绝不能轻易便捷像民意测验及学生的考试答案一样。”顾颉刚说：“学者本是作苦工的人而不是享受的人，只要有问题发生，便是学者工作的区域；这种工作虽可自由取舍，但不应用功利的眼光去定问题的取舍，更不应因其困难复杂而贪懒不干。”又说：“我们处于今日，只有作苦工的义务而没有吃现成饭的权利。”反之，须人人抱“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之心，而后乃有真学术可言。
傅斯年认为收集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他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钱穆将学问分为“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两种：“大抵为人之学，必求炫耀，必求迎合，必求卖弄，必求趋奉。读者心理的尊严，不在所读书中指真理，而在外面的时逢众势，或是某些有力者之影响。因此读者对其书本的态度，常易陷于轻率而且傲慢，其为学必为浅尝，必求速成，必喜标新立异，必务独创己见”；“为己之学，则由自己性情所爱好及自己环境所刺激而感发。……因此他心上的尊严，不在外面世俗上，而在他所追求的真理上。这样的读者，其开始一定沉潜，不喜炫耀，不务卖弄而刚毅，不求迎合，不乐趋奉。……确乎有所自得，不为时风势所摇，不为一二有力者所束缚驰骤而可以贡献于社会。”梁漱溟在《自学小史》中说：“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贺麟说：“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成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范文澜在对学生的教诲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条是坐冷板凳，即研究学问要持之以恒，抓住一个题目，“韧性”地搞它十年二十年；另一条是不要说空话，要言之有物，研究历史要有充分的可靠的材料作根据，即他后来提倡的反对放空炮。他把这幅对联作为座右铭，用以激励自己——“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1957年，范应翦伯赞之邀，到北大发表演讲，在演讲的最后，他提出做学问要戒骄戒躁。他说：“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尚，死后可以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金克木论治学云：“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成果是最好的太老师，不得不干是最好的祖师爷。”朱光潜将自己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总结为“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推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方去做”。
晚年的朱光潜曾写下一首十四行诗，总结他一生的治学经验。诗云：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
坚持马列第一义，古今中外须贯通。
勤钻资料忌空论，放眼世界需外文。
博学终须能守约，先打游击后攻城。
锲而不舍是诀窍，凡有志者事竞成。
老子决不是天下第一，要虚心争鸣接受批评。
也不做随风转的墙头草，挺起肩膀端正人品和学风。
宗白华提倡“自动的思想”和“自动的研究”，这种“思想”和“研究”就是“科学方法的活动研究”，即“走到大自然中，自动地观察，自动地归纳。从这种自由动作中得来的思想，才是创造的思想，才是真实的学问，才是亲切的知识。这是一切学术进步的途径，这是一切天才成功的秘诀。”张岱年说：“研究学问时，必须有谦虚的态度，应知自己在知识的海洋中只能涉足于一二小小的角落而已。因此，研究学问，一方面要能独立思考，不受古往今来任何成说束缚，一方面要有谦虚的态度，承认自己学识寡浅。既要有创新的勇气，又应自视歉然、深感自己的不足。唯其如此，才可能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一二晶莹的真理颗粒。”马坚论教学说：“一个教员就像一口井。要努力挖掘得深些！井越深，水就会积得越多，打水的人才会感到方便。要想让人家提上一桶水，你井中至少必须有十桶水。如果你井中只有一桶水，打水的人恐怕只能喝上点儿泥浆了。”吴小如总结游国恩的治学方法和途径是：“首先尽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确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所谓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其全。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加以抉择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对前人的成果进行衡量取舍。这就是以述为作。如果步前贤之踵武而犹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成为个人的创新见解。”周一良教导学生，在历史研究中要掌握好六个w。他说：“我在燕京大学念书时，洪煨莲先生给我们讲授研究历史方法，洪先生常说，掌握五个w，就掌握了历史。所谓五个w者，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AT（何事）、H0w（如何）也。我认为这五个W确实很重要，但我主张要增加一个更大的w——wHY（何故）。有了WHY这个W，研究才更深入。”傅鹰曾多次在北大课堂的黑板上书写过这样十二个字：“科学给人知识，历史给人智慧”。他解释说：学习科学中的定律、定理、学说等等，可以得到知识，然而了解这些知识的产生背景和过程，科学概念变迁的来龙去脉，前人为寻求这些知识所付出的代价，走过的弯路，吸取前人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从而有助于在科学研究中取得成功，这才是宝贵的财富，才会使人聪明。
1952年以后，闵嗣鹤在北大数学力学系任教授，担任多门基础课的教学，曾有10年间教了9门课的纪录。他讲课内容充实，方法得当，语言生动幽默，因此很受学生欢迎。闵还特别注意教学方法的改进，他曾很形象地说：“老师教学要循循善诱，好比教小孩子上楼梯，大人不能只是在上面喊：‘上来呀！快上来呀！’而是要走下去教孩子如何抬腿，怎样用力。”晚年的季羡林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观：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
他还解释说：“我还想说明一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试看宇宙间万事万物，哪一样是违反了这两句话的根本精神的？”任继愈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袁行霈主张做学问要有大气象，他说：“做学问不但有境界也有气象，气象有大有小，要引导学生建立大家气象。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他用宋代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中的三旬词来说明学问的气象：“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他解释说，“尽挹西江”是说要将有关的资料全部搜集来，竭泽而渔。“细斟北斗”是说对资料要细细地分析研究。“万象为宾客”是说要把相关学科都利用来为自己研究的课题服务。要想成就大学问，就要有这种气象。
林毅夫认为：“一位想成为大师的学者除了要有孟子所说‘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心，而且，还要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只有具有这样大的使命感的学者才会有纵的历史观和横的全局观，才有可能培养出王阳明所形容的‘大如天’的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时，要成为一位大师也要有孟子所说的‘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