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爱好文学、美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爱，善诙谐，老友或与戏谑以为笑。”周作人说马裕藻：“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乎是马氏兄弟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旁听微笑而已……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评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0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先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岳霖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那时的金岳霖只有32岁。
金岳霖的衣着很有特色，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金平常永远是腰板笔挺，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夏天穿短裤还一定要穿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gentleman穿短裤一定要穿长袜。
一日，金岳霖登台演讲，讲到得意处时，忽然停下，对学生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然后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中细看，表情甚为得意。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马褂，颇有道家气象，他本人经常提倡人生哲学的多重境界。一次，他在去上课的路上遇见金岳霖，金问他：“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马嘶描述他眼中的冯友兰：“我最早遇到的是位蓄着长长胡须的长者。他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手中握着一根手杖，腰杆挺得很直，昂首阔步地前行。他神态自若，旁若无人，走得沉稳而快速。第一次与他相遇，我的心不由怦然一动。我直觉地判断，这是一位杰出人物……我不止一次地：遇见他。
他总是从容不迫、不急不缓地走着，不知他到哪里去，也不知他在思索什么。
他常是从美丽的燕南园那边走过来，走在未名湖畔的石径上。那根手杖只是在他手中握着，并不拄在地上，有时又扬得老高。他的筋骨是健壮的，透出一种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气。因而我猜想那手杖只是他舍不得丢弃的心爱之物……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冯友兰先生。”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陷；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赢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在北大任教时的陈垣，经常穿着一件黑马褂、长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副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傅斯年体胖，被朋友称为“傅胖子”。有人描写其形，说傅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头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
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翻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卡其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翘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熊十力生活十分俭朴，房间除床板、旧床褥、书架和书外，余物不多，吃穿用总在凑合之度。熊对外表不甚重视，打扮起来也是超凡脱俗，衣着像是定做的，样子在僧俗之间，袜子是白布高筒的，十足的僧式。平时喜立不喜坐，冬不御裘，御裘则病。炎夏时节，常穿一条中式布裤，光着上身。见客也是如此，无论来什么客人，年轻的女弟子、学界名人、政界要入，他都这样，毫无局促之态。
汤用彤是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但他平日除读书、写作、讲课外，几乎无其他嗜好，琴棋书画全不通，不听戏，不饮酒，不喜美食，不听西洋音乐，也不看电影，更不跳舞。生活非常节俭，常常穿着一件布大褂、一双布鞋，提着夫人为他做的一个布书包去上课。钱穆称赞他“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俨然一位“纯儒之典型”。
季羡林形容老北大时期的汤用彤：“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出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作家马嘶如此描述他在北大读书时期的汤用彤：“汤先生矮胖身材，一头短而亮的白发，戴一副黑框眼镜。开会时，他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远远望去，那白雪似的短发亮得耀眼，配着那红润的圆脸和黑框眼镜，像是一尊良善的普救众生的佛。刘绍棠在《想起老校长》一文中形容汤先生时写道：‘这位哲学界的老前辈，很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出关》中的老子。’比喻可谓贴切。”柳鸣九回忆朱光潜说：“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瘦小单薄，白发苍苍，但精干灵便，神情烁烁，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专注地注视着、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手里则握着一支烟斗，不时吸上一口，那态势、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研究揣摩的对象……坐在他面前，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皱褶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有人描述晚年的宗白华：“他常常从朗润园那边踯踽独行地走来，沿着湖边弯曲的小径，慢慢地消失在绿树丛中。他那身穿旧布衣、肩挎绿书袋的身影，看上去是再平凡不过了，而他那恬淡宁静得如超尘出世般的仪态，却流溢出大智者的独特心境和风采。我常觉得，他犹如未名湖水那样的纯净明澈，没有浑浊的泥沙，没有眩目的漩流，有着永恒的美。而他那些独辟蹊径、隽永明洁的美学著述，也是这种人格的体现。”张翼星在《大师的风范》一文中描写张岱年：“人们常说，北大老一辈教授的故事多。所谓‘故事’，就是由于个性鲜明，流传着不少超凡脱俗的轶闻趣事，往往让人忍俊不禁，回味不止。不过，张先生的生活举止，却显得比较平常，这类故事似乎不多。常见他身着布衣，脚踏布鞋，说起话来节奏较快，还带点口吃。遇见熟人，总是满脸慈祥、憨厚的笑容。仔细一点看，他的脑门比较宽，显出一种哲人的睿智。”张岱年的弟子宋定国回忆张岱年：“张先生一年四季，穿着都非常俭朴，夏天就是那么一身极普通的单衣，而其他三季，外面总是套着那一身褪色越来越严重的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便装，胳膊肘和袖口都磨损得泛出白色或绽开了边，即使在过年时，衣着依然如常。虽不修边幅，却总是干干净净。而书房内的摆设则一直保持老样子。至于谈吐，虽然算不上利索，但朴实得简直能让你感触到他那颗赤诚的心的跳动。……哦，在同老先生的接触中，我才真正地感触和体察到了什么叫‘淡泊’，什么叫‘宁静’，什么叫‘大智若愚’，什么叫‘大道无形’！”何兆武回忆西南联大时期的汪曾祺说：“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了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年纪差不多，都十八九岁，只能算是小青年，可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完全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派头。”王瑶嗜烟，据其学生郑立水回忆，王最引入注目的就是他常年不离口的烟斗：“他的烟斗不仅不离手，说他不离口也不夸张，清晨醒来一睁眼，先生便将烟斗含在嘴里。洗脸时，先是将烟斗推向嘴角的一侧，将打好肥皂的毛巾擦洗另一侧，然后再将烟斗推向擦洗过的一侧，再擦洗这一侧。及至全擦洗完，再一只手使劲握住烟斗连吸几口，这才完成了洗脸的全过程。……谈王先生的烟斗不能不说他吸的烟丝。他说他的烟丝是很一般的，但必须经由自己喷洒上从非洲桑给巴尔进口的香料。我平生不吸烟就是腻烦苦涩的烟味，但我却喜嗅从他口中弥漫出的一种高贵的芬芳。对此，别人也有同感，因而王先生说，我吸烟是让别人来享受的。”郭麟阁学问精深，人品高雅，被誉为一代名师，但他却没有“闪光的外表”。他的学生回忆说：“在见到他之前，他对我们来说，是‘如雷贯耳，，但一见却多少令人有点失望，他与我们在低年级见过的那种戴金丝眼镜、西装穿得一丝不苟的教授很是不同，看起来显得很有些土气，全然没有他留学法国多年的痕迹。他的外观像一个憨厚的农民，一口河南乡音，常穿一身再普通不过的卡其布中山服，剪裁缝制得甚不讲究，看上去也不那么整洁，甚至胸前还有个把小污渍。他身材高大，满脸通红，精神充沛，声音洪亮，他常以自己‘身体好’而骄傲。有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满可以工作到九十岁，一百岁，没问题！’说到最后一个片语，头沉醉地摆动一下，用手轻轻地由上往下，再由下往上一扬，做了个动作，就像一个老师满意地在学生的作业上划上一个钩。”黄昆的同事姚学吾回忆说：“黄先生是名教授、英国留学归来的博士，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一直以来都享受到较高的物资待遇。但是他的生活却非常俭朴。他夏天总是穿一件白衬衫和一条褪了颜色的蓝布裤子，冬天也就是一套蓝布棉袄。如有外事活动，也还是这身布衣打扮。偶尔穿上一套西装，也是当年在国外时的衣着，显得老旧且不太合体。黄先生家吃饭也很随便，每个人捧着一个粗瓷大海碗，饭菜混在一起，每个人找个座位甚至蹲着吃，吃完还要自己洗自己的碗。”季羡林衣着极为平常，常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双黑色圆口布鞋，出门时提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形象颇似乡下老农，以致有时被人认为是校内工友。季曾对人说：“我有一点逆反心理，我就不穿（西装），到哪儿就是这一套中山装。你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