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遂以身作则，非常节俭，还经常到田间村舍了解情况，关心百姓的疾苦，劝导百姓精心种田。百姓有佩刀剑的，龚遂就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并劝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带刀佩剑，而不多准备些农具好好耕种农田呢？”
在龚遂的治理下，渤海郡的百姓人人都勤于农桑。龚遂在秋冬时节征收的赋税也很轻。这样不到几年的时间，渤海郡便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生活也好了起来。整个郡内非常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龚遂也受到百姓的拥护和尊敬。
汉宣帝看到龚遂将渤海郡治理得这么好，政绩显著，便把龚遂召回京城。听了龚遂的汇报，汉宣帝对龚遂非常赞赏。
◎故事感悟
治理国家首先要爱护百姓。龚遂用仁爱之心对待百姓，用宽缓、中庸的办法治理渤海郡，至今仍被传为美谈。
◎史海撷英
龚遂刚正不阿
西汉时期，昌邑王刘贺多有不正，而龚遂则为人忠厚，刚正不阿。龚遂屡屡劝谏刘贺，刘贺不但不听，反而“掩耳起走”，并对别人说：“郎中令最善于羞辱人了。”因此，国中的僚属都很惧怕刘贺，不敢轻易劝谏他。
汉昭帝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就立昌邑王刘贺为天子。在国丧期间，刘贺不仅不履行帝王之责，无哀伤之容，还“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且“日与近臣饮食作乐，斗虎豹，召皮轩，车九流，驱驰东西，所为悖道”。龚遂多次劝谏，都无效。
刘贺即位27天后，终因荒淫无道而被废，汉朝另立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刘贺被废后，原有昌邑王府群臣200余人都被诛，唯独龚遂与中尉王阳因屡谏未堕其流而免死，只以髡发示众处置。
◎文苑拾萃
龚 遂
宋·徐钧
带牛佩犊俗难平，喜得公来便息兵。
最是有功能不伐，君前犹自逊王生。
刘秀威而不猛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
刘秀（前6—公元57），东汉开国皇帝，25—57年在位，年号建武、建武中元，谥号光武皇帝，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朝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刘秀与兄在家乡乘势起兵，与诸豪杰并争天下。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在河北城的千秋亭登基称帝，依照封建王朝“家天下”的传统，刘秀所建立的王朝沿用了其祖先的国号——“汉”，史称东汉或后汉。经过长达十数年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绿林、赤眉、刘永、张步、隗嚣、公孙述等诸多割据势力和百余万的大小农民起义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纷争战乱20余年的中华大地再次归于一统。
汉光武帝刘秀的手段是十分高明的，他曾很得意地讲：“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里所谓“柔道”乃是一种屈伸相辅、以柔克刚的韬略思想。刘秀以这种思想驾驭群臣，可谓得心应手。以邓禹为首的众多开国元勋与功劳显赫的文官武将，朝野存留皆在刘秀掌握之中。
刘秀以“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而夺天下，天下既定，“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凡365人，外戚恩泽封者45人”，“定封邓禹为高密侯，食四县……余各有差”。
当时，有个名叫丁恭的博士认为，恩宠有过，于统治不利，于是提出反对意见：“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而刘秀却不以为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也”。
刘秀如此“恢廓大度”、坦诚相待，犹如“推赤心置人腹中”，群臣怎么能不永生感恩戴德、鼎力相辅、誓死效命、忠贞不贰呢？
公元40年秋，“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坐田不实，下狱死”。张伋等人借大量田亩之名，弄虚作假、侵扰百姓，理当严惩不贷。事后，刘秀又以此探询虎贲中郎将马援的意见，并说：“吾恨杀前守，相多也。”
功臣马援回答得十分得体：“死得其罪，何多之有！”
刘秀听罢大笑。在这里，与其说刘秀是在探询功臣们的意见，还不如说是一种严正警告更为恰当。
不仅如此，刘秀在“封功臣皆为列侯”的同时，还不时地敲敲警钟。比如建武二年，刘秀就下诏告诫众功臣说：“人情得足，若于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义。唯诸侯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
刘秀引经据典，并以至圣黄帝遗训指明：功臣们要想永远保持高官厚禄的地位、过荣华富贵的生活，并荫泽子孙后代，那么就应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严肃谨慎的态度时时刻刻恪尽职守，不得有半点放纵或大意。
如果说刘秀杀赃官不徇人情是为了以一儆百，使功臣们畏惧小心，那么下诏告诫则可以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足以使功臣敬服了。可见，刘秀对群臣的良苦用心非同一般。
刘秀深知，开国功臣一旦“坐大”，就会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信任和加封、劝诫与感化等等，都不过是权宜之计，根本的措施还在于解除这些功臣的实权，即“退功臣，而进文吏”。在解除功臣实权过程中，刘秀做得也很有章法，先是“帝在兵间久，厌武事”，再“不欲功臣，拥众京师”。邓禹、贾复等开国元勋明白刘秀的意思，于是纷纷交出兵权。其他功臣宿将“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士，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弁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看来，刘秀解除大将兵权先是启发诱导，促其心领神会，继而以关怀仁爱之心保全功臣晚节之义相规劝，可谓名正言顺。
“贾复刚毅方直”，业已解职还家养老；但朱祜不识时务，依然推荐德高望重的贾复为宰相。刘秀断然声明：“政事可由三公负责，故功臣并不为用！”
也就是说，功臣元老尽可在家锦衣玉食、享受天伦之乐，即使德才兼备也不能参与朝政、手握兵权。在“权力”这一根本问题上，刘秀是毫不让步的。满朝的功臣，仅邓禹等三人尚可“参议国家大事”，但充其量也只是当个顾问而已。
史料记载：“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特别是“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可见，刘秀对功臣的小过都表示谅解、不予追究；他不仅赏赐给功臣可观的封地、民户和钱帛，而且不忘旧情、温暖其心。尤其是对衣锦还乡而不再参与朝政的诸侯，刘秀也是时常派官员前去慰问，并把异域朝贡的奇珍瑰宝、甘鲜美味等分赐给这些离职的功臣宿将，从而使其颐养天年、沐浴龙恩。
◎故事感悟
正由于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刚柔相济的防范措施，并以精明的政治手段稳妥地解决了开国元勋权力过大这一棘手问题，所以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发生内讧和残杀，从而保持了东汉初期统治的相对稳定。
◎史海撷英
光武帝实行度田政策
东汉政权本来是在豪强势力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然而，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到了皇权，也影响了百姓的正常生活。
为了能够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光武帝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两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
然而，诏下之后，遇到了豪强势力的抵制。于是，光武帝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并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强烈反抗，有的地区甚至爆发武装叛乱，“青、徐、幽、冀四州尤甚”。无奈之下，光武帝只得不了了之。于是，度田以失败告终。
但是，由于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所以也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垦田、人口等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80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文苑拾萃
《汉二祖优劣论》
《汉二祖优劣论》为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四子曹植所作。曹植认为：汉家二祖，均起于布衣，终能拨乱反正，成就了一代霸业，因此都是帝王中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曹植还认为，汉高祖刘邦“缺谋少策”，结果使其在战争中屡屡处于被动，不得不依靠韩、彭等人。晚年后，他又对身后事缺乏远虑，结果导致后来的吕氏弄权，险些葬送了汉室江山。
对于汉世祖刘秀，曹植则用洋洋洒洒的文字表达了对其无比的崇敬。在曹植看来，光武帝非常英明，几乎就是帝王中的完人。而光武帝的兴起，也正应了孟子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论断。因此曹植认为：世祖远胜于高祖。
宽猛相济，“和抚”南中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发明家、军事家。刘禅继位后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后来的东晋政权为了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的代表作有《前出师表》、《诫子书》等并发明了木牛流马、孔明灯等。成都有武侯祠。
刘备三顾茅庐，邀请诸葛亮辅佐自己。诸葛亮出山后，便担任刘备的军师。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诸葛亮一直任丞相，刘禅继位后被封为武乡侯。诸葛亮鞠躬尽瘁，为蜀汉事业付出了全部的精力。
治理蜀汉之初，诸葛亮崇尚严刑峻法，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并制定《蜀科》作为蜀汉的法典，而且执法严明。
然而，诸葛亮这些措施也引起一些人的非议。尚书令、护军将军法正建议推行温和的政策，因此上书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时，曾经约法三章，秦国百姓懂得了德政。希望您能逐步放松严刑峻法，以抚慰蜀汉百姓的愿望。”
但诸葛亮认为，蜀汉的情况同当时刘邦平定三秦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不能作为对比。诸葛亮说：“秦国推行严酷的暴政，使百姓怨声载道、不堪忍受、揭竿而起，天下大乱。汉高祖有鉴于此，推行宽大政策。刘璋治蜀软弱昏庸、德政推行不了、刑法不严，造成君臣关系逐渐颠倒。现在我施行严刑峻法，法治推行了，人们便知道什么是恩德；再以官位加以限制，得到了官位，人们便知道什么是荣耀。荣耀和恩德并施，君臣关系明确，才是最重要的治国之道。”
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称为“后主”。为了协助刘禅治理蜀国，诸葛亮精简官僚机构，制定法规，以软硬两手辅助后主刘禅治国。
为了稳定蜀汉政权，诸葛亮决定出兵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地区，讨伐南中叛乱。出发前，参军马谡对诸葛亮说：“那个地方的人凭仗地势险要，早就有叛逆之心。哪怕今天被征服，明天又会翻脸……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策、攻城为下策，心战为上策、兵战为下策。只愿您能使他们心服。”
诸葛亮接受了这个正确的建议，以柔克刚、恩威并重，用强硬手段七次抓住孟获，又以仁慈之心七次释放孟获，最终让孟获甘心臣服，从而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稳定蜀汉政权奠定基础。
此后，诸葛亮继续用宽猛相济的政策治理蜀汉，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征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
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民众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最终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却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过。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重要前提之一。
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干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并且约束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
但是，蜀汉政府的“和抚”政策却遭到一部分蓄意制造分裂的汉族豪强地主和少数民族“夷帅”抵制和反对，他们蠢蠢欲动，伺机发动叛乱。
就在刘备去世不久，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省晋宁县东）豪强地主雍闿便乘蜀汉力量削弱之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杀死了焦璜，又抓了继任太守张裔，把他押送给东吴。此时，东吴也公开声援这股叛乱势力，任命雍闿为永昌太守。东吴的插手，使南中的局势更趋复杂化。
接着，越 （治所在今四川省西昌东南）的少数民族贵族高定、牂牁（今贵州省西部）太守朱褒也跟从雍闿，起兵反叛。雍闿又拉拢当地另外一个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并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使不少人受欺骗而参加叛军。这样一来，除永昌郡以外，叛乱几乎席卷了整个南中地区。
雍闿等人的叛乱，给蜀汉政权造成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局面，诸葛亮冷静地处理，他一方面对南中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积极做说服争取的工作；一方面着手恢复和加强吴蜀联盟。虽然在刘备病死之前，吴蜀两国已经基本讲和，但相互之间仍然不信任；东吴向魏国称臣，而且又公然支持雍闿的叛乱，更是表示了不友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