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轮船招商局
曾国藩走了，李鸿章留在了直隶总督任上。从此，他在这个位子上前前后后坐了二十五年，直到死在任上。
接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第一要做的就是抓当地的军权、财权。调老部下淮军大将周盛传来当提督，把油水最足的天津海关道一职给了老哥们儿周馥，另一个要紧的部门——天津机器局则交给自己的亲信沈保靖负责。
这天津机器局是旗人自己办的“买卖”。
当年李鸿章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清廷曾让他“仿造一份”机器运到天津。可李鸿章实在仿不出来，只好违了旨。朝廷里的八旗王公大臣们眼看一个汉人“拿搪儿”心里挺不痛快，就让在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自己办了个机器局。可这帮旗人养鸟、斗蛐蛐天下无敌，办企业却不在行，把天津机器局办得半死不活，生产的产品质量差、产量低，最后看着快办不下去了，干脆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又把这间厂交给了沈保靖。
沈保靖是江苏人，早年当过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学生，跟李鸿章也处得不错。后来李鸿章在上海发迹，沈保靖也来到他幕下替淮军主管军火，就此对洋枪洋炮入了门。后来办江南制造局的时候沈保靖也跟着帮忙，既懂技术又精采购。现在李鸿章把天津机器局交给他办，很快就有了起色，在增购机器、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又先后建立了铸铁厂、熟铁厂、锯木厂，新建规模较大的碾药厂，最后抓住新式火药这个拳头产品发展起来，以生产后膛步枪和各种弹药为主，又发展到制造水雷、火炮、机床、船舶、电线、电机、镪水，甚至拥有了水力轧钢机、起重机和从德国引进的全套炼钢、锻造设备，规模越来越大，成为北方最大的军工基地，与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成就了鼎足之势。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李鸿章把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叫到天津。
自清朝定都北京后，北方的粮食不够皇室贵族、大小官吏吃用，所以每年从各省调运大批粮食进京，称为漕运。以前这些粮食多走运河，后来河道梗阻，只好改由平底阔身的“沙船”走海路运输。这么一来，经营沙船的商家就发了大财。朱其昂家祖辈一直经营沙船，既承办当地的货运，又为清廷承接漕运，成了上海的大财主，可惜到了晚清，这注大财全让洋人给夺走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人靠着《天津条约》取得了长江的船运权，美国旗昌洋行的旗昌轮船公司、英国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太古洋行的中国航业公司以及省港澳轮船公司、公正轮船公司、北清轮船公司纷纷挤进中国，短短时间内就把中国自己的沙船运营业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垄断了长江航运，把中国人的银子全赚跑了。
按理说上海、长江是归两江总督管的，李鸿章这个直隶总督瞎操什么心？
确实，这件事两江总督曾国藩一直在管。
曾国藩这个人在“见识”二字上实在出奇。见事、着眼、规划样样超尘拔俗，已经想到在长江航运方面用“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的办法建立轮船公司和洋人竞争。可惜就在此时曾国藩一病不起，随即去世。眼看长江航运的事从此无人过问，李鸿章只好把这事接过来了。
李鸿章接办此事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年年初，内阁学士宋晋上奏，认为江南制造总局造船花费太大，所造轮船的质量又太差，白花大笔银子很不值得，不如干脆停造。
这是句大实话，同时又是个糊涂主意。
中国人刚开始造船，生产出来的东西当然要差一些，造价自然高一些，可是自己不学着造船，岂不是和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就算造得东西质量差、花钱多，也不能停工。为这事李鸿章跟宋晋大吵了一架。这时他已经升了大学士，权柄更重，宋晋还真吵不过他。
但江南制造总局造船越造越亏，这是事实。要想让中国船厂造的船不亏钱，就不能只造兵船，而应该多造商船，支持中国商人，这样不但能争回航运之利，又可以维持船厂的日常运作，一举两得。
可经营航运就是做生意。在中国，几千年来重农轻商，官府对商人的品行评价很低，把航运这样的大生意全交给商人官府不放心，官府自身又完全不懂做生意，也拿不出这笔本钱。权衡之后，李鸿章决定还是照着曾国藩的路子走，商人承揽，官府稽查，官督商办。
于是李鸿章找来了在上海经营沙船生意的大财东朱其昂，把筹办“轮船招商局”的意思对他说了，朱其昂刚开始兴高采烈，紧接着就发起愁来，要成立轮船招商局，到哪儿去弄船呢？
李鸿章搞轮船招商局，一半是为和洋人竞争；另一半是要给江南制造总局解围，所以招商局办起来之后，当然要装备江南制造局生产的火轮船。
那些都是炮船，改为商船能合用吗？官督商办，将来股份怎么算？洋人的旗昌、怡和、太古三家洋行财雄势大，咱们的招商局刚办起来，能争得过人家吗？
对这三个疑问，李鸿章一一作答。
——炮船改商船，应该能凑合。
——轮船招商局实行股份制，把制造局所造轮船折价合为股份，一百两银子一股，由商人自己认购。
——至于和洋人竞争，大可放心，有官府在后面撑腰，一定争得过。
听了李鸿章的回答，朱其昂反而更害怕了，因为“官府”二字才是朱其昂最担心的事。
在大清国，官这个东西太厉害了，上下勾连，官官相护，盘剥商人的手段花样层出不穷，有借口就占便宜，没借口还可以硬抢。所谓“官字两个口，大帽压死牛”，所以自古商人最怕和官府打交道。在这一点上朱其昂不得不谨慎再三。
这个问题李鸿章事先也想到了。
办这些事洋人比中国人有办法，条款章程规定得严丝合缝。所以这次轮船招商局也学洋人的样子定个细则，上奏朝廷请下圣旨来，以后不管是官是商一律按章程办事。
这句话倒叫朱其昂心动，回上海找人商议去了。
很快，朱其昂给李鸿章来信，告诉他：事儿不好办。
买船的事，上海道台沈秉成、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冯焌光以“厂里没有商船可领”为借口拖着不办，管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的道员吴大廷又给两江总署何璟写信，认为兴办轮船招商局不合适，叫何璟来劝李鸿章。
于是李鸿章给何璟回了封信，在信里恶声恶气地把沈秉成、冯焌光、吴大廷全都臭骂一顿，吓得这三个人再也不敢找轮船招商局的麻烦了。
这一年何璟丁忧离职，李鸿章帐下的大将张树声接任了两江总督。对办轮船招商局一事张树声也有些犹豫，来信劝李鸿章，说朱其昂世代为商，不一定老实可靠。
对自己的老部下李鸿章就更不客气，先把兴办轮船招商局的意义讲了一遍，告诉张树声，中国要想搞洋务，就不能只有官办没有商办，最终必须商办超过官办，才能真正让国家经济活起来，所以今天的官督商办是必由之路，一定要搞。最后瞪着眼教训张树声：“咱们在一起二十年了，你什么时候见我办事是没有把握胡来的？又什么时候见我下了决心以后会被别人的几句议论挡住的？”
李鸿章是什么脾气张树声当然清楚，几句硬话，把这位新任两江总督唬得不吭气儿了。
另一边，朱其昂按李鸿章所说拟就了《轮船招商条规》二十八条，把股权、红利、运营规则、经管细则一一写明。李鸿章看后认为可行，马上呈报总理衙门一一照准，任命朱其昂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于是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开始招商。
这一招商，又出麻烦了。
以朱其昂在商界的人脉、路子，多方奔走，结果只从沙船商人胡熙绳手里“招”到一万两银子，其他几个商人口头认股十多万两，可是迟迟不肯掏出现银——没办法，那个年代，商人打心眼儿里怕官，因为“官”这个东西实在太不讲理。
招不到商，轮船公司就开不了业，越开不了业就越招不到商，这么下去轮船招商局很快就黄了。李鸿章只得从自己的直隶练饷局拿出官款制钱二十万串，折合白银十三万五千两，借给招商局做运营经费，这才好歹把个轮船招商局办了起来。想不到刚开始运营，又是问题不断。
朱其昂这个人倒不像张树声所怀疑的那么奸诈，相反，太老实！虽然他家祖辈经营沙船，对轮船却一窍不通，从买船到运营处处不顺利，才半年工夫就让招商局亏损了四万两千两银子。眼看再也干不下去，只好辞掉了招商局总办的职务。没办法，李鸿章又去另找能人，这一回他找来了盛宣怀。
盛宣怀是江苏常州人，父亲盛康当过盐运使、布政使，屡承肥缺，家里有钱。这个盛宣怀秀才出身，考不上举人，只好花钱捐了个小官。因为盛宣怀的父亲和李鸿章认识，就把他推荐到淮军给李鸿章当文案，后来又主管粮台，可以说盛宣怀一生的功业富贵全赖李鸿章所赐，所以对李鸿章忠心耿耿。
盛宣怀这个人读书不行，脑子却格外灵活，天生是个做生意的料子。李鸿章也知道他是个灵巧人，这次朱其昂玩不转了，就把盛宣怀叫了过来。盛宣怀一来，随身又带了个人来，就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
唐廷枢是广东香山人，自小在香港马礼逊教会学堂上学，跟容闳是同学。后来又转到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精通英文，对洋人的事非常了解。也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开过当铺，在海关当过职员，最后在英国人的怡和洋行当起了买办，不但替怡和洋行赚了数不清的银子，他自己也借这机会大发特发，成了上海有名的财主。
想不到有一天这个大买办、大财主忽然对洋人恨之入骨，发誓要建立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和洋人的买卖竞争。
原来早在做买办的时候唐廷枢就看够了洋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之后有一次，他坐轮船从上海回香港，走到半路遇上台风，停船避风。在这期间，洋人船主每天只给船上的每个中国人一磅淡水，解渴、洗漱全靠这点儿水维持，可船上运的一百多只羊，羊群里却放着满桶的清水任其饮用。
眼看中国人在洋人眼里连畜生都不如，唐廷枢大受刺激。回到香港后就出钱租了两艘船，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跑起了航运。
两艘船的生意能有多大？可唐廷枢的做法却让所有人知道了他的心思。所以这次盛宣怀把他推荐给了李鸿章，希望此人能接替朱其昂担任轮船招商局的总办。
虽然明知招商局在亏损，可兴办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跟洋人竞争是唐廷枢毕生的心愿，就算把自己的身家全赔光了他也愿意。他和盛宣怀一拍即合，立刻来见李鸿章。
其实这时的唐廷枢还没辞掉怡和洋行买办的差事，可李鸿章有个特点，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是盛宣怀引荐的，他也就把唐廷枢当成自己人，直话直说，承认自己在做生意方面一窍不通，跟洋人在生意场上竞争更是头一回，想听听唐廷枢的主意。
这个唐廷枢早就想好了。
洋人性格蛮狠，在生意场上最是残酷无情。他们要挤垮招商局大概有三个办法：一是共同降低运费票价，联合倾挤；二是用他们手里的银子套购招商局的股份，以图控制招商局；三是散布流言，恫吓商人，使他们不敢入股，让招商局的资金周转不灵，自行倒闭。
现在李鸿章让直隶练饷局借了一笔官款给招商局，资金周转不灵的危机已经暂时应付过去了，以后只要招商局赚了钱，商人们自然会来入股。为了防止洋人收买招商局股份，唐廷枢想把招商局的局规章程改一改：凡购买招商局股份的人，都要写明本人姓名、籍贯登记在册，如果出让股份，必须到招商局注册，不准私下出让给洋人。另外再立条规矩：招商局所有总办、会办、董事的姓名、籍贯也要登记在册，由官方直接存管，如果要更换总办、会办，也必须经官方同意才能实行。至于洋商联合挤对，这一招是躲不开的。洋人财雄势大，斗也斗不过他们，只有请李中堂帮忙找一些稳定的生意，让招商局在创办的头几年能避开竞争赚到第一笔钱。
说实话，唐廷枢请官府帮轮船招商局找生意，这是不合适的。一来招商局就此成了一家垄断企业，失去了一部分活力和竞争意识；二来今天请官家帮忙，日后恐怕会一直依赖下去，要是把招商局搞得官不官、商不商，混成一团，很多事儿就不好办了。
可眼下招商局的实力和洋行差得太远，不用这样的招数又不行，还是凑合着先干起来再说吧。
经过一番考虑，李鸿章答应唐廷枢，以后江浙两省进京的漕米，四成拨给招商局专运。凡是沿江、沿海所有州县转运官方物资也一律交给招商局运送。
有了这两笔大生意，轮船招商局就活了。
随后，唐廷枢正式辞去怡和洋行买办一职，进入轮船招商局担任总办。经过一番苦苦拼斗，轮船招商局终于站稳了脚跟。
2.开平矿务局
作为第一个官督商办的企业，轮船招商局好歹站住了脚，李鸿章马上布置第二步，仍用官督商办的方法开挖煤矿、铁矿。
煤和铁，这两个东西太重要了，没有它们就没有洋务、没有现代化。可在此之前中国所需的煤、铁多要从外洋购买。随着舰船枪炮越造越多，煤、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而中国本身有的是煤矿、铁矿，只等着人来挖掘。
有了办轮船招商局的经验，李鸿章在运作方面心里有了数，先把唐廷枢从招商局调过来，让他和天津道丁寿昌、天津海关道黎兆棠一起商量在直隶省内开采矿藏。
很快，在直隶滦州的开平镇找到了煤矿和铁矿，把矿石送到英国化验，证明开平所产煤、铁品质优良。于是李鸿章把唐廷枢请到天津，商量筹建开平矿务局，仍用官督商办的方法开采矿藏。
对官督商办，唐廷枢已经驾轻就熟，到天津之前就通盘考虑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