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楼梯护栏上打了个榧子，让杨科赶紧上来。我从她货架的最高一层拿了一台没有开封的录像机，纸箱上有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JVC。我拿一个提前备好的黑色塑料袋套上，递给杨科，说：“拿走，赶紧的。”
杨科抱起来就往前蹿，我扯住他，压低嗓子说：“别他妈跑，慢点儿，就跟买完东西一样。”
之后我仍然每天准时上班。我离开大厦那天应该是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周六日这两天生意最火。那时我正在给一位顾客调试录像机，突然听见一声脆响。我愣了愣神的工夫，又听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
“您先等会儿。”我跟顾客说了一声就跑出去。响声来自那女孩的脸，她表姑父双眼暴突，凶光外露，平日色眯眯的眼神消失不见。叫秀珍或者秀芹的女孩瘫坐在地上，后背倚着货架，右眼只剩下一条缝，半边脸肿得老高，泪痕把她脸上的粉底冲得沟壑蜿蜒。男人的双腿叉开，横跨在姑娘的双膝两侧，站了个逼奸的姿势，猫着腰，一手薅着姑娘的脖领子，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地在姑娘的脸上甩，嘴里骂着一些短语，节奏与姑娘挨的耳光吻合。几个顾客和卖货的在一边劝，但没人上前把施暴者拉开。
我站在他身后愣了一会儿，感觉自己的右腿越来越热，烦躁如出膛前的炮弹。我抬腿，屈膝，勾着脚尖迅速踢出去，目标肛门。
在大厦保卫科待到晚上十一点多，我被放了出来。我摸了摸脸，吸了口冷气，保卫科那个矮墩墩的孙子拳头挺重。
我在路边一个烤肉摊坐下，要了一瓶冰镇的钟楼、十个肉串，我吃了一口，把肉串递给小老板，“多放点儿辣椒。”
一个热乎乎的肉体紧挨着我坐下，是她。
我伸出一根手指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脸，问：“疼吧？”
“你疼吗？”她也伸出一根手指，用指腹碰了碰我的眉弓。
“不疼。”我说。
“你明天就不来了吗？”
“不来了。”
“能给我留个地址吗？杨科？？”
她的胳膊从我腋下穿过，搂紧，身子软软地靠过来。我歪头望着她，她的眼湖水泛滥。
“我没固定地址。”我说，然后又补了一句，“你，回家种地去吧。”
“不说就不说吧。”她抹了一把泪，抢过我手里的啤酒，“杨科，我陪你喝酒吧。”
忘了跟你们说了，在那个大厦里，我的名字叫杨科。
3
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我用它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影像。
门反锁上了。
窗户关上了。
窗帘拉上了。
单位组织度假，我爸去北戴河疗养了。
杨科搬了一把椅子踩上去，拎着一床湖蓝提花毛巾被，扭过脖子，我瞅见他嘴里叼着两根钉子，他说的话是从半开的嘴唇间挤出来的，说了两遍我才听清楚：“郑平，把锤子递我。”
“我操，那是我爸的毛巾被，你—”
“小声点儿！”杨科说，“就俩钉子眼儿，你爸发现不了。”
“你可别弄撕了。”我仰着头冲他说。
“你爸的毛巾被有股子味儿，”杨科抽了抽鼻子，“精液味儿。”
“我他妈一脚踹你下来你信不信？”
“别别别，我不说了行了吧。”
他把两个被角钉在窗框上，用打开一幅卷轴古画的动作，慢慢放下毛巾被。整个屋子顿时暗了下来，我的心跳开始加快。我从沙发上起来，想去开灯。“别别别，别开灯。”杨科及时制止，见我又坐下，他跳到电视机前，把一盒录像带塞进录像机，转身坐在我边上，“得谨慎点儿，这可是在你们家，要是让警察抓了，我最多算个从犯，你可就惨了，肯定劳教。”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看。”我说。
“这带子其实我早看过了，再陪你看一遍吧。”杨科跷起二郎腿，一颤一颤地说，“你好好看吧，挺过瘾的，武则天一个人跟俩男的干。”
在杨科营造的黑暗中，我看了这辈子的第一个毛片。屏幕上，武则天白生生的肉体在我脑海中战栗抖动，她的大和尚，我的小和尚，她的喘息声，我的呼吸声。
杨科掏了我一把，我掏了他一把。我们小声笑着，测试着相互的硬度。
“你说历史上武则天是不是真这样啊，好赖是一皇上，能这么浪？”杨科说。
“当然，”我说，“你要是皇上你也浪。”
“不一样啊，她可是一女的。”
“女的怎么了？”我摸了我爸的一支烟点上。
杨科走后，我躺在床上，闭上眼，那个丢了录像机的姑娘跳上来，三下两下就脱去了衣裳，带着神秘的笑容与我对视，她的身子贴上来，幻化为一滴水融入我的身体？？我开始有节律地颤抖。事毕，我周身是汗，委顿至极，空乏虚弱，似乎只余皮囊一具。
半晌，我爬起来去厕所冲凉，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杨科在电话里笑得淫荡，“我前脚一走，你是不是就‘五个打一个’了？”
杨科弄来了一大堆录像带，那阵子我们遍览香港人、台湾人，白种人、黑种人的裸体。我和杨科彼此熟知了对方的喜好，我喜欢看白种人干那事儿，他对黄种人更感兴趣。我们的伟大友谊还体现在准确阅读对方的内心，当我呼吸急促时，杨科就会躲进厕所，关好门，过一会儿再出来；反之亦然。
很久之后，我才发觉那似乎是一个阴谋的起始阶段，阴谋的设置者就是我自己。
我是说我爸把我和杨科堵在屋里这件事。
我知道我爸那天回来，可我没告诉杨科。大门被反锁上了，但我趁杨科上厕所的时候打开了。那件事过去了很长时间，我对自己的怀疑才浮出水面。如同一只捆在石头上的皮球，绳子泡糟了，断裂了，充满怀疑气体的球才升上水面，弹起来，在我内心水花四溅。
我为我的怀疑感到恐惧，那时我爸的故事已成为历史。如今他还活着，甚至活得很好，看不出那件事在他身上留下什么难以消除的痕迹，可恐惧还是犹如刹车失灵的钢铁怪物，永远寻找着我内心的隐秘处，意图重创于我。我的内心一直在奔跑，在躲闪，然而威胁一直挥之不去。
有时我对自己说，我爱我的父亲，真的爱。可又一个怀疑随即蹑足潜踪而至：爱他吗？你真的爱他吗？
我清楚这种情绪会导致我无法把这个故事写下去，因此现在必须让另一个“我”站出来，继续为你们讲这个故事。
你可以感觉一下，“我”还是不是我的口吻。
那个海螺可真好看。我爸从北戴河买回来的，他说这叫鹦鹉螺。他还说：“你把耳朵贴在海螺上，就能听见海潮声。”
我把海螺贴在耳朵上，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大海的声音，惊心动魄。他让我听海潮声的那天，是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二日。
那天还有两次惊心动魄的声响，至今还存在我的耳朵里。第一次，是钥匙插进锁眼转动的声音，我坐着没动，杨科却弹了起来，问：“是不是你爸？”
“可能是。”我说。杨科像一条受惊的鱼，扑棱了一下，钻入厕所。
我爸推门进来，把旅行包放在地板上，说：“咦？怎么这么黑？”然后他转向屋子里最明亮的物体—电视屏幕。两团白花花的肉正缠绕在一处，“嘿咻嘿咻—”
“你，你看的是？？黄色录像？”
“是。”
“你？？知不知道看这个犯法？”
“知道。爸，你说话怎么哆嗦了？”
“知道？知道你还敢看！”我爸没回答他为什么说话哆嗦。
我也没回答。
“这带子是哪儿来的？录像机是哪儿来的？”
“带子是我租的，录像机—”我停顿了一下，随后我听见自己说，“录像机是杨科的。”
厕所里静谧无比，我家厕所没窗户，杨科可能是钻进抽水马桶顺着下水道游走了。
“郑平，你跟我说实话，为什么明知犯法还要看？”
“爸，你能让我先关了电视再问吗？我不大习惯跟你一起看。”
“放屁！谁看了？谁跟你一起看了！”
“我都瞧见了，你刚才看了好几眼？？”我站起身想去关电视，可我腿麻了，晃晃悠悠地迈不动步子，随后就倒在地上。我支起胳膊望着他，此时我那神情复杂的父亲猛踹了我一脚。这一脚，踹在我的髋骨上。
杨科溜出来，如一条面无血色的鱼。鱼眼躲闪着我父亲飙来的目光，从门缝中游走了。
“他？？就是杨科？”
我说：“嗯。”
那天晚上，我头一回吃到那么好吃的海虾。从北戴河到我所在的城市，乘火车要九个小时。我爸把活虾装在塑料袋里，找宾馆服务员要了冰块镇上，可还是怕坏，就一路把车窗开着，右手把塑料袋挽了两圈，套在手腕上。袋子悬在车窗外，虾就不会在闷热的车厢里腐烂变臭。
这九个小时，袋子一直勒在他手腕上，因此它们见到我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都还活着。
我吃了差不多所有的虾，我爸说他在北戴河吃了很多，我也就不客气了。我是整个儿吃下去的，虾头上的虾枪把我扎得满嘴是血我也没吐，煮虾的汤我也喝得一滴没剩。鲜，我算知道“鲜”这个字的意思了，这个字用眼瞅没用，得用味蕾去认识它。
看得出，他对我的吃相很满意。我低着头吃，感觉脑顶上一小方头皮发痒，那一定是他脸上的笑意拂动的。他还给我倒了一杯啤酒，说：“儿子，陪爸喝一杯吧，你？？算是长大了，可以少喝点儿，不过烟绝对不能抽。”
他以为我是第一次喝酒，其实我早就是我们同学里知名的酒鬼了，我一次能喝三瓶。还有，烟我也抽过，最便宜的，不带嘴儿的葛洲坝。
“咱们边喝边聊。”我爸喝酒上脸，两杯下肚，脸就猴屁股着火般的红，酒量远不如我。“嗨，你还倒，最多三杯啊，不许再喝了。”我爸说，“酒精可影响发育。”
“我早发育好了，你看你看，绝对发育良好。”我攥着拳，小臂内收，让我爸欣赏我的肱二头肌。
“哼。”我爸没看我的肌肉，撇了撇嘴说，“是够‘良好’的，‘良好’到都敢看黄色录像了。”
“其实看看也没什么，”我说，“我都快十八了，你说我什么事儿不懂，莫非你以为看完了我还真去当强奸犯啊？”
“那倒不至于。”我们的谈话上了轨道，我爸的话也柔了、顺了，和踹我一脚时判若两人。他说：“我的儿子我最清楚，你绝对不是那种作奸犯科的孩子。”
“你看人很准，爸，到底是讲历史的，阅人无数。”我觉得要及时表扬他一下。
“别臭美啊，怎么说你也没成人呢，看这种东西？？还是早了点儿。”
“也不早了，我们好多同学都看过。”
“别跟我顶嘴，都看你也不许看了，这可是最后一回，下不为例。”他居然又给我满上一杯，“来，干一个，喝完这杯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看了，学业为重，明年你就该高考了。”
“成，我答应你，以后不看了。”
“那录像机赶紧还人家，那孩子叫什么来着？”
“杨科。”
“对，杨科，明天一早就给人家送去。”
“行。”我说。
“忘了让你看这个了。”他从包里拿出个乳白色的、带有褐色螺旋花纹的东西递给我，“这叫鹦鹉螺，你把耳朵贴在海螺上，就能听见海潮声。”
他把我抱起来，说是抱，其实是拖或者架到床上，我觉着他快弄不动我了，可我就是不配合他。其实一挨床我就醒了，我问他：“爸，你说武则天历史上是不是真那么荒淫无耻啊？”
“荒淫倒是荒淫，”他在黑暗中说，“无耻倒未必。”
“睡吧。”
十一点多，我被啤酒化成的尿憋醒，室内阒静，一道蓝荧荧的光让我睁不开眼。我坐起来，从一线眼帘中窥视，沙发靠背隐去了他的身子，只剩下少半个脑袋。电视屏幕上，一个涂着橄榄油的女人闪闪发亮，金发飘飘，双乳耸动，头稍向后仰，双眼紧闭，睫毛在颤抖，正驰骋在一个男人的躯体上，狂野无比。
我憋住尿，侧过身，无声地躺下，极力睡去。
4
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我偷了一台录像机，JVC的。它是个赃物，我是个害人精。我妈活着的时候，我要是打碎个杯子、瓷碗什么的，她就骂，你这个害人精，你这个败家子。她送给我两个很夸张的头衔。有时候，这俩头衔我爸也有份。
杯子和瓷碗都是钱买来的，摔碎了还得让爸妈破费，当然是我害的，所以她骂我就听着，就是我妈使我养成了不跟女人较真儿的好习惯。有个挺有学问的人说过，女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话有理，为个屁大点儿的小事就上纲上线，你瞧，这就是女人。
可是那天晚上之后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害人精了。
要是你亲爹让你坑了，也许你也会这么想。
我第二次睁开眼，不是被尿憋醒的，是被“砰砰砰”的砸门声吵醒的。我猛地抬起头，差点儿没吓死，我爸两只胳膊撑在床沿，老脸煞白，直勾勾地盯着我，贼亮，仿佛即将耗尽最后一点儿电的灯泡。
“电视我关了，录像机怎么关？快起来！”他的声音是撕裂破旧抹布的声音。
门依然响着，响声越来越大，从刚开始有节奏的响，到后来的杂乱无章，似乎有更多人加入砸门的行列。我张着嘴，有那么一些字在我口腔里四下乱撞，却找不到出口，我的下颌还有我的整个身体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我爸撇开我，猫一样蹿到电视机前蹲下—我听见电源插头迅速脱离插座的声音。
那扇门好像一匹跑累了的烈马，渐渐安静下来。接着我就听见有人在门外说：“老郑，你快把门打开，我知道你在屋里。”
我听出来了，那是住我家对门的一个寡妇，我叫她吴姨。这个声音让我的身体松弛了下来，我跳下床，冲弓一样紧绷的他笑了笑，说：“吓傻了吧你，拔了电源，带子就退不出来了。”
“老郑，你别装听不见，公安局的同志在外面，你最好赶紧开门！”
我再次紧张起来，不过还算冷静。我蹿到窗前，劈手把我爸那块毛巾被扯下，说：“快，爸你跳窗户跑！”我家是二楼，我爸身子不重，窗户底下是湿软的土地，跳下去没什么危险。
“那，那，那你呢？”
我推了他一把，说：“我还未成年呢，顶多教育教育，你不一样，快，赶紧跳吧！”
“好好好。”
等我关上窗户，门又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