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不遂人意莫争
有一天，老师曾国藩把李鸿章找来，跟他说了一个事儿：湘军自组建以来始终没有骑兵部队，在战场上经常吃亏，为了能和太平军的骑兵抗衡，湘军也要组建马队。可是湖南人步战尚可，会骑马的却不多。听说安徽亳州一带有骑术好的乡勇，曾国藩准备向朝廷请一道旨，从察哈尔调三千匹战马组建骑营，以后这支部队就由李鸿章来带。
这番话说得十分突兀，李鸿章全身一震，只觉得一股热血直涌上脸，一颗心怦怦直跳。
眼下湘军虽然兵多将广，可军中尚无成建制的骑兵，想不到曾国藩竟把这个重要的职位给了他。要在早先，李鸿章一定会雀跃而起，立刻受命，可如今在曾国藩的帐下这么久，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已经稳重多了，所以很快就冷静下来。再一想，又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湘军部将多是湖南人，排外风气很浓。现在自己接了这个差事，恐怕要遭别人嫉妒，弄不好官没当成，倒让人家架空、赶走，反而在曾国藩身边也难立足了。
思来想去，李鸿章觉得此事表面看着不错，其实相当棘手，如果贸然答应，弄不好将来收不了场。所以没有立刻答应，只说要回去想想。
天下大事分两种，一种需要眼疾手快，当机立断；另一种则要深谋远虑，谋定而动。眼前这事儿就是后一种。要是五年前的李鸿章，恐怕会立刻就答应，可现在的他，已经懂得谋定而后动了。
见李鸿章几经磨砺，终于越来越稳重可用，曾国藩暗暗点头。
这一晚，李鸿章回到住处关起门来想了一夜，把各处关节要害一一理顺，这才把事儿应了下来。于是曾国藩上奏朝廷，请求调拨军马组建骑兵。谁想奏章上去之后一连两个多月没有消息。曾国藩又写信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寄上李鸿章的出身履历并提出由其操练马队一事。胡林翼也是湖南人，和曾国藩的关系如同鱼水，很快答应为其上奏朝廷。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回音。
不久，太平军进攻安徽，局势动荡，组建骑兵的事也就拖了个不了了之。
眼看说定了的差事到底丢了，李鸿章有些怏怏不乐。可他此时已不是当年那个骄狂恃才的年轻人，暗想自己追随曾国藩不过一年光景就能得此重用，而且湘军正处于上升期，以后自己的机遇也必将越来越多，所以没把心里的一丝不快挂到脸上。
果然，追随在曾国藩身边，各种机遇就纷至沓来。
咸丰九年（1859）五月，湘军名将张运兰向江西景德镇的太平军杨辅清部发动进攻，曾国藩决定让自己的九弟曾国荃率兵六千驰援张运兰，并让李鸿章给曾国荃当副手。
江西这一仗没费多少力气就打胜了，而李鸿章的表现越来越让曾国藩觉得满意。自江西回来后，曾国藩对李鸿章越发器重，凡遇机要重事都让他参与商讨，又把一些文书告示交给他处理，再往后，渐渐把给朝廷的奏折也交给李鸿章来拟了。
这时，升官的机会又悄然而至。
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下旨，授李鸿章福建候补道台，遇缺即补。这个职位离实授官只差一步，但要接受，就得离开曾国藩到福建去。
此时的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虽然没做什么官，却着实受到器重，走了可惜，可不走官就做不成。思来想去难以定夺。犹豫了几天，忽然想起曾国藩常说的“做人只凭一个诚字”，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希望老师给个主意。
果然，曾国藩给李鸿章讲了一番道理。
大易之道，重时与位。这“时、位”二字，冥冥中皆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主持，要以你个人的力量去争，是很难争到的。眼下就算到了福建怕也一时无缺可补，就算补了缺，也不过就是个道台，人地两生，以后不好发展。曾国藩看李鸿章宏才高远，日后必是个经世济民之才，能成大器。可办大事的人一定要就时论势，时正势顺，就容易成功；时违势孤，就会一事无成。真正的聪明人不是头脑灵活、嘴快手快，而是能顺应大势，为己所用。曾国藩认为李鸿章在江南机遇更多，福建这个缺不补也罢。
听了曾国藩的一席话，李鸿章暗暗点头，不但从此绝了去福建的念头，仍然一心追随在曾国藩身边，而且，他把这段话在心里记了一辈子，琢磨了一辈子。
后来李鸿章成了大人物，做起了大事业。而他也确实做到了“就时论事”，所以虽然好多事儿没办成，可办成的那些大事加起来，足够顶别人几辈子的了。
谁也没想到，曾国藩所说的“机会”竟来得如此之快。
这年七月，朝廷下旨令曾国藩筹建淮扬水师，曾国藩立刻上奏保举李鸿章担任两淮盐运使，并筹办水师。
单凭两淮盐运使的“盐”字，就可看出这差事是一个大大的肥缺，后面还要筹办水师，既有军权又有油水，远比福建的一个候补道台强多了。而且这次是朝廷委派曾国藩编练水师，曾国藩顺势保举官员，按理朝廷应该照准，所以此事十拿九稳。李鸿章脸上也笑开了花，只等着朝廷圣旨一到就上任了。
想不到，这件事到底还是没成。
两淮盐运使这个缺儿太肥，盯着它的人也着实不少。曾国藩虽然手握兵权，可毕竟根基浅薄，跟朝中那些大佬抢肉吃，他的实力还嫌不足。
曾国藩的实力都不够，那李鸿章就更甭提了。
一年之中挫折不断，李鸿章不禁有些意志消沉了。他这样的人最大的缺点就是摔不得跟头，现在接二连三的不顺遂，旁人虽没说什么，可李鸿章自己却不觉有些灰溜溜的。
这时候，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叫做《挺经》，全文共十八段，分别是：一、内圣；二、砺志；三、家范；四、明强；五、坚忍；六、刚柔；七、英才；八、廉矩；九、勤敬；十、诡道；十一、久战；十二、廪实；十三、峻法；十四、外王；十五、忠疑；十六、荷道；十七、藏锋；十八、盈虚。
全文最后一句就是：“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这本小书，被李鸿章称为“精通造化、守身用世之宝诀”，精研了一生，也受用了一辈子。
2.装英雄和装糊涂
咸丰十年（1860）三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第二次大破清军的江南大营。
这个江南大营大清朝廷已经搞过一次。那回是钦差大臣向荣指挥大军在天京（金陵）城外的孝陵卫扎下大营，结果被太平军打了个稀里哗啦，向荣这个老小子也给气死了。
可是对眼下的满洲八旗来说，兵是窝囊废，将是废窝囊，什么新鲜招儿也想不出来，只好硬着头皮在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又命钦差大臣和春在天京城东的沧波、高桥两门之间掘壕筑墙一百三十多里，建起大、小营盘一百三十多座，再搞一回“江南大营”。结果又被太平军扫荡一尽。这位正黄旗出身的废物点心和春一路逃到无锡，觉得没脸混了，干脆自杀了事。
除了江南大营，大清朝廷还顺手建立了个江北大营。
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四月攻占扬州。大清朝廷急派钦差大臣琦善赶到城外建立大营。第二年琦善病死在扬州，清廷又派托明阿继任为钦差大臣。咸丰六年（1856）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将领秦日纲一锅端了，托明阿被革职。大清朝廷又派正黄旗出身的德兴阿担任钦差，再集重兵攻打扬州，重新建立江北大营。
可这两个“小阿”虽不是一个娘生的，却全是一路货。两年后，陈玉成、李秀成第二次击破江北大营，十月打破扬州，德兴阿也被革了职。
江南、江北两座大营走马灯似的来回折腾，最终都完了蛋，清廷再找不出一个能打仗的满臣了。紧接着，太平军又一鼓作气连克常州、无锡、苏州等地，声威大振，大清朝廷彻底乱了阵脚。
满洲八旗权贵彻底玩儿不转了，大清朝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长江两岸诸军。从此，八旗垄断军权的状况开始被逐步打破。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成了全国公认的“主角儿”。
可谁也想不到，就在前线清军新遭挫败还没有缓过劲来的时候，第二次鸦片战争忽然急剧升级！
有人说，清朝的两百多年相当于一次大倒退，中国的文化科技等方方面面全都停滞不前，在吓人的“文字狱”面前，读书人和老百姓的思想遭到空前的束缚，创造力变得异常低下。而朝廷自乾隆以后也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混到清末，全是一群糊涂蛋当家，连个说得过去的现代外交思想都没有确立，还把和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天朝上国”对“番邦小国”的恩典，一动气就喊打喊杀，乱哄哄动起手来，打败了又急着割地赔款。更绝的是，大清朝廷什么都不行，偏偏心理学方面独有建树，学会了一套“自我催眠”的绝招儿，瞪着俩大眼珠子硬把一次次的割地赔款说成是对列强的“赏赐”！
早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了个一塌糊涂，之后过了二十年，这些大清亲贵重臣的脑袋不知是怎么长的，硬是一点儿新东西也没学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于是朝廷和洋人的关系就在争吵、交战、求和、赔款，再争吵、再交战、再求和、再赔款……一轮轮恶性循环中往复着，越打，敌人越多；越打，国家越弱。
早在咸丰四年（1854），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吉利（英国）就提出要对道光二十二年（1842）签订的《南京条约》进行修改，企图扩大在中国的特权。之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两支殖民军英军和法军联合起来在中国沿海到处挑衅，制造事端。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攻陷广州，继而率领舰队北上天津，攻陷大沽口炮台，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联军签订了《天津条约》。
眼看大清国钱多，一捏一泡儿油，列强一个个胃口大开。英、法、美三国公使一起来到大沽口外，清廷要求公使从北塘登陆，并由清军保护到北京换约，但遭到拒绝，双方在大沽口炮台再次开战。此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已经奉命赶来加强防务，修复了大沽口炮台。 英、法联军十二艘军舰猛攻炮台，却被清军成功拦截，打沉敌舰四艘，从陆上进攻的敌军也被清军击退，激战一整夜后，联军舰队撤往杭州湾。
然而在双方实力相差异常悬殊的情况下，这样的一场局部胜利只能招来强敌更凶猛的反扑。
咸丰九年（1859），继上一年大沽口炮台交战失利后，英、法联军的援兵大举袭来，大沽、天津相继失守，英、法联军直扑北京。
这一下局面突变，天下震动，清军各部人心惶惶，战场局势更加紧张。
到这时候咸丰皇帝才明白，满蒙八旗已经成了纸糊的门神、泥捏的太岁。赶紧下旨调湘军悍将鲍超率所部军马北上勤王。
这一来曾国藩作了难。
此时他正在前线作战，急需要使用鲍超的兵马。再说了，曾国藩也不愿意把鲍超这支湘军中最凶悍的部队交出来，怕这支部队一进北京就再也回不到自己的手里。可此时曾国藩刚升了两江总督，立刻就给朝廷来个见死不救也确实损了点儿。思前想后拿不定主意，就把众将和谋士们聚在一起征求意见。
在封建时代，以当时的情形，遇上便宜事，当官的立马就拍板，只有碰上麻烦才跟手下商量。所以这些“商量”大多是希望手底下的人反对，搭个桥让大老爷过。却想不到曾大帅帐下这帮人多是起于民间，如今曾国藩授了两江总督，这些人也一个个得了功名顶戴，听说皇帝调兵勤王，更知道这一仗要是打得好，升官发财就在眼前，哪有不愿意去的。幕僚们的心眼儿则比较多，眼看圣旨已到，自己站出来说“别让鲍超走”，怕落个抗旨的罪过，所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应该出兵。
眼看这一大群将士谋臣人人振奋，个个争先，人堆里只有李鸿章一人低头不语，曾国藩略一沉吟已知其意，先命众人散去，只把李鸿章一个人留下，向他问计。
对这件事李鸿章早就看得透透的了。
进京勤王，单是这四个字，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敢不尽心尽力。可眼下洋人已经攻下了天津，打到北京的门口，湘军却还远在江苏，就算军马昼夜兼程，到京城也已经不赶趟儿了。
当然，相对于“舍不得把鲍超的队伍交出来”，“不赶趟儿”这一条只是个小原因，但李鸿章又不是傻子，有这个小原因挡着就够了，那个“大原因”反正老曾和小李都心照不宣，心照不宣的事，就不必再提一遍了。
至于北京那边的局势，说危险也危险，可还不至于酿成大祸。因为洋人虽然火器犀利，毕竟远道而来兵力有限，无力深入内地太远。依朝廷里那班贵人屡次的处置办法，浊气一涌立刻开战，让人家打得直不起腰来了又马上割地赔款，这次无非还是这套办法。可现在太平军打破了江南大营，南方局势危如累卵，全靠着湘军支撑局面，如果贸然北调，只怕勤王不成，江南反而有失。
嗯，这算是不能勤王的另一个原因。
其实，这些曾国藩早想到了，可关键是怎么才能既不出兵，又不惹朝廷生气。
既不给人家帮忙，又不能惹人家生气，这可真是个学问。可李鸿章已经想出辙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