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举方面，我在地方上没有负担。CC在地方上负担很重，都向他伸手要名额，陈立夫无法应付，常常避不见面，敷衍推诿，引起CC内部很多人的不满，从而走向反CC的一面。例如：有个李琢仁，CC派，成都人，他找陈立夫无结果，通过李天民（曾任三青团四川支团干事长）向我疏通，表示如果我能帮助他当选，将来他可以听从我。这一类的人，找我很容易，我不轻易答应人，答应了，一定办到。因此，凡找我的人，我都帮助他们当选了，就是不找我帮忙的人，对我也有好印象。陈立夫那时是中常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他野心勃勃地想掌握选举指导委员会（选举指导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是隶属中常会的组织），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很妙的计策：在一次中常会上，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的地位做了一个报告，他说：“凡是中央的人事决定，都要通过中央政治委员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人选，这里做了审定之后，还要送交政治委员会，我想这是大家没有异议的。”他是想这样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把选举指导委员会审核人选的最后决定权一下转移到自己手里。这件事，政治委员会有人事先向我通了消息，我已有准备，当陈立夫报告做完，我首先起来表示反对，理由是：一个组织没有权力审核和它平行组织的东西。接着丁惟汾和朱家骅等也相继起来支持我的意见，驳斥了陈的报告；孙科更是大发脾气地说：“老子做的事，还要儿子来管吗？”（指选举指导委员会的人选，不应该再交政治委员会）于是，陈立夫这个打算就被推翻了。
（2）在立法院：由于我在三青团援引“太子派”的梁寒操任三青团中央常委干事，钟天心任三青团组织处副处长，孙科对我有好感，尊重我的发言地位。我对一批国民党的专家学者都很尊重，因而他们也都尊重我。
在立法委员中，参加中央选举指导委员会的，只有孙科、梁寒操和我三个人。头一届的立法委员，都是圈定的，以后凭选举。圈定的立法委员，在这一次选举问题上，除了指望孙科能在选举指导委员会内为他们讲话外，就是希望我支持他们。因此，他们都对我表示好感，尊重我的意见。
分区审查川籍立法委员时，川籍立法委员也都尊重我的意见：因为我有实力，又比较“公正”。
有一个名叫张铁君的贵州人和湖北的田亚丹互争湖北工会的一个立法委员名额，张原是改组派，以谷正纲为背景；田亚丹是复兴社分子，以我为背景，如果我单方面地支持田亚丹，是完全可以击败张铁君的。但他们的官司打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做出仲裁，同意了他们“平分秋色”的办法，即把一个立法委员的名额，由他们两人分先、后期来当，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纠纷，得到他们对我的好评，说我处事“公平”。
正当我的政治活动搞得很活跃、很得手的时候，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于1947年10月派我到热河去视察党团合并的情况。他的腹案是等我视察回来以后，派我到热河去接替刘多荃的省主席职位（据我了解：陈诚曾打电报保举秦德纯任热河省主席，蒋介石复电认为秦不宜，以年轻干练的康泽或贺衷寒为好，并问陈诚康、贺二人以谁最为相宜，陈复电说以康为宜）。我去热河视察后，了解到全省六百万人口，二十一个县，现在只剩九个不完整的县，其余都已解放；省政府的经费，完全靠中央；武装力量，只有五个不完整的保安团。我把这些情况向蒋介石报告说：“现在的热河，还不及内地省的一个行政专员区。”他知道我无意于这个职位，就没有派我当。之后，他问我：“派你到北平行营新闻处去怎样？”我答：“北平新闻处的赵可夫是很好的同志，在那里做得很好，不需要更动。”他又问：“派你到东北行营新闻处去怎样呢？”我说：“东北行营新闻处的余纪忠，曾任三青团中央团部宣传处副处长，是留英的学生、一个很好的同志，也不宜更动。”最后他说：“你看，你做什么事情好？研究研究后对我说。”我说：“我的一切，委员长都是知道的，请委员长决定好了。”说罢，我就告辞了。
同年11月初，邓文仪和罗泽闿一道到我家里来（他们都是参加了作战会议的，罗是当时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传达蒋介石要派我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的决定，并对我说：“委员长在作战会议上曾经吩咐要把这一区划大些。”我当时没有对他们表示态度。一个星期左右之后，我接到通知叫我到蒋介石公馆去开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会，到后，看到有蒋经国、胡轨、罗泽闿、徐佛观、张一清、谷正鼎、袁守谦等人在讨论办一个训练班的问题。那时，蒋经国是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我了解，蒋经国准备把党团合并以后的国民党各级干部，由他办个训练班来加以训练；未经过训练的，一律不准活动。这是蒋介石准备要他的儿子把国民党一手抓起来的阴谋之一。因为我不是为参加这个会去的，直等到他们散会后，蒋介石对我说：“派你到襄阳去好不好？”我说：“服从命令。”蒋介石一面说，一面走向另一个会客室去，他继续对我说：“拨六十五师、二〇二师和川军三个旅（一六三旅、一六四旅和新十八旅）交你指挥。”又说：“如果军事上很啰唆，我可以派空军来直接援助你，或者空投粮食、弹药接济你。”并且说：“汉中、安康一带，都归这一区管。”我想到拨部队的事，以后还要办手续，罗泽闿在场比较好，当即建议把罗泽闿叫过来一起谈。蒋介石同意之后，我就把罗泽闿叫过来。蒋介石又把拨部队的事重说了一遍，这次会见就此结束。我和罗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之后，先到罗的第三厅去，罗告诉我：六十五师在河南商丘作战，调不下来。
同年12月25日我到汉口，在武汉行辕主任程潜那里得知：二〇二师的师部在成都，有一个旅在津浦线作战，一个旅在鄂东，也不能调了。川军三个旅：一六三旅在信阳附近跟二十师一道作战；新十八旅在武汉附近，是程潜的直属部队，都不能调；只有一六四旅驻在樊城，它实际上只有四个破烂的营。至此，我才知道蒋介石所说的拨部队交我指挥，完全是一张空头支票。
1948年元旦那天，程潜先生对我说：“南京方面来了两三次电话，催你到襄阳去，那里没有部队，怎么能去？现在你不能去，我负责。你要是去了，共产党要把你提起来。我调八十五师的二十三旅到襄阳去，等二十三旅到了那里，你再去。”当时，我曾经这样想：那里没有部队，委员长不能不知道，没有部队，我怎么能去呢？1月10日左右，我接到武汉行辕由程潜主任署名转来南京方面的一个电报，内容是传达南京方面的命令（不是用蒋介石的名义），催我赶快到襄阳去，“否则以违命论”。当时我很惊异，拿着这份代电到武汉行辕找第三处处长（忘了姓名），把原电交给他看，向他查问原委。他说：“这件公事，是参谋长（刘膺古）画行的。”过了几天，我又拿着这份代电去找行辕秘书长邓介松，他一看这个电报，就把它收去放进衣袋里，并说：“这是糊涂。”因为那时程潜先生正为了帮助我调派部队到襄阳去，而此时我在武汉也正帮助程潜先生做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利用过去三青团的关系，把湖南、湖北两省的票都拉过来，为程先生竞选，所以程先生每次请客，几乎都请我参加。
2月10日左右，我接到蒋介石从庐山发给我的电报，嘱咐我两件事：一是要我在辖区内春节期间禁放鞭炮，二是要我把到襄阳后的工作每周向他报告一次。我到襄阳以后，照他的命令行事，鞭炮禁放了，工作报告每周一次，但一个多月没有指示。1948年3月20日，我到南京见蒋时，问他为什么不给我指示。他回答说：“不知道这件事。”我很奇怪，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1948年7月，解放军围攻襄阳时，我打电报向蒋介石求援，他于13日（或14日）给我一个电报，要我把部队都调到城里去。14日（襄阳解放的前一日）他又给我一个电报，要我以“智勇”来对付“优势之敌”。总之，他是只要我为他卖命，其他的条件是不给的。我当时还不怀疑他，总以为他是无兵可调哩！
1947年4至10月间，我在南京很活跃，不是闲着没有事做，而是有很多的事做；但蒋介石一则派我到热河去，给我一个很高的空地位——当“主席”，再则要派我到北平和东北去搞新闻（政训）处工作，最后派我到襄阳去做“司令官”，空调许多部队给我指挥，而实际不派兵给我，说要扩大我的管区，实际并没有扩大。总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我推出去，把我派到远离南京的地方，很明显，他是觉得我在南京，对他培植蒋经国有妨碍。
我跟蒋介石做事二十年，为他效忠了二十年，只是在1941年12月为飞机运狗的问题，他当面骂过我一次；这次骂我，是他开始对我讨厌的表现，同时也隐约露出了他心里的打算。那时蒋经国任江西赣州专员兼三民主义青年团干事长，因而那时我已微微地感到他有些家天下的搞法了。同时我也感到这个人常常前言不符后语。在黄埔军校的一段时间，他表现得多么“革命”，以后又转得那么快。对他的言语行踪，简直无法整理。他对别动队、三青团的讲话，真是甜言蜜语，好话说尽，使人们死心塌地地为他去卖命。但转瞬之间，他所表现的全不是他以前说的那样。现在我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他只有一个目的不变，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掌握政权，巩固他的统治和政权的“世袭”。
从这篇回忆里，我们看到为蒋介石“做事二十年”、“效忠了二十年”的一条“功狗”的下场，和他伤心泪尽的独白。蒋介石为了叫这条“功狗”让出势力范围给他儿子蒋经国，就是要把康泽“派到远离南京的地方”，最后有意使他孤悬在外，去守那清朝笑话中连关老爷都守不住的襄阳、去为蒋家王朝做烈士。康泽为蒋介石兵败被俘，坐了十五年的牢，但他出狱之后，却宁愿做降将，也不要再做“功狗”。他用行动和文字表达了他的觉悟和痛恨——蒋介石实在是卑鄙无情的祸国者，康泽用他的后半生，用他的血肉、自由与呐喊，为我们证实了一切。
1988年11月21日病中作
《拆穿蒋介石》导言
在《乌鸦评论》休刊告白中，我提到《乌鸦评论》创办五个半月来，赚了约二十万元，特移此款，贴补我新编的《拆穿蒋介石》一厚册。《乌鸦评论》订户每位赠送一册，以为答谢；其他读者则可以较廉书价，买到此书。现在，此书即将出版了，我特写导言，做一前引。
这部《拆穿蒋介石》，没收入我自己写的文字，因为我自己写的，都收在《蒋介石研究》一到五集里和即将陆续问世的六集、七集……里。这部书收的，都是别人写蒋介石的长短调。其中作者，左右立场不一，亲疏关系各异，但在去伪存真上、摘奸发伏上、不甘蒋介石一手遮天下耳目上，却可谓有志一同。就正有鉴于此，我编出这部六百页的论集，以存信史，并在“众神默默”之中，展现又一次的道德意义。
在蒋介石生前，在他淫威所及之处，没有人敢拆穿他，没有人能拆穿他；在蒋介石死后，在他的余威犹在之处，也没有人敢拆穿他，也没有人能拆穿他。中国人中，真正敢也真正能拆穿他的，是从李敖开始。我认为这种道德意义，比存信史的意义更难能可贵。为什么？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就已指出：“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如今我在蒋介石阴魂不散的岛上，敢于在他头上动土，也是‘为国民争人格’。”争几十年来被蒋介石欺骗、被蒋介石恐吓、被蒋介石作弄、被蒋介石羞辱、被蒋介石强奸得麻木不仁了的人格。试看蒋介石出丧之日，台湾百姓夹跪道旁的场面，“更无一个是男儿”，纵古代帝王驾崩，人民被侮辱，也不逾是！这成什么世界！在道德上，人民又是何等下贱失格！下贱失格却不以为辱，这正是典型的麻木不仁，这又是何等可悲！
如何破除这种麻木不仁，只好先从拆穿蒋介石着手。
这部《拆穿蒋介石》，所收文字，来源有三：一类是在台湾由我发表出来的，一类是在大陆由共产党刊印出来的，一类是在海外由第三者流传出来的。我把这三十六篇文字，大略以内容时间为序，酌加配图，编成这本厚书。……（编者略）我如今在这部书中，收进这些连共产党也不喜欢重看的文字，目的就在证明是非有常，不为蒋生而存，不为蒋死而亡，更不为政治挂帅而亡——不以奸雄存亡而定行止，这才是男子汉的道德。中国人口口声声讲道德，但在大是大非之处，每多放水，令人泄气。这部书的出版，正所以在泄气之中，为人有以加油也——中国人之有阳具者，幸愧而识之！
1989年3月31日，在台湾
蒋介石与“涨价归公”
最近为“无壳蜗牛”上街抗议他们住无屋，引发了国民党《中央日报》对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的鼓吹，我看了，为之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