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蒋并未因此罢休，在党国大员劝退无效后，亲自出马，单独召见李来劝退了。李坚持不肯已经“粉墨登场”之后打退堂鼓，而蒋亦坚持要李自动放弃，各不相让，有如口角。（见《李宗仁回忆录》第579页）
能够当面和蒋介石顶嘴的，在当时的国民党里，李宗仁可能是绝无仅有，自然是“新闻”，不胫而走，使李反而得到更多的同情。据参与机密的“天子门生”刘诚之告诉李宗仁，蒋曾“召集一个极机密的心腹股肱会议。出席的全是黄埔系和CC系的重要干部。在会中，蒋先生竟声称，我李某参加竞选副总统直如一把匕首插在他心中，各位如真能效忠领袖，就应该将领袖心中这把刀子拔去云云”。（同书，第580页）真是愈来愈严重，蒋氏狭窄的心胸使他钻牛角尖亦愈钻愈深。
在蒋介石劝退不了李宗仁后，决心推出原无意出马的孙科来做“黑马”。这着棋的意图甚是明显：孙科既是孙中山的儿子，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是广东人，可分李的西南选票，认为这样再加上黄埔与CC的努力，才可击败李宗仁。蒋说成孙科参选后，大肆宣传造势，并对国大代表威迫利诱，同时也抹黑李宗仁（详阅司马既明《蒋介石国大现形记》下册，第335—341页），即外国人所谓的“反竞选”（negative campaign）。4月19日，蒋介石当选总统，翌日国大公告六名副总统候选人，更是短兵相接。4月23日首次投票选举副总统，李得票比孙多一九五张，然因未过半数，须再投票。竞争更趋激烈，孙科的助选人看到《救国日报》刊载不利他们候选人的文字，竟将报馆捣毁，暴力行为反使孙科的选情更趋劣势。翌日复选时，李仍领先，比孙多得二百一十八票，仍未越半数。蒋介石知道形势益为紧迫，决定别采非常手段，动员党政机关、特务警察加强威胁利诱。最使李难堪的是，蒋介石派人散发传单，攻击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就要“逼宫”，逼蒋出国，极尽混淆视听之能事。李在黄绍竑的指点下，采取“以退为进”的高招，作为反击，遂于4月25日以选举不公、幕后压力为由，声明退出，果然迫使程潜、孙科相继放弃竞选，造成副总统选举流产的窘局。
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副总统原是蒋介石要唱的戏，现在戏唱不下去了，只好收敛与软化，乃召见白崇禧劝李恢复竞选，且宣称“对于造谣生事，尤为震怒；对于代表投票，主席并郑重声明绝对自由”。于是第三次选举在4月28日举行，李仍领先而未过半数，竞选更趋白热化，然由于程潜票少被淘汰，程之选票转投李，使29日的第四次选举，李宗仁终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当选首届副总统，蒋介石之气愤可以想见。李宗仁从总统府扈从卫士那边听到蒋氏异常的反应，有极为生动的描述：
当第四次投票达最高潮时，蒋先生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我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蒋先生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蒋先生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先生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蒋先生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先生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先生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真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却苦了侍从人员。（《李宗仁回忆录》，第583页）
李宗仁也亲自感受到蒋介石的不快。当选后一日，李氏夫妇前往黄埔路官邸拜候，在客厅里枯坐了三十分钟，蒋氏夫妇才姗姗出来，场面尴尬。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两人穿的服装迥异，蒋穿长袍马褂，李穿军装，并不是事前没有沟通，事实上李一再请示，蒋先说穿西装大礼服，后又手谕着军常服。但到时候，在李全不知情下，蒋突以长袍马褂亮相，李以军服伫立其后，有如副官。李虽被蒋摆了一道，竟穿军装参加大典，十分醒目，但是这张历史性的照片，充分显示蒋介石的促狭以及气度之小。连司徒雷登大使都注意到，在总统就职大典上，副总统李宗仁完全受到冷落，并于1948年5月22日电告美国国务院。（原电见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 235）而直到晚年，蒋仍感悻悻然，说：“李宗仁乃是利用战局之恶化，机巧地操纵了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争取选票，侥幸得胜。他在不久之后，便为共产党所侮弄，趋向所谓谋和的活动，而背叛了中华民国。”（《蒋总统秘录》，第3078页）这段事后悻悻然的话，显然与事实不符，国大召开期间，东北战局虽然不佳，整个战局尚未恶化，国民党内尚无多少幻想和平的失意分子。平心而论，李之得胜，绝非侥幸，而是在蒋大力干扰下获胜的，更非侥幸可致。至于后来的谋和活动，更是徐蚌大败后，蒋下野前要李出面去谋和的，怎能说因谋和就“背叛了中华民国”呢？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作为“天子”的蒋介石肚量奇小。他的肚子里固然容不了共产党毛泽东，也容不了国民党李宗仁。小人物虽做了大事，终究无法维持大局面。
搞民主，尤需恢宏的气度，而蒋介石的气度与性格全与民主不搭调，所以他搞的是假民主，也就不足为异。他搞假民主有政治目的，尤其是要制造民主假象，以博取崇尚民主的美国更大支援。但是事与愿违，目的并未达到，而引发不少严重的恶果和后遗症。美国驻华大使致电国务院时，就指出，国代选举之后，蒋委员长的威信大失。（见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239）且不论召开国大花了八千零四十亿，折合当时金价，两万两有奇（见《国大外史》，第60、61页），在财政极端困难、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之际，无疑是沉重的负担。而花了大钱由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国大，非仅不能获得政治上的团结，反而激化党内的斗争，暴露党内的腐化，至于在会场上演出的诸多民主幼稚病，贻笑大方，尚属次要。选举总统原是要凸显蒋介石为全国最高领袖，然而会前会后诸多迹象显示，他并不足以言全国的领袖，共产党喊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的口号固然扫兴，连全党的领袖都成问题，充其量是CC与黄埔的绝对领袖。他被由国民党主导的国大选为大总统，虽全力以赴，不惜威迫利诱，却不能阻止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已甚泄气，而所表现出来的小家子气，更使这场“政治秀”黯然无光。蒋、李之间的裂缝，亦因伤感情的选举不再能够缝合。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都不能够同心协力，国民党大厦之将倾，已可预卜。这次耗资巨大的国民大会，岂非使已经恶化的局势更加恶化吗？蒋介石想搞假民主以获政治实利，结果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第四节文胆陈布雷之死
陈布雷于1948年10月13日突然自杀身死，乃是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极为震惊人心的消息。蒋介石为死去的左右手题了“当代完人”横匾，然而完人为什么会这样地完蛋了呢？陈布雷之死为什么会引起震撼呢？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嘟嘟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由面包而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他就干脆叫陈布雷了。他生在1890年（清朝光绪十六年），十五岁（1904）中秀才。十七岁（1906）时候在宁波府中学堂念书，因为闹学潮，自动退学。二十二岁（1911）在浙江高等学校毕业。民国成立后，曾加入同盟会，从事教育与新闻工作。自1927年春在南昌初见蒋介石，加入国民党后，成为蒋氏身边极为显赫的人物。
陈布雷的显赫，不在他身居高官和党中央要职，而在他是蒋介石的侍从头子，得到蒋之信任，他从三十八岁到五十九岁，前后二十一年间，一直是蒋介石贴身的文字侍卫官，一直是首席秘书、首席幕僚长，这样一个近水楼台的地位，他的显赫，自然就不是一般的高官和浮面上的党中央要职所能概括的了。蒋君章在《布雷先生的风范》（《伤逝集》）里说：“侍从室这一制度，在编制系统上是属于军事委员会的。但是真正的性质，历史上所罕见，勉强地作一比较，清代的军机处有一点仿佛相似。”像军机大臣那样，处理最高当局的一切机要事件和棘手事件。（参阅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蒋君章“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陈布雷身为“军机处”的头头，他的显赫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了。
陈布雷除了成为“军机处”的头头外，还一直是蒋介石的文胆。蒋的作品，从早期的《告黄埔同学书》《祭告总理文》，到中期的《报国与思亲》《西安半月记》，直到后期的文告讲稿，都是陈布雷的杰作。这种“两位一体”的君臣关系，在民国史上是颇为罕见的。
在陈布雷死后两周年，国民党内部刊物《改造》第七期上，登有《布雷先生的生平》，说他“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1月13日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南京”，这种“心脏病突发”的说辞，显然是瞒天过海的。但这一瞒天过海是有所本的，所本就是1948年11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所刊载：
陈布雷氏昨日心脏病逝世
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明明是自杀，却说“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为什么这样扯谎呢？这原来也是有所本的。陈布雷死前留有遗书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怕“反动派捏造谣言”，就先自己捏造谣言，把自杀造成病死了。蒋君章在《伤逝集》里言及如何发布死讯的困惑，感觉到说谎与自欺欺人的痛苦，又经程沧波、邵力子等人极力反对为了反宣传的宣传。最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发布真相，就这样的，四天（十八日）以后的《中央日报》上，做了大转弯，承认陈布雷不是死于心脏病了：
陈天华先烈之后一人
陈布雷以死报国
治丧会搜集遗书发表
大家都知道陈天华是蹈海自杀的，然而国民党虽然总算承认陈布雷是自杀了的，但是对自杀的原因，却有不同的解释，只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这种说法太避重就轻了。事实上，陈布雷的自杀，来龙去脉却不简单，这一来龙去脉，不但国民党有所隐讳，即使陈布雷自己，也是欲说还休，看了他对自己自杀后发新闻的关切，不惜以说谎来掩饰真相，就可思过半矣！
陈布雷遗书中，最能引起来龙去脉的索隐的，是他留给蒋介石的信：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唯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唯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载《中央日报》1948年11月19日）
这封信写得哀婉无比，十足显示出一个忠心耿耿的大内高手的“其言也善”的心态。细看这封信的重点，可归纳出几个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