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幼时家贫，嗜书如命，无钱买书，只好向人借抄。为督促自己一心读书，林曾画一具棺材，贴于墙上，并题字云：“读书则生，不则入棺”。
苦读多年，终成一代古文翻译大家。
蔡元培说：“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他将自己读书的不得法归结为两点：一是不能专心，二是不能动笔。因此，他说：“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黄侃读书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黄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1913年，黄旅居上海时，异常穷困。除夕之夜，街上爆竹之声通宵达旦，而他却独坐室内，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论读书日：“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又云：“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黄侃曾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又言读书人不能“杀书头”，意谓看书只看开头便罢。黄每读一书，不仅从头读至尾，而且要标点并加批注。
黄侃为学生开列的国学书目是：《二十五史》、《十三经》、《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庄子》、《荀子》、《文选》、《文心雕龙》、《说文解字》、《广韵》。
熊十力曾经给张中行写了一个关于读书的座右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有一次，徐复观拜谒熊十力，请教应该读什么书。熊叫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过了些时候，徐再去时，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徐接着说了他许多不同意王船山的地方，熊未听完便怒声斥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什么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邓之诚常对学生说：“做学问要老老实实，要脚踏实地地去做，不要弄虚作假，自欺欺人。要熟读几本最基本的书，每读一本，要从头到尾地读，不要半途而废；读完一本，再读第二本。先求懂，再求记。不但要写读书心得，更要写下不懂和疑难的问题，以便随时向师友请教。”钱穆说，读书应先定旨趣，“旨趣未立，且莫谈方法门径书籍选材以及其他等等。”而读书旨趣，又可分为两种：“一是为自己谋职业，寻出路，求身家温饱，乃至近而鬻名声，攫权位，皆从个人私利的立场出发”；“一是纯粹从一种求知的兴趣和热忱而读书”。这两种旨趣，有时虽然未尝不可相通，但到底还有绝大的不同。
20世纪40年代后期，钱穆给他的研究生曾开列文史书目举要，荐书24种：《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小戴礼》、《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老子》、《苟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楚辞》、《文选》、《陶渊明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古文辞类纂》、《说文解字》、《近思录》。
01978年，钱穆在一次文化讲座中提出：有七部书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人的总纲，也是中国人必读之书，它们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朱熹的《近思录》、王阳明的《传习录》。
朱谦之终生以读书著书为乐。
从入小学起，每日清晨五时必起床。每天有读书写作计划，事不毕不成眠。就学北大时，终日埋头图书馆，饱览群书。
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曾对人说：“北大图书馆的书，被朱谦之看过三分之二了，再过一个月，将被他看完，他若再来借书，用什么方法应付呢？”一时传为佳话。
鲁迅说：“嗜好地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是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地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鲁迅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鲁迅说他自小就养成“随便翻翻”的读书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所以他建议读书人：“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1923年，胡适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根据《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拟定《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认为欲了解国学，必须读三十九种书：《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记事本朱》、《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苟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
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徐志摩论古今读书之不同说：“从前的书是手印手装手订的，出书不容易，得书不容易，看书人也就不肯随便看过；现在不同了，书也是机器造的，一分钟可以印几千，一年出的书可以拿万来计数，还只嫌出版界迟钝，著作界沉闷呐！这来您看我们念书的人可不着了大忙？眼睛还只是一双，脑筋还只是一副，同时这世界加快了几十倍，事情加多了几十倍，我们除了‘混’还有什么办法！”徐志摩不主张给年轻人开列书目，他说：“婚姻是大事，读书也是大事情。要我充老前辈定下一大幅体面的书目单吩咐后辈去念，我就怕年轻人回头骂我不该做成了筋斗叫他去栽。介绍——谈何容易！介绍一个朋友，介绍一部书，介绍一件喜事——一样的负责任，一样的不容易讨好；比较起来做媒老爷的责任还算是顶轻的。老太爷替你订了亲要你结婚你不愿意；不错，难道前辈替你定下了书你就愿意看了吗？”林语堂说，自由的读书，可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所以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孤陋，不偏执。”林语堂说：“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绝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林语堂说：“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又、r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
一人书本摆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且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r头陪读，等打盹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r头唤醒之必要。刻苦耐劳，淬励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视读书为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梁实秋论读书之乐云：“古圣先贤，成群的名世的作家，一年四季的排起队来立在书架上面等候你来点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行吟泽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饭颗山头的李白、杜甫也会连袂而来；想看外国戏，环球剧院的拿手好戏都随时承接堂会；亚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遥廊下的讲词对你重述一遍。这真是读书乐。”梁实秋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有八本：《水浒传》、《胡适文存》、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叔本华的《隽语与箴言》、斯陶达的《对文明的反叛》、惠能的《六祖坛经》、卡赖尔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以及玛克斯·奥瑞利斯的《沉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