仗打败，反多星
星是军阶（Military Ranks）里将级军官的标志，在美国编制上，陆军星儿可分五级：
一颗星——Brigadier General
两颗星——Major General
三颗星——Lieutenant General
四颗星——General
五颗星——General of the Army
市井译法是：一颗星译为“准将”；两颗星译为“少将”；三颗星译为“中将”；四颗星译为“二级上将”；五颗星译为“一级上将”，俗称“五星上将”。
又何劳“准”乎？
老记者江德成写《翻译杂感》（《报学》创刊号），有这样一段话：
你还记得过去的报上，有过“魏德迈二级上将”、“史迪威一级上将”之类的译名吗？这种翻译方法在抗战的时候极为普遍，等到胜利之后，这种译法便逐渐归于淘汰了。
原来美国的将官是分成五级的，从一颗星直到五颗星，我国向来是译成准将、少将、中将、上将、元帅，抗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了配合我国自己官阶，便请大家将译名改成少将、中将、二级上将、一级上将、元帅。这种修改本来是很合理的，因为“Brigadier”一字实在没有“准”的意义，译为准将，可说没有理由。
不幸后来大家把外事局的一番用意都忘记了，于是又恢复了原来的译法。而魏德迈其人，便也在中国的报纸上从二级上将“贬”为中将了。
江德成说“‘Brigadier’一字实在没有‘准’的意义，译为准将，可说没有理由”，这话是对的。溯源起来，字典中Brigadier的原意是旅长，是英国军阶中a rank between colonel（上校）and major general，根本是将，又何来“准”将？《兰登字典》（The Random Hous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General条下明说是'U. S. Army，an officer of any of the five highest ranks a brigadier general，major general，lieutenant general，general，or general of the army'，可知一颗星者，已为将矣，又何劳“准”乎？
“特级上将”
江德成说“抗战的时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为了配合我国自己的官阶，便请大家把译名改成少将、中将、二级上将、一级上将、元帅”，这显然只是就军阶论的，而不是就星儿论的。因为抗战时候，以星儿论，最多的星儿都是三颗星，连蒋介石自己也不敢例外。英文翻译虽总是Generalissimo，是元帅大元帅级，但在星儿数目上，却未便造次、未敢造次。当时这个Generalissimo，钦定称呼实为“特级上将”。1935年3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特级上将授任条例”，有曰：
第一条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为特级上将。
第二条 特级上将，由国民政府特任之。
第三条 特级上将之待遇仪制另定之。
第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施行。
1935年的“特级上将”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脱胎于1928年2月6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前者第一条明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掌管全国陆海空军，负编制、教育、经理、卫生及充实国防之责。”后者第一条明定：“国民政府为图战时军令之统一，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但是，“蒋委员长”也好，“蒋总司令”也罢，不管怎么称呼，统统都是Genera-lissimo，军装之上，论起星儿，却始终只是三颗星，和其他大将们一模一样。当时国民政府下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虽然一会独大，但在星儿数目上，却一直采低姿态。这一低姿态，直到抗战胜利，还是如此。抗战胜利时蒋介石在庆祝胜利大游行大会上，军装出现，三星耳；他背后的何应钦等，也一一都是三星。
蒋介石讲演
抗战胜利八个月（1946年4月3日），蒋介石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上讲“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在讲词中“人事”方面，有这样一段话，值得细读：
人事是军队的命脉，人事不上轨道，军队就无基础，革命的事业，也就没有保障。我们军队现在办理人事，往往不照法令、规章，黜陟无时，退伍后更无保障了。我们不重视人事法规的恶习惯，在军官学校内早已养成。但是外国就不然了，他们外国的军官学校，就对人事制度非常重视，部队的人事制度更是丝毫不苟，应退伍的，就按时退伍，应停职或调职的，就按时停职、调职，一点也不通融，一点也不苟且，这种精神，真是军队强固的基础。我们军队对于人事制度随便马虎，尤其是阶级太滥，为外国人所轻视。在外国，一个上校已经非常稀罕而珍贵，担任的人一定要经验多，学问好，勋劳卓著，才够资格。而我们则随便哪一个机关，随便哪一个部队，到处可以见到中将、少将，而上校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高级官长，平时的经验、学识既是十分贫乏，甚至连常识都不够，交际说话皆不适宜，处理事件没有办法，比起外国一般下级干部、一个科员就能解决他分内所应解决的问题，真是要惭愧无地。所以他们的上校或少将，到我们的机关或部队来交涉事情时，就要见我们的部长、次长，因为他们一位校官、尉官所办理的东西，我们的上、中将阶级的高级官长有时还弄不清楚。由此可见我们军官知识之低，阶级之滥。我们今天要洗雪过去的耻辱，要报效国家，首先要从降低自己的阶级始。大家还记得我在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时候，如果以职位而论，应该是中将或上将，但是我起初只挂上校的领章，最后不得已则挂少将领章。我之所以不惜降低个人的地位，乃是为了提高我们军官的资格，尊重国家的名器，这是我从兴学带兵以来一贯的精神。你们要效法我，必须效法我这种精神，从今以后，各位佩戴领章，不要按照职务，而必须按照自己实授的官阶。这在形式上似乎是降低了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正是提高了军人的荣誉，亦即是我们个人对国家最宝贵的贡献。
上等兵变少将
蒋介石说“大家还记得我在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的时候，如果以职位而论，应该是中将或上将，但是我起初只挂上校领章，最后不得已则挂少将领章”的事，不无可疑。据1918年8月朱大符撰《蒋肃庵先生墓志铭》，中有“中正为陆军少将”之语，可见早在1918年——他做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前六年的时候，他虽无什么战功，却已因“不重视人事法规的恶习惯”，自己先有了星儿。在他本人做少将以前，他在军事方面的学历，只是日本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耳！由此可见，他们那个时代“阶级之滥”，固不在三十年后他的讲演之下也！
虽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求国民党的将官们说：“今天要洗雪过去的耻辱，要报效国家，首先要从降低自己的阶级始。”要求“你们要效法我”。要求在“形式上似乎是降低了自己的阶级，实际上正是提高了军人的荣誉，亦即是我们个人对于国家最宝贵的贡献”。但从事实上、从星儿上、从“形式上”看，蒋介石自己，在这一讲演后一年，却突然阶级高了。最早露出这一征兆的“形式上”证据，是1947年8月7日蒋介石到延安巡视的照片上。延安是中共的都城，这年3月19日“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让国民党“收复”了。蒋介石电“收复”延安的胡宗南说：“延安如期收复，为党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在“欣慰”之余，蒋介石决定自己去看一看，一看不打紧，照片传来，蒋介石的军装上，已赫然五星矣！
三星变五星
有趣的是，虽然我们在1947年8月7日的蒋介石照片上，看到了三星变五星，但是，这种五星的挂法，其实还是闪闪不定的，因为直到第二年（1948）3月29日，蒋介石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典礼时，身上还只是三星；但是后来报告施政时（4月9日），乃至闭幕典礼率领全体代表谒陵时（5月1日），则已赫然是五星出现！三星的蒋介石自己变成五星后，他不同意其他三星的大将们变五星，只准变四星，于是，5月20日的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上，副总统李宗仁就以四星亮相。自此白崇禧也，何应钦也，阎锡山也，陈济棠也，顾祝同也，陈诚也……一干大将，纷纷四星出笼矣！
更有趣的是，正当蒋介石三星变五星，别人三星变四星之日，却正是国民党在战场上被打得眼冒金星之时！这种吃败仗的情形，五星正式出现时的蒋介石，在《对国民大会施政报告》上，已经难以讳言，虽然仍有不同的解释，他说：
现在大家看共匪的猖獗，就认为是军事的失败，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要知道：国军剿匪真正的军事行动，乃是开始于去年4月的克复延安。在此以前，国军因为受了政治外交环境的限制，只能作消极的自卫行动。国军与共匪的接触，到现在亦不过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中间，国军达成了两个重要的战略目标：第一是巩固国防要点，使共匪不能取得国际的援助；第二占据共匪的政治根据地，使其对内对外无法号召。就前者而言：国军于三十五年收复了热河、张家口，去年9月克复了烟台，使共匪对海外交通，完全隔绝。就后者言：国军在去年4月克复延安，从此共匪在政治上即失其依据，而成为流寇。国军为达成这两大目标，当然要付出相当代价遭受相当牺牲，然而我们的牺牲，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取得了重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是成功而不是失败！这是各位必须了解的。
蒋介石做这种不同解释的前一天（4月8日），正好洛阳失陷；做这种不同解释的后十二天（4月21日），正好撤离延安。他在解释的同时，又断言：“我可以负责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共匪扬言西入四川，南渡长江，这一层我可保证，绝无实现的可能。”可是，一切“负责”与“保证”，都很快地变成了幻梦，九个月后，在中央“南渡长江”的前夜，蒋介石宣告不做总统了。国民党高速逃到了台湾——所有的星儿，在所有败军之将的身上，都失掉了颜色！
不假人，却假了自己
大家成了败军之将以后，固然不足以言勇，但星儿闪闪，理应也不好意思。哪知道国民党的将军们，除了像孙立人那样自愿减星以示知耻、以表负责外，其他的，竟一一照挂足额星儿不误，一颗星都不肯减少。蒋介石当年说：“我之所以不惜降低个人的地位，乃是为了提高我们军官的资格，尊重国家的名器，这是我从兴学带兵以来一贯的精神。你们要效法我，必须效法我这种精神。”如今他自己既然兵败之后，照挂五星不误，别人“尊重国家的名器”的程度，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在一次“总统偕夫人巡视陆军部队渡河攻击演习”中，连宋美龄都在衣领上挂上四颗星，以为炫耀，国民党“阶级之滥”，真是笑话极矣！连枪都没摸过的宋美龄都可挂四颗星，没打过一天仗的蒋经国、王升，自然一一可挂三颗星而为上将，又有何可怪哉！
反看外国，近如法国复国而非失国的英雄戴高乐，临死犹为两颗星，虽身为总统，不敢僭越，他固守“国家的名器”，竟以身作则如此！远如美国打赢南北战争的救国英雄格兰特，临死犹为三颗星，虽身为总统，也不敢僭越，他固守“国家的名器”，竟也以身作则如此！中国古人慎重名器，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但做梦也没想到，后代的国民党，竟可不假人，却早假了自己！——国民党永远使你哭笑不得，这篇“仗打败，反多星”的故事，就正好是千古文证，要哭还是要笑，统统随你！
1985年11月24日夜病中作
蒋介石是基督徒吗？
显宗《蒋介石在甬逃亡情况点滴》一文中，提到果澄和尚等告诉他：蒋介石从大陆逃出前，特去普陀山一次，“其急来抱佛脚，频频进香礼佛，祭拜祖先，希求冥佑丑态蠢相十分可笑”。蒋介石这种“进香礼佛”，显然不是基督徒的行为。
还有妙的呢！蒋介石的亲信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写道：“他不但喜欢结交和尚，而且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1928年，蒋偕宋美龄回籍时，到雪窦山上野餐。蒋到隐潭庙时，走进龙王神像大殿前，向龙王作揖行礼，口中还念念有词，似在默祷着什么。根据多年来的情况看，他每遇时局动荡，待以决策应付的时候，就回家住在坟庄或雪窦寺、妙高台。他绝非游山玩水，而是默祷祖上及神明保佑，或与亲信密谋定计，把这里视做‘陇中决策’的场所。”蒋介石这里“相信神道，迷信阴阳风水”，显然也不是基督徒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