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一改商风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
周公旦（生卒年不详），姓姬，名旦，爵位为公，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因谥号为文，又称为周文公，西周政治家。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排行第四，亦称叔旦，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当国。周公旦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国家势力扩展至东海。周公旦后建成周洛邑，称为“东都”。
商朝末期，周武王起兵讨纣，灭了商朝，建立周朝，定都镐京。为恢复和平生活，周武王采取了这样一些具体措施：“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归马”、“放牛”是指把战时征用的牛马一律放归到农牧业生产上去。
同时，周公旦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革新，制定爵位、分封土地、选贤任能、依才置吏、注重教化、使民富足、崇尚美德。因为这些政策武王“垂拱而天下治”，周朝一度强盛。在历史上，人们常常赞扬周武王是兼资文武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武王姬发的弟弟，因其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周公旦是西周初年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周武王死后，周公旦辅佐年幼的周成王理政，实际上完全由他统摄周朝。摄政期间，周公旦讨平管叔、蔡叔、霍叔的叛乱并制礼作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周公旦“明德慎罚”的思想及其与此相应的革新措施，一直被后世统治者所景仰。
周公旦是与周武王一同灭商兴周的开国元勋，灭商过程中，他亲眼看到商纣王昏庸无道、“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的情形，深刻地接受了商亡的教训，决心以德治国、痛革商风。
西周建立后的第二年（前1045），武王死，周公旦摄政。鉴于商朝暴政酷刑导致灭亡的教训，于是周公开始以德教国人，他说：“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在这种“明德慎罚”的思想指导下，周公开始推行新政。
周公首先按照殷民旧有的组织及风俗习惯妥善安置；对原来的部落统帅不但不杀不刑，反而继续用他们来统领殷商遗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达到“选建明德，以蕃屏周”的目的。周公曾告诫有敌对情绪的康叔“汝唯小子，乃服唯弘王，应保殷民，亦唯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并用“义刑义杀”来教化殷民。
对于周人，尤其是贵族、功臣，为了使他们明天子之德，周公采取了“封建亲戚”的办法，向他们“授民授疆土”。为了使“明德慎罚”的原则制度化，周公旦费尽心血制定了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礼乐”，将畿服、爵谥、继承、井田、刑法、礼仪等制度统归于周礼范畴之中，以新的“礼乐”为根据来教育和约束人民。
周公旦摄政七年，将殷商之风扫荡殆尽，巩固了新兴的西周政权。成王成年后，周公旦为了实现自己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不居功擅权，将朝政交给成王，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磊落胸怀。
◎故事感悟
偃武修文的怀柔政策是战后创造太平盛世的一种策略。周公旦的这种中庸政策和改革完全是反殷商虐暴之道而行之，从而使西周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象。
◎史海撷英
周公归政成王
周公制礼作乐的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将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
《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中记载了周公与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由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周公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而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时，他又毅然让出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
但是，周公也并没有因为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进行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就是《尚书·无逸》，意思是提醒成王不要贪图安逸。
◎文苑拾萃
诰 文
诰文最早见于《尚书》。在《尚书》中，有商汤打败夏桀后所发布的《汤诰》，是召告天下其所以讨伐夏桀的道理，并取得了胜利。
在《周书》中，还有《大诰》、《康诰》、《酒诰》等，都是以诰文的形式发布的。《大诰》是周公辅佐成王时，管叔、蔡叔、武庚等人联合淮夷作乱，周公亲自率兵东征，出师前以成王的口吻发表诰文，申述所以东征的理由。《康诰》是康叔封为卫君时，周公告诫康叔如何治理卫国的诰词，全篇讲的都是要康叔所以敬天爱民的道理。《酒诰》是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禁酒的诰词，要求改变殷代以来骄奢淫逸的社会风气。因此，这些所谓的诰文，其实都是王者发布政令的文书。
子产治国宽猛相济
◎国者，必以奉法为重。——列子
子产（？—前522），春秋时政治家，姓姬，名侨，字子产，郑州新郑人。子产在公元前554年任郑国卿后，实行一系列政治改革：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向土地私有者征收军赋；并铸刑书于鼎，制定了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律。子产主张保留“乡校”、听取“国人”意见，他善于因才任使，并采用“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将郑国治理得秩序井然。
春秋时期，郑国的政治家子产执政后，开始实行改革，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并把刑书（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使国力增强、威信提高。
子产执政以后，宽厚爱民，对百姓的自由言论从不严厉限制，而是重在引导。
当时，郑国首都有一所乡校，人们总是到那里去聚会、游玩。这样，就常常有很多人聚在乡校，议论一些国家大事。
一天，一位朝廷大臣找到了子产，建议说：“我认为应该把乡校拆掉。”
“为什么？”子产不解地问。
“乡校对人教育意义不算大。再说，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评论时事，不是什么好事。”
“怎么不是好事？”
“这些人随意评论，胡说一通。有些歌颂国家的，但有些却批评政事；有的指责大臣，甚至国君。这对国家没有好处，对您也不利呀！”
子产终于明白了这位大臣的意思，于是就耐心地劝导他说：“我和你的看法不一样。人们议论国家，说明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不要制止他们说话。他们说好话，我们听了，就认真地去执行；他们说坏话，我们也要听，可以改正或不做坏事。这样的议论，对我们大有用处啊！”
那位大臣又接着说：“如果我们拆掉乡校，不好的言论自然就没有了，这不是很有效的吗？”
子产说：“用强力制止人们议论，不是长久之计。人们的不平憋在心里，早晚要爆发的。”
子产想了想，又说：“这就好像防止河水。河水冲破河岸，出现大口子，就很难制止住。如果我们平时开个小口把水放掉一些，再加以疏导，就不至于让河水冲破河岸了。”
那位大臣茅塞顿开，急忙说：“我明白了，关闭或拆毁乡校的办法，不如让它存在、让人们去议论，这更有利于我们治理国家啊。”
子产笑着点了点头，乡校终于在郑国保存下来。
子产以仁治理郑国，收效很大。他执政第一年，郑国就上下有序，尊老爱幼；执政二年，人们言而有信；第三年，夜间不用关门，路不拾遗；第四年，人们把工具放在田里也没有人偷……
子产治理郑国26年，深受人们爱戴，所以子产死后，出现了全国百姓哭祭的情景。
公元前522年，子产病危，临死前他对大臣子太叔说：“我死后，您执政。只有有德的人才能用宽容来使百姓服从，否则就莫如严厉了。火猛烈，百姓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懦弱，百姓轻慢而玩弄它，所以死于水的人就更多。所以，宽大不容易啊！”
子产死后，子太叔执政。他不忍心严厉而只实行宽大的政策，结果郑国盗贼很多，并且聚集起来伺机闹事。子太叔后悔地说：“我早听子产老人家的话，就不至于到这一步了。”于是子太叔发兵攻打盗贼并将他们全部杀掉。这一来，其他盗贼也就收敛了。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很赞赏，他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怠慢，怠慢了就用严厉来纠正。严厉了百姓就伤残，伤残了就实施宽大。用宽大调剂严厉，用严厉调剂宽大，这样政事就调和了。）
后人用“宽猛相济”形容施政时要宽大与严厉相辅而行。这里所提出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原则，就是主张“德”与“政”、“礼”与“刑”相互补充的意思。在儒家看来，“礼”与“刑”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法规，缺一不可。正如荀子所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
◎故事感悟
子产的治国之道很好地体现了辩证法，他把多方面的问题和可能性都考虑到并采取了恰当的措施，所以能国富民强。而子太叔只执其一端，所以才会局势大乱。但子太叔知错能改，行动果断，也是值得赞扬的。
◎史海撷英
子产贿伯石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
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
子大叔曰：“若四国何？”
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
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
陆贾提倡宽严适度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陆贾（约前240—前170），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其先祖为楚人。刘邦起事时，认为陆贾有口才、善辩论，常派他出使诸侯各国。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陆贾奉命出使南越（今两广一带），招谕故秦南海尉赵佗臣属汉朝、立为南越王，对于安定国内局势、沟通南越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良好的作用。陆贾出使归来，擢为太中大夫。高祖死后，吕后擅权，陆贾参与诛灭诸吕﹑迎立文帝刘恒，出力颇多。文帝即位后，陆贾再次出使南越，劝说自称南越武帝的赵佗废去帝号，重新恢复与中原的臣属关系。陆贾著有《楚汉春秋》和《新语》等。
战国末期，秦始皇经过十多年的统一战争，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六国贵族和天下百姓反抗，便制定了苛刻的刑罚：光死刑就有腰斩、车裂等十多种，肉刑有笞、黥等十多种，还有族诛、连坐等酷刑。
由于刑罚过严，迫使越来越多的百姓起来反抗。公元前209年七月，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迅速灭亡。
刘邦攻入咸阳以后，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果断地废除了秦朝严酷的刑罚。他与秦人约法三章说：“父老们受秦朝苛法的苦已经很久了，批评朝廷的就得灭族，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朝政的就被绑赴市曹处死……今天，我与各位父老们约法三章：杀人的偿命，打伤人的和偷盗的按犯罪的轻重程度治罪。除了这三条以外，其余秦国的法律、禁令一概废除……”
百姓听后都如释重负，有了基本的安全感，都暗自庆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没有犯罪而被处死的事情发生了。
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后，又挥师平定了韩王信、彭越、英布等诸侯王的叛乱。由于汉高祖是靠武力夺取天下的，所以他常常想加强武力而不思文教。为了改变这种重武轻文的局面，儒生陆贾时常在汉高祖面前说起诗书的重要性。汉高祖骂他说：“老子骑着马得了天下，要讲究诗书干什么？”
陆贾说：“皇上是骑着马得了天下，难道还能骑着马治理天下吗？打天下当然要用武力，治天下就不能不用文教。文武并用，才是长久的打算。”
汉高祖觉得陆贾的话不错，便开始重视文教和儒生。
以后的几年里，陆贾陆续写了12篇文章，说明从古以来国君成败的道理，一篇一篇地讲给汉高祖听。汉高祖越听越觉得有道理，没有一篇不说好的。这时，汉高祖才真正了解了文教的重要性，并极力推行，汉朝的国力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后来，陆贾又向陈平提出“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务附，士务附则天下虽有变而权不分”的战略方针。可见，治天下要文武并举，不可偏废。
元末明初时，有一个名叫叶子奇的人，撰写了一本名为《草木子》的书，其中有一条指出元朝失国的教训。书中说：“伤武备以修文德，两尽其道，古之教也。元朝自平南宋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变，孰能为国爪牙哉？此元之所以不振也。”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武备，也就是国防意识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