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江南说蒋介石的元配毛夫人，“1910年3月18日，毛为蒋生下一子，即继承乃父衣钵的蒋经国总统，但这段婚姻，勉强持续了十九年，随王太夫人去世，蒋即与毛氏‘宣告脱离家庭关系’”。毛夫人是1901年同蒋介石结婚的，“勉强持续了十九年”，是1920年左右，已接近“王太夫人”死年。“王太夫人”是1921年死的，看这段话，蒋介石与毛夫人“宣告脱离家庭关系”，既因“随着王太夫人去世”而来，感觉上，似是在1921年后不久的事。其实不然。事实上，离婚是六年以后的事、是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结婚时的事。据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的回忆：
蒋介石于1901年娶奉化岩头村人毛福梅为妻，1910年生子名经国。毛福梅生于1882年阳历11月19日，比蒋介石大五岁。毛的父亲毛鼎秋在岩头村开设毛祥丰南货号，大家都叫他“祥丰老板”，是个封建道德观念较强的小商人。毛福梅嫁给蒋介石后，夫妻二人感情平淡，貌合神离，直到1905年，蒋到宁波文昌街陈家祠堂读书，王氏（王太夫人）命他将毛福梅带去伴读，赁屋居住于植物园，照料生活。这一时期，蒋对毛福梅感情较好，雇用一个梳头娘姨供毛氏使唤，又聘请同学林绍楷的妹妹林瑞莲教毛福梅读书，但时间只有六七个月，蒋就把毛福梅送回溪口。此后蒋介石考入浙江武备学堂，再进保定军校，又由保定军校提拔资送留日，学习军事，很少有回家聚居的日子。1913年以后，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娶娘姨出身的姚冶诚为侧室，从此对毛福梅更加冷淡了。毛和婆婆王氏终日以念佛度其余生，常到雪窦寺朝山进香。该寺住持朗清和尚迎奉权贵，对她们婆媳俩大献殷勤，特地在雪窦寺后院布置一间清静的客房，作为憩息之所。毛福梅还出大洋八百元，修筑入山亭到雪窦寺长达五华里的崎岖山路。她除在家宅后院布置小佛堂外，还在溪口镇后畈田野上另造摩诃殿，作为经常念佛之所。1928年春，蒋介石与宋美龄议定婚娶，先回到溪口强迫毛福梅写离婚笔据，不过离婚后毛仍住在蒋的老宅丰镐房，生活由蒋供给，仍为蒋氏家属之一员。其时蒋经国已在苏联留学，闻知其父遗弃生母毛氏，写信给他母亲，百般慰藉。毛氏也把全部期望寄托在蒋经国身上。1929年夏，我适在溪口武岭学校校长任内，有一天，蒋宅用人叫我去，说是大师母（指毛氏）有请。我匆匆赶到丰镐房，见到毛氏时，她拿出一封信给我看，说：“这封信是经国写来的，别人看我不放心，你是校长，不会读错的。”（实在她已叫别人看过，因信内说到今后不再来信这一句话，她不信，认为有错，所以叫我重读。）我从她手中接过来一看，信中大意说：母亲多年来内心的苦闷、处境的恶劣，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我对家庭方面是有难以想象的烦恼和愤恨。现在我决定今后不再来信，等到我学成回国，我什么地方都不去，必定第一个先来看望母亲［15］。我从头到尾读蒋经国的来信并加以耐心的解释，当她听到她的儿子今后不再来信的话时，顿时改容失色，哑然无言，含泪夺眶欲出。我只得没趣地告别而回。
1940年，阳历11月2日，溪口惨遭日机轰炸。毛氏因患丹毒（流火，也称大脚疯）多年，双足行动不便，当敌机向丰镐房用机枪射击时，她从卧房内逃出，行到后宅大墙边，被机枪击中要害，倒在墙边。其时大墙适倒，瓦砾压在她的身上，肚肠都被压破流出，睹状甚惨。其子蒋经国从江西赶回溪口治丧，在毛氏遇难处立一石碑，题上“以血洗血”四字。此碑于溪口沦陷时，被日本侵略军拆去。
张明镐这段回忆中有一错误，他说：“1928年春，蒋介石与宋美龄议定婚娶，先回到溪口强迫毛福梅写离婚笔据。”事实上，这是1927年的事。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是1927年12月1日举行的。
关于这次强迫离婚，张明镐回忆：
毛福梅坚决不肯与蒋介石离婚，蒋介石实际上也没有驱逐她出蒋门的意图，只因宋美龄非比别人，逼于形势，不得不办个离婚手续，使宋美龄争得一点面子，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夫人”。最后，蒋允毛离婚后仍住在溪口蒋宅，保持丰镐房主妇的地位，才达成协议。
假戏真做，为了完成离婚的法律手续，蒋介石找人草拟一份与毛福梅共同署名的“协议离婚书”，送到奉化县政府备案。其时奉化县长徐之圭，是我留日时的同学。是年5月间，我到奉化有事去看他，他兴奋地向我发出一阵神秘的微笑，接着对我咬耳朵说：“老张，你这次来得很巧，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随即从办公抽屉里郑重其事地取出一份文件递给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蒋总司令”与毛福梅的协议离婚书。徐之圭举起右手大拇指得意地说：“本老爷三生有幸，办此千古大案。”我也诙谐地说：“贵老爷若主持公理，在这份协议离婚书上批个‘不准’二字，定必流芳百世，扬名千古！”徐反问：“敢问阁下长几个脑袋？”我为之语塞，彼此哈哈大笑。
姚姨太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又说：“侧室姚冶诚，原名怡琴，是上海法租界某妓女院的房侍，1911年，‘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纳妾的时间，大致是这年夏天，因蒋此时仍为飞松宽吾手下士官候补生，据毛书所载‘夏，托故假归，八月回日’，合理的推测，当在七八月之间。”他又在《蒋经国传》写道：
1927年10月18日的天津《益世报》，对姚的身世，勾描如次：
女士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氏随陈其美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与偕往，怡琴（花名）在法租界某妓处作房侍，在筵席间见蒋氏，怡琴刻意奉迎蒋氏，终至以身相托，被蒋纳为至室。［16］
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并不讳言“纳妾姚氏”这一史实。1912年冬天，蒋且携姚回奉化乡居。
官书上，蒋斥责“置妾为人生最不道德的事”［17］，那是得道以后装正人君子的后话了。
毛福梅明媒正配，当然不喜欢上海来的新客，也许有些怏怏不快，可是，丈夫纳妾，在实行多妻制的旧中国，比比皆是。何况丈夫再非溪上活跃的顽童，喝了洋墨水，一身笔挺的军服，当过沪军团长、同盟会会员，早沸腾乡梓，简直比前清戴着红翎子荣归故里，还要轰动。这样有头有脸的丈夫，配个美眷，包括毛氏夫人自己，都觉得平添了不少光彩。
董著说“新婚的毛夫人具有许多美德，尤富雅量”，说得语焉不详，吞吞吐吐，其实，就指的这些事，碍于微妙处境，不便明说而已。
对照起张明镐的回忆，就更有趣了：
蒋介石的侧室姚冶诚，江苏吴县人，生于1881年。据早年跟随蒋介石的蒋小品说：姚冶诚原为陈英士家娘姨。反袁之役失败时，沪军都督杨善德派员缉捕蒋介石，蒋逃进陈宅，躲避在姚冶诚卧室内，后来蒋遂纳姚为侧室，同居于法租界贝勒路三六九号。当时戴季陶住在同益里，张静江住在环龙路，三人住所相距不远，暇时过从甚密。戴季陶是蒋介石拜把兄弟，关系尤其超乎一般友谊之上。戴性好渔色，但惧内特甚，瞒着他的妻子纳一日妇为妾，于1916年生一子，初犹包瞒隐蔽，嗣因日妇染病身故，遗下婴孩无人抚养，若将其领回戴宅，恐遭大妇之忌，只得与其盟弟蒋介石相商，就以此子送给蒋为养子（但开始时以代养为名），归姚冶诚领养。此子就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实为戴季陶之子。那时蒋介石在上海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家中雇用一个厨司（蒋小品）、一个当差（毛延寿）和一个女佣翠娥，工资常常发不出，若辈的日常生活靠来客外赏维持。许崇智每次去蒋宅，必赏茶包五十元。此外又找了一批朋友打牌抽头，由姚冶诚发给他们三人平均分用，完全靠打秋风度日。蒋的友人中以张静江最富。他是湖州南浔四大豪门之一。蒋介石在上海活动的经费以及他个人的生活费用，均仰给于张静江。由蒋介石经手向张陆续支用的钱，竟达十余万之巨。后来蒋暗使姚冶诚拜张为过房爷，从而使张对这笔钱无法开口，不了了之。
姚冶诚无所出，她将戴季陶子代养，后来就当做她亲生的儿子看待，所以此子（蒋纬国）长大后也视姚为亲母。姚没有文化，蒋介石不久又搞上了另一苏州女子陈洁如，对姚冶诚就疏远了。陈洁如原籍苏州，生于1906年，自幼生长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对外交际应酬，常带新宠出入于社交场中。1924年春，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带了陈洁如住在广州。姚冶诚则抚养蒋纬国，仍住在上海贝勒路。姚被蒋淡忘既久，心颇不安，忽生一计，给蒋纬国拍了一张照片，冒用纬国的名义，写一封家信寄给蒋介石，信内说：“我（纬国自称）已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爸爸，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去探望您老人家了。”蒋接此信，读了又读，将信中附来的蒋纬国照片插在写字台纸板右上角的皮插里（当时还不用玻璃板），瞧了又瞧，忽然对其私人机要秘书毛懋卿（毛福梅哥哥）说：“赶快拍电报叫纬国来。”这样，姚冶诚就带了蒋纬国不召自来，在广州住了些时，再回上海。
张明镐这里提到的蒋小品，是蒋介石的幼年同学，后来替蒋介石做厨子。同学做厨子不稀奇，连老师都做下属呢！——董显光是蒋介石英文老师，后来沦为下属，在同去印度时被痛骂过［18］，老师都如此，何况同学呀！张明镐提到戴季陶养小老婆又惧大老婆的事，其实，后来颇有进境。戴季陶有一位姨太太叫赵令仪，后来就住进家里。人称“赵夫人”，也称“戴夫人”［19］。可见戴季陶当年如能摆平大妇，蒋纬国早就归宗戴氏，不复蒋姓矣！
陈夫人
江南《一个蒋夫人的悲剧》提到陈洁如外，在《蒋经国传》中也提到如下：
蒋先生和毛福梅的感情，一直不好，做孩子的，当能体会得到。感情再坏，王太夫人在世一天，基于老太太的威严，怕伤老人家的心，表面上，至少要维持一个夫妻的形式。
骤然间，这样一位中流砥柱的老太太去世了，结构上立即发生变化。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望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子女者，如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这个训词的真实性颇成问题，恐系出诸蒋的授意，由毛思诚事后补进去的，好掩饰以后他和宋美龄结合的合法性。某种程度上，反映着蒋的心态。现在又堂堂正正，假“革命”的大帽子，遗弃发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冶诚。
果然，第二年，和陈洁如在上海结秦晋之好［20］，他再去和汪兆铭、胡汉民，为自己“人人言弟为好色”去辩护，即无人置信了。
经国年纪轻，先有失去祖母的创痛，次有家庭破碎的震惊，那原是十分沉重的感受。可是在父亲面前，他能反抗吗？反抗又于事何补？
经国和母亲的情感，至深且厚，在他历年发表的文字中，虽少提到生母，怕刺激蒋夫人，伤到父亲的心，仅在江西时代出版的《我在苏联的生活》的自序中，吐露了他的心声。“回忆三十年来，始而寄迹海上，继而留学国外，长离膝下，十有余年。”他写着，“且因邮电不通，音讯久疏，母不知儿生死，因抑郁以成疾；儿亦未能亲侍汤药，以娱慈母之心。”毛夫人是1939年冬，为日机炸死，为了思念无已，他出了这本书“用以纪念吾母，并志无涯之哀悼”。留苏期间，发表公开信，清算他父亲那一幕，用字遣词，比蒋的任何一位政敌，骂得还要无情和泼辣，但对母亲，始终亲情似海，未有半句不敬的话，与其说是至孝，毋宁说是出乎内心的同情和怜悯。是一种条件下的反射。
毛福梅算不上红颜，只能说是薄命。她是时代的牺牲者，典型的旧式女子，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和大多数她同一时代的女人一样，出生在闭塞的中国农村，假使和其他的女人一样，遵从父母的意旨，嫁个门当户对的庄稼汉，生儿育女，做个“三从四德”的好妻子，就能太太平平地过一生。不过，命运往往捉弄人，她的少女的幻梦，经不起时代的呼啸，给冲破了。前人的经验，“悔教夫婿觅封侯”，现在竟变成她自己的遭遇。夫婿非但郎心似铁，个性更粗鲁，动辄拳打脚踢，曾经有次，从二楼把她摔到楼下，对太太好比对士兵的办法。这些惨痛的往事，在犹是孩子的经国心里，他会做什么想法呢？
1922年的3月，经国第一次离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这几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3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他过去念书的记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21］的陈氏夫人。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