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更妙的呢！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一文中写道：“父亲得病于六十一年之秋，其后多在休养治疗之中，不论病情如何，父亲始终安宁静养，不烦不躁，有此修养，方得克服病痛。疾病初愈，即嘱儿在父亲胸前，代为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蒋介石这种“挂上平时常戴之圣母像”，显然也不是基督徒的行为，因为他信的是基督教而非天主教。
1975年3月29日蒋介石“遗嘱”中，说他“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事实上，蒋介石见孙中山的时候是1913年，那时蒋介石已二十七岁，二十七岁当然早已不是“束发”的年纪了。至于他又在“束发”之时就以耶稣基督的信徒自居的说法，也是谎话。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记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是“先循基督教仪式”的婚礼的，“由余日章博士主持仪式”。婚礼举行后不久，蒋介石就“成为一位基督徒了”。董显光曾引证为蒋介石举行洗礼的“江牧师”的记述。照“江牧师”的记述，蒋介石是1928年才成为基督徒的，1928年蒋介石已四十二岁，四十二岁当然更不是“束发”的年纪了。
蒋介石虽然因他太太的原因，信了基督教，但他是否完全扬弃了他母亲的佛教和民间邪教信仰，则大有疑问。以上的文证都告诉了我们，蒋介石实在是一个假基督徒。不论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他都是个十足的假货。
1988年10月10日
康泽回忆中的蒋介石
明朝末年，在前线的洪承畴被俘时（1642），消息不明，满朝宁信他已殉国，崇祯皇帝设坛都城，“予祭十六坛，建祠都城外”，并且“将亲临奠”。不料消息再来，证实他已投降，于是窘态毕露、兴致全失。不到两年（1644），明朝的首都不保，江山不久只剩台湾了。
国民党蒋家王朝，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不过故事起承转合，比明朝精彩得多，而国民党的洪承畴，就是康泽将军。
康泽字兆民，四川省安岳县人，1925年入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被派往苏联，进莫斯科孙逸仙大学。1927年回国，应聘为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1928年任北伐军总司令侍从参谋，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师长顾祝同）政治部主任。1929年军中政治部撤销，改任总司令部宣传大队大队长，在职两年，曾参加中原大战及湖南“剿匪”战役。1932年任南京《中国日报》社长，与黄埔同学贺衷寒、滕杰、萧赞育、邓文仪等，在兼校长蒋介石领导之下，搞所谓中国革命复兴运动，而以“中华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名于世。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总队长，这段经历，是康泽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原来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重要一支是“复兴社”。“复兴社”又分三支，一支是贺衷寒系的“政训”系统，一支是康泽系的“别动队”系统，一支是戴笠系的“特务处”系统。康泽的“别动队”系统起源在南昌开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这班召集军官再加训练后，编入“庐山训练团第四营”（团长蒋中正、副团长陈诚、第四营营长韩文焕）。1933年在庐山成立“军委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别动队”是一种武装特务部队，在战地工作时候，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口号，担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工作，包括：一、推行保甲与清查户口；二、编成“剿共义勇队”；三、收容逃亡的地主恶霸；四、监视部队；五、促进新生活运动等。权势之大，可以想见。
别动队实际上是一支突击队兼负责军事特工训练的队伍。队员或三两组成一小组，或个别单独一组，有时以正式军官身份公开出现，有时则化装改扮，暗佩手枪，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地方上任意搜查、逮捕，以至秘密刑讯和枪毙人。其为人也，到处生杀予夺，自然炙手可热。
康泽的炙手可热，延续到抗战开始，更是风光。抗战期间，国民党决定朝延安共产党八路军总司令部派“联络参谋”，派出去的，按照惯例和业务性质，是由军统和军令系统选定的，但是康泽却可以越过这一程序，派出了他的手下大将徐复观（那时叫“徐佛观”）！徐复观的特务黑资料，只此一项，就叫我们一身冷汗矣！今天还把徐复观当宝贝、当自由学人来捧的浑蛋们，“错认颜标是鲁公”，他们的无知妄作，可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了！
康泽在抗战中的职务是1937年兼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复兴社总社书记。1938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1945年奉派出国考察第二次大战各同盟国家战后复员工作。1947年返国。翌年1月膺选为行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中正要他做热河省主席，他没做，改到襄阳去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正好赶上襄阳之战，最后襄阳失守。
在襄阳失守时候，国民党为了人造奶油式地赶造先烈，在1948年7月22日，特由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宣布：“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于襄阳作战中业已殉难。”据同月下旬的《新闻天地》报道：“7月20日的晚上，蒋总统召重要军事将领餐叙。出席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秦德纯、林蔚、刘斐、萧毅肃、郑介民、李及兰、卫立煌、宋希濂等。席间，谈到了康泽中将的下落。据总统说，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像张灵甫那样壮烈成仁。不过到20日还没有接到任何方面关于康氏下落的报告。直到20日，参加保卫襄阳的行政专员李朗星负伤突围，带着一千多名青年学生，脱险的电报到了汉口，大家对于康泽脱险的希望，更是渺茫了。”
蒋介石在聚餐时，表示“他所了解的康泽，是不会被俘的”，显然是基于他对康泽为人的一种判断。在蒋介石眼中，康泽是“壮烈成仁”的料子，这种料子，临危受命，在千古艰难之时，必然一死。康泽死了，国民党便不愁没有做先烈的样板了，这对国民党的形象，也算虽败犹荣啦！
不料，老康却放水了！——康泽并没有死。
康泽没死，国民党不得已求其次，改行样板转换，决定把康泽形象转为“被俘不屈”型，康泽如“被俘不屈”，纵然没死，也是虽败犹荣啦！
于是，国民党的宣传重点，就是康泽“被俘不屈”矣！
1964年7月，蒋介石在第九次党务工作会议上，讲“对党务工作的检讨指示”，就有这些话：
现在我们再从党的基本精神上来检讨——
记得在前年党务工作会议里面，我曾经提到康泽同志在大陆上被俘囚禁之中，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今天我愿意重复提出来再说一回。康同志遭受共匪炼狱的折磨，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他的儿子曾经见到他，其时正是大陆隆冬天气，可是他却还是破衣一袭，寒彻骨髓。他对他的儿子表示：无论共匪鼎镬刀锯，任何威胁利诱手段，都不能磨损他革命的意志。当他的儿子将要回来与他告别的时候，他曾经向其儿子很低声地叮咛着说：“你回去要告诉在台湾的同志，国民党只要能团结，就有希望，就必成功……”康同志这种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
大家知道，康同志，原为在大陆时代青年团领导干部之一，他曾经参加每一次的革命斗争工作，对党团以往种种内外工作关系，和本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当然他最为了解，现在于其身罹百苦之余，说出了我们党的失败之由，和复兴之道，这不是他后悔莫及之言，而乃是的确献出了他出自肺腑的血诚，这岂不是我们今日在会的每一同志所当瞿懔然，永矢勿谖，痛自忏悔，而宝贵的教训吗？所可惜的，是他今日不能与我们同在台湾基地，来共同参加雪耻复仇的工作！念之令人痛楚！
大家须知，很多陷身大陆，抗节不屈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幸，并不是他们奋斗不力的缘故，而乃是由于当时一般闹派系、逞私见、争权夺利、违反纪律、破坏团结的败类，造孽贻祸，陷害了他们的——这应该是过去负责的干部，尤其是今日在台湾的，更要彻底忏悔，如何为本党，为这一班身陷匪区的忠贞同志，来负咎自赎！他们今日在匪区内忍受苦难，坚贞表节，乃又是在力穷势蹙，无可奈何之际，本其革命党员志节的最后操持，为本党、为主义、为国家，保存了浩然正气的革命人格，来感发大陆以及海内外的人心血性，其遭遇至堪悯念，其志行则又是至堪敬重而为大家所当取法的！
大家体悟了康同志这一则事实，和他“团结就必成功”的这一句忠言的规戒，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团结就是力量，就是成功的希望，亦就是大家的生路！没有党，就没有今日的台湾，就没有我们今日每一党员个人生存的机会！如其再不团结，乃就是在毁党、在祸国，也就无异于是在自绝和自杀！
蒋介石这里讲康泽“十几年来抗节不屈的情形”，说他“身体早已衰谢不堪，据说他的牙齿都脱落得快没有了，这十多年，真不知道他是怎样熬过的！”说他“见死不更其守，凛然的节概，实在使人怀念和感叹！”事实上，康泽的表现，却大异蒋介石之趣。原来中共释放国民党高干，前后共有七批：康泽即是1963年释放的第四批，比后面的第七批要早十多年，足见他行为“良好”，不在话下，他要是“不屈”，共产党是不会那么痛快放他的。
蒋介石说康泽在牢里“破衣一袭，寒彻骨髓”过的“隆冬天气”，一个人能不能这样一过十五年，姑且不论，但是中共放了康泽以后，康泽在特赦战争罪犯大会上，当场穿上共产党发给他的“新衣一袭”时，却全无“不屈”之色。可怜的国民党！他们最后一个希望——“康泽同志”会“抗节不屈”的希望，也在共产党多年的“恶作剧”中，终使老康放水无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国民党的“飞将”，在阴山已失之日，虽然健在，但是终场演的，却是“可怜飞将倚新装”的压轴戏！哀哉老K！哀哉！
更漏气的，是这位“抗节不屈”的将军，出狱以后，还大写回忆文字，揭发蒋介石怎样耍他。其中最关键性的一篇，就是这篇回忆——
蒋介石为什么叫我到襄阳去当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1945年夏秋之间，蒋介石通过张治中先生强迫我辞去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处长职务，并派我出国考察。1946年6月，我在华盛顿接到三青团书记长陈诚的通知：9月间开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间开三青团中央干事和监察联席会议，希望我回国出席。我为了慎重起见，打电报向蒋介石请示，他的复电是：“安心在美研究，明春回国建设可也。”很明显地表示了他不愿我回国参加三青团干监联席会议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此，我就没有回国。1946年底，我在华盛顿接到汤如炎（前三青团组织处副处长、中央干事，党团合并后，转为国民党中委）和刘书传（当时在教育部做事）的信，他告诉我：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定于1947年3月开会，希望我回国参加。而且在1947年1月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曾正式通知我，要我回国出席3月间召开的三中全会。因而，没有再打电报请示蒋介石，于3月6日从美国回到了上海。我想这是符合蒋介石要我“明春回国……”的指示的。不料，蒋介石还是不愿我这时回国，对我回国是不高兴的。
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后，即于9日到南京，去蒋介石侍从室报到请见，蒋介石批由吴鼎昌代见，我愤而未去。3月12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会，首先是全体中委谒中山陵，我去参加了。第二天举行开幕仪式前，在会议休息室蒋介石接见我一次，因人多，没有谈什么。在会议的过程中，宋美龄在她的住宅约见我一次，她问我：“见一见委员长吗？”（那时蒋介石就在楼上）我说：“委员长事忙，他今天没有约我，以不去见为好。”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次的中央全会（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改选中常委三分之一，我以较多的票数当选。从1947年4月至10月，我在中常会和立法院与孙科、丁惟汾、朱家骅等人声气相通，与张群、李惟果密切合作，一切活动，都能得心应手。如：
（1）在中常会选举指导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审核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名额的组织）：张群只是政治方面有些办法，在党内总是受CC派的排挤；我在党内支持他，所以他很信任我，曾对我说：“你就可以代表我们三个人（张群、李惟果和我），我不在，你就可以代表我。”李惟果是个漂漂亮亮、滑里滑头的人，对张群和我合得来，与CC也合得来，他是四川人，但在四川的国民党内没有基础，许多事要拉拢我；因此我和他们之间，对党的事情办得很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