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法国人铁了心要扩大战争,此时只有比对方更加强硬,才可能使事件发生转机。现在既然已经站起来,就没必要再坐下去了。
“我已接到谕旨,明天就回天津,贵使如果要谈,就跟我一起北上,趁便还能到北京和总理衙门的王公重臣们商量,或者到天津来和我再谈。如果不愿意,那么我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已经奉旨专办此事,就请法国外交部和曾纪泽去谈吧。”
李鸿章说完扭头要走,脱利古一下子傻了眼,这才发现自己的霸道反而把事情搞坏了。可事已至此他也转不过弯子来,只好硬着头皮说:“我也接到本国来电,必须在上海和中堂谈妥此事,如果中堂北上,我按照本国的命令,是不能到天津去的,将来两国各按自己的意思行事好了。”说完,见李鸿章并没回到谈判桌上,还是一副马上要走的样子,只好又找补了一句,“我们两国之间既然愿意好好商量,如果中堂忽然北上,不能了结此事,实在可惜。而且我国已经派我来中国专办越南事务,如果中国派曾纪泽和我国外交部商办,这是不合外交惯例的。”
李鸿章一言不发,仍然一副要走的架势。脱利古无奈,只好最后撂下一句狠话:“总之,我国向越南增兵已有一万五千人,如果尽早议定条约,我还可以电告他们不再增兵,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李鸿章转过头来,眯起眼睛盯着脱利古,半晌,冷笑道:“很好。”转身走了。脱利古又从后面追出来,见李鸿章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只好在背后叫道:“现在条约所拟各节,中堂既然说要请示国家,不能立刻决定,我也要等贵国复电后,才能给法国外交部发电……”
不等他说完,李鸿章已经走远了。
3.孤独的老头子
第二天一早,李鸿章果然坐船回天津去了,把张狂跋扈的脱利古扔在了上海。
海风中,这个枯瘦的老人呆坐在甲板上,面色如土,精神不振。
在谈判中,他虽然最终保持了强硬,可大清国的国力、军力,并不是靠这位老人一时的强硬态度就能改变的。虽然他成功挫败了脱利古的气焰,可毕竟,一场难以取胜的战争正在向着中国迎头压来。
黑旗军在纸桥大捷,杀了李维业,可塞翁得马,焉知非祸。
黑旗军这次击败的其实只是一支几百人的小部队,而李维业之死必然给法国人以口实,从本土添兵添舰发动猛攻。面对精锐的侵略军,在越南的部队恐怕没有一支能够抵挡,凡法国人能到之处都可能陷落。而且一旦战事扩大,法军的战舰必然北犯天津、大沽,南进广东、福建,先是围攻台湾,继而四处游动,避实击虚,分我兵力,动摇人心,使大清国顾此失彼,兵连祸结,防不胜防。眼下除了天津、北塘几处防卫还过得去,其他像牛庄、烟台以及北方沿海各处,实在不可能处处设防,而南方的江浙、闽、粤诸省更是漏洞百出,法国兵舰想打哪里就打哪里。清军的几支水师全都是船小炮弱,“北洋”的超勇、扬威两舰只有一千三百五十吨,蚊子船才四百四十吨,福建水师战斗力更弱,全是马尾船厂自己造的木壳舰,设计陈旧,船小炮少,最要命的是连一个打过海战的指挥官都没有。和法国人身经百战的精锐海军相比,“北洋”、“南洋”全都不堪一击。陆战,中国人多兵多,如果器械精良,粮饷充足,依托本土,还真能和法国人较量一番。可问题是敌人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清军一时获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海上有台湾,越南那边是广西,都很危险,都输不得。一旦大片国土沦陷,很可能被法国人长期割占,甚至划为殖民地。
现在和法国交战,就像拿国运在赌。要是败了,不但要给法国人割地赔款,列强也会趁机扑向中国,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李鸿章不愿打仗,因为这一仗下的赌注太大了。问题是,战场的主动权不在大清国手里,外交的主动权也不在中方,现在人家分明就是来挑战的,不接着,也不行。
海风里,一位枯瘦老者孤零零地坐着,被冷风吹得两腿麻木,浑身冰冷,却没有一个人肯过来扶他一把。
形势果然像李鸿章估计的那样,在纸桥一战中法军吃了大亏,李维业上校被黑旗军击毙,这反而给了法国人侵略的口实。就在李鸿章和脱利古上海谈判无果之后,法国拒绝了美、英、俄各国的调停,开始向越南境内大举增兵,意图挑起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彻底吞并越南,然后向中国本土发动攻势。
光绪九年(1883)六月,越南国王逝去,因为没有儿子,只好把王位传给侄子,嗣王阮福升继位后,面对法国军队的威逼,仍然想尽办法派使臣来中国向清廷告哀,并请求得到清廷的册封,以使越南仍然保持中国藩属的地位,得到清军的保护。
接到这份请求,李鸿章急忙上奏朝廷立刻从海路派人去越南,册封越南国王,以保持中越两国之间传统的从属关系,借此保证中国在越南驻军的合法性,继续与法军对抗。
七月十二日,法军攻陷越南都城顺化,以武力逼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强行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之后法国人再次调动兵力向河内方向发动试探性攻击,却又一次被黑旗军击败。
眼看在从本土和其他殖民地调集的兵员大举进入越南之前,想在越南北方挫败清军和黑旗军几乎不可能,法国方面又使出了缓兵之计,再次命令驻日本公使脱利古到天津,和李鸿章继续谈判。
一方面,法国人用武力胁迫越南签订条约,强行成为越南的“保护国”;另一方面,中国也抓住机会再一次对越南国王进行册封,仍然保住了作为越南宗主国的地位。与此同时,在河内一线,清军、黑旗军和法军连番交战,各有胜负,形成了胶着的局面。越南的形势就像一根绷紧的琴弦,被两股强大的力量拉得吱吱作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不可能再退让一步了。既然中国军队目前控制着越南的北圻地区,那么就应该把脚下占领着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山头都用来作为对抗法军的堡垒。
与脱利古的谈判最终没有结果,战争的阴影已经越来越近。随着法军不断向越南增兵,战局的天平开始缓缓向法国一方倾斜。李鸿章再次同在德国的李凤苞联系,询问是否可以雇请洋人把在德国船厂的三艘铁甲舰送回国来,李凤苞回电说:现在中法开战在即,法国人已经封锁了大海,德国方面也不愿意为了这几艘舰和法国发生冲突,所以眼下雇不到人手了。
十月,得到强援的法军开始向驻守北圻的清军和黑旗军发起进攻,一场真正的恶战就此展开。
十月三十日,越南发生了政变,新立不久的国王阮福升被主战派毒死,改立阮福昊为建福王,否认以前与法国方面签订的《顺化条约》,于是法军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
十一月十七日,法军再次集中兵力进攻越南山西,在精锐的法军和强大的火力面前,驻守此地的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损失惨重,被迫退往兴化。
越南战局的恶化,其实早在李鸿章的意料之中。
然而它却绝不在朝廷中那些清流言官们的意料中。眼看在越南吃了败仗,这些人立刻愤怒起来,纷纷上奏章弹劾李鸿章,就好像前线吃了败仗,全是因为这个老头子一味向洋人“求和”所致。
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谕,清流“牛角”张佩纶到了天津。
在这以前张佩纶曾和李鸿章亲如子侄,可是自从上次和张树声闹了一场误会,搞得别别扭扭,再加上张佩纶对李鸿章处理越南事件的方式不能理解,对这个窝囊的老头儿更是心存轻视,故意疏远,两人已经好久没联系了。
此次见面,李鸿章对这个才华横溢、刚直勇敢的晚辈仍然亲爱如昔,笑脸相迎,执手而坐,可张佩纶对李鸿章却已热情不起来了。两人寒暄几句,张佩纶就切入了正题:“中堂,最近朝廷里对你有些非议,听说了吗?”
李鸿章也看出张佩纶气色不对,心里不禁有些疑惑:“我在天津,朝廷里的事不清楚。”
“有人上奏参你了,说李鸿章是朝廷最倚重的大臣,军事、外交尽在一人之手,凡他所求,朝廷无不允准,想不到李某人仅用一个‘和’字来回报朝廷。如果李某人真的忠于国家,这二十多年整军经武,应该卧薪尝胆,誓灭番夷,想不到却替洋人长脸,反过来恫吓朝廷,以掩盖他自己贪生怕死、牟利营私之计,真不知道是个什么心肝!”
李鸿章又惊又气,可是张佩纶已经声明这是“别人”骂他的话,也不好翻脸,只淡淡地问了一句:“还有吗?”
“还有,有人说你今天买船,明天买炮,这里建炮台,那里筑壁垒,忙活半天,花费国家百万金钱,可每到洋人挑衅,你却只有一个‘和’字应付,要是这样,花那些冤枉钱干什么?不如拿出少少的钱来养活几个马屁精,到时候送过去,专门拍洋人的马屁,又省钱,事儿又办得漂亮。”
几句话说得李鸿章脸色铁青。张佩纶冷眼看着,也不说话。
闷了半天,李鸿章从肺腑之间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忽然鼻子发酸,竟似要落下泪来,赶紧抬手按住前额,好歹遮了过去。低声问:“幼樵,朝廷命你来问何事?”
“皇上让我问你,越南的事如何应付。”
“越南那边又打了败仗……”
张佩纶冷笑道:“是啊,中堂又要议和了。”
李鸿章缓缓地摇了摇头:“幼樵,中外交涉,每办一件事都关系全局。咱们是个弱国,所以在谋划之初绝不能轻易言战,可是挫败之后,却又不能轻易求和。这次黑旗军在越南的山西一带吃了败仗,没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还不懂这个吗?山西一失,法军必攻北宁,依我估计,北宁也未必守得住。可是既然开仗,就不要在意一城一地,要作好长期交战的准备。切不可被敌人的气势吓住,如果命令前线部队仓促撤退,法国人会看出我们胆怯,更加要挟,其他列强也会趁机来找咱们的麻烦。越南的事还没完,黑旗军还在,法国人也心存顾忌,时间长了,他们锋锐渐钝,粮饷不足,就会再回过头来跟咱们议和,那时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