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夫子主讲白鹿洞
◎教者必以正。——《孟子》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云谷老人、沧洲病叟、逆翁。朱熹是南宋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人，汉族。他19岁进士及第，曾任荆湖南路安抚使，仕至宝文阁待制。为政期间，他申敕令，惩奸吏，治绩显赫。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世称朱子，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南唐升元四年（940年），南唐政权在李渤隐居的地方建立学馆，称“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这是一所与金陵（今南京）国子监相类似的高等学府。北宋初年，江州的乡贤明起等在白鹿洞办起了书院，“白鹿洞书院”之名从此始，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在中国思想史上，朱熹无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蔡元培曾以之上比孔子，说“宋之有晦庵（朱熹号晦庵），犹周之有孔子”，日本三浦藤作说他“极以欧洲近世代表的哲学者康德”。的确，朱熹治学勤奋、精谨，学识广博，著述宏富，创见颇多，是一位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的成就得益于他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他的学生张洪、齐熙非常注意总结朱熹的读书方法，把朱熹论读书方法的话摘编成《朱子读书法》一书，后被程端礼辑入《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而广为流传，产生了很大影响。
《朱子读书法》将朱熹关于读书方法的论述概括、归纳为六条，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居敬持志。所谓“居敬”，就是精神专一，注意力高度集中。朱熹说：“读书者当将此身葬在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必以晓彻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凭一心在书上，方谓之善读书。”他认为，只有如此专注才能增进阅读的兴趣、记忆力与理解力。所谓“持志”，就是树立一个具体目标，或根据一个特殊问题，去书本中搜集、整理有关资料。在此，朱熹特别推崇苏轼的做法，苏轼说：“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这样以问题为中心读书，目标明确，易得实效，读数遍后全书内容即可了然于胸。
二、循序渐进。所谓“循序”，就是遵循教材的客观顺序与学生的主观能力规定学习的课程或进度。在教材方面，朱熹认为，读“四书”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在能力方面，朱熹说：“量力所至，约其课程而谨守之”，“读书不可贪多，使自家力量有余……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满，己力欺得他过。今学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观书，恐自家照管他不过”。所谓“渐进”，就是不能一味求快，而应按照课程逐字逐句逐篇逐章去领会。朱熹说：“读书如园夫灌园。善灌者随其蔬果根株而灌之。灌溉既足，则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担一担之水，浇满园之蔬，人见其治园矣，而物未尝沾足也。”他还以人吃饭为例说明读书宜渐进，他说：“如人一日只吃得三碗饭，不可将十数日饭都一起吃了。一日只看得几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衮去都要了。”概括起来，循序渐进就是要求“量力所至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
三、熟读精思。所谓“熟读”，就是要把书本反复诵读，至滚瓜烂熟。朱熹称颂张载关于熟读的要求，说：“横渠（张载人称“横渠先生”）教人读书必须成诵，真道学第一义。”朱熹不仅要求读书成诵，而且要求读书遍数，认为“诵数已足，而未成诵，必欲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但百遍时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时自是强一百遍时”。为了增进读书效果，朱熹认为读书要有“三到”，他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朱熹曾自述其熟读的例子说：“某少时为学，16岁便好理学，17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得朱抹处太烦，再用墨笔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用不同的色笔圈点可增进记忆、加深理解，为熟读的一种有效辅助手段。所谓“精思”，就是反复寻绎文义，使书中意若出己之心。朱熹认为熟读、精思是密不可分的，只要读得熟，自然思得精。认为精思“这功夫须用行思坐想，或将已晓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个晓悟处出，不容安排也”。他的学生黄干曾描述朱熹注《四书》时精思的情形，他写道：“先师之用意于《集注》一书，愚尝亲见之。一字未安，一语未须，覃思静虑，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夜坐或至三四更，如此章乃亲见其更改之劳。对坐至四鼓，先生曰：‘此心已孤，且休矣！’退而就寝，目未交睫，复见遣小吏持版牌改数字以见示，则是退而未寐也。未几而天明矣。用心之苦如此。”朱熹自己可称得上是熟读精思的典范。
四、虚心涵泳。其义有四：（一）客观的态度，即“以书观书，以物观物，不可先立己见”。读者应站在著者的立场解释书意，而不应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揣测古人的本义。（二）不执著己见。朱熹说：“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著，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著一见，则此心便被此遮蔽了。譬如一片净洁田地，若上面才安一物，便须有遮蔽了处。”（三）公正的态度。朱熹认为：“读书正如听讼，心先有主张乙的意思，便只寻甲的不是；先有主张甲的意思，便只见乙的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方能辨其曲直。”也就是说，读书时遇到不同的解说，应持公正态度，细心分析比较，以求最适切的解释。（四）接受平正简明的解说，而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他说：“文字且虚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寻支蔓，旁穿孔穴，以汨乱义礼之正脉。”
五、切己体察。就是要求读书时，使书中道理与自己经验或生活结合起来，并以书中道理指导自己的实践。朱熹说：“学者读书，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着，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礼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并说：“读书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处事者不过称量其轻重耳。读书讲究其义理，判别其是非，临事即此理。”
六、着紧用力。就是要以刚毅勇猛的精神去读书，并且坚持到底而不懈怠。朱熹说：“为学要刚毅果决，悠悠不济事。且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甚么精神，甚么筋骨！”又说：“读书如战阵厮杀，擂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无二，莫更回头是得。”他还说：“为学正如撑上水船，一竿不可放缓。”他继续打比方说：“看文字须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做工夫一似穿井相似，穿到水处，自然流出来不住”。
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恩、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是朱熹的六种读书方法，朱熹运用这些方法取得了治学的巨大成绩。朱熹曾作有《观书偶感》诗，表现了读书有得的欣喜之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故事感悟
朱熹兴学崇教，主讲白鹿洞，是千古流传的一段佳话。朱熹的读书法虽然仍有忽视社会实践、缺乏质疑问难精神等不足，但作为我国古代学者关于读书最充分、最系统的论述，它具有经验总结的意义，因此在今天仍有研究、参考、借鉴的价值，值得重视。
◎史海撷英
朱熹的哲学思想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一、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他认为，理比气更根本，逻辑上理先于气；同时，气有变化的能动性，理不能离开气。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二、理是事物的规律。三、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文苑拾萃
菩萨蛮
（宋）朱熹
暮江寒碧萦长路，路长萦碧寒江暮。
花坞夕阳斜，斜阳夕坞花。
客愁无胜集，集胜无愁客。
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康熙师夷重科学
◎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远者大者。——《朱子语类》
康熙（1654—1722年），名爱新觉罗·玄烨。康熙是清朝第四位皇帝，也是清朝入关以来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通称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成功帝王之一。
康熙皇帝玄烨，在清代诸帝中是很有作为的。他的文治武功得力于勤奋好学，故史学家们誉之为好学皇帝。
康熙8岁登基，作为清入关的第二代皇帝，他深知年幼无知，必须把读书学习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头等要事。据《康熙政要》载，康熙的学习十分勤奋且认真，“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并努力从书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法之意”。康熙七年（1268年），他采纳了大臣熊赐履的建议，讲学勤政并举，实行经筵与日讲两种讲学制度。经筵在文华殿举行，日讲则设在乾清宫，或弘德殿与懋勤殿。
在听课时，康熙不仅认真听讲，而且主张“互相阐发”，因为只有这样，“方解融会义理，有裨身心”，“有裨实学”。听完课后，他总是将讲授的内容反复琢磨，一定要求得道理明彻才罢休。在繁忙的政务中，他也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研读典籍，常常天未放亮就起床苦读，晚上也常读至深夜，寒暑不辍，风雨无间。十三年（1274年），康熙镇压三藩叛乱，军务倥偬，大臣提出隔日进讲，但他驳回了大臣的请求，“仍为日进讲”。在八年的平乱战争中，无论春夏秋冬，经筵与日讲都坚持不懈。由于他勤奋学习，所以他对中国古典文化有较深广的了解。加上教他的讲官如熊赐履、李光地、叶方蔼、韩英、高士奇、张伯行等人都是当时的大学者，所以他所学习的知识十分丰富，对传统的四书五经、历朝典章、《二十四史》以及诸子百家之书，都有较深的理解。
康熙有了经史之学的基础，开始把学习范围扩大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药理学、解剖学、拉丁文、音乐理论、欧洲哲学等等。他学习自然科学，其动因在于政治需要。康熙初年，出现了一场历法之争，学者之间互相讦告，至死者不知其数。这场历法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斗争。当时因举朝无有知历法者，这使康熙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凡万几余暇，即专制于天文历法二十余年”。为了弄清历法，他把传教士南怀仁召至宫中，让他做一名有别于熊赐履、叶方蔼等人的“讲官”。以后，又陆续聘用葡萄牙的徐日升，法国的白晋、张诚，意大利的闵明我、德理格等人到宫中充任内廷行走，为他进讲西方科学。
据法国传教士白晋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报告中讲：康熙每天都召见他们进宫讲授西方科学。康熙听讲十分认真，重复所讲内容，自己动手画几何图，并向他们提出感到有困惑的任何问题。为了记住几何定理的推理步骤，康熙经常温习几何定理。在半年的时间里，康熙就掌握了几何学，能够立刻说出他所画的几何图形的定理及其证明过程。康熙对传教士说，《几何原本》他至少读了20遍。他以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除听讲课外，晚上还要自学，起早贪黑，往往在传教士到达讲课地点之前就做好了听课的准备，一见到传教士就向他们求教，让他们帮助教正他做过的习题，问一些新问题。传教士张诚在其日记中记述康熙学医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