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官是唯德，或唯才，或德才兼备，这不能一概而论。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体情况而使用，任其所能所适做的工作。但是，对于负责全局工作的领导者，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胜任。负有重任的领导，两者不可偏废。无德，则不能服众，无才则不能领导其所属成员做好工作；德才兼备的，才能团结人，发挥众人的积极性，作出正确的决策，成功完成其所担负的任务。
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其与赵孟頫谈话，问叶李、留梦炎两人优劣，孟頫答道：“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说：“汝以梦炎贤于叶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頫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忽必烈颇赞赏。（《元史·赵孟頫传》）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在今河南结源）时，己任用汉儒为其谋士。及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頫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忽必烈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与孟頫是不同的：孟頫认为留梦炎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定优劣。蒙古蒙哥汗八年（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命进军围攻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宋派贾似道率军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急于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贾似道得以人为相，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83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遣。”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定，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便逃匿。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人见。忽必烈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入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其人忠直敢弹劾误国欺上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
既自知又知人的刘基
身为一个领导，在知人的同时，也要做到自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识别、使用人才。关于这点，明代的刘基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是明朝开国功臣，也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明朝建立之初，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明朝的许多重要事务特别是起用人才等用人问题几乎都是由他和朱元璋一起处理的。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责备丞相李善长，并流露出罢用他的意向。刘基对朱元璋说：李善长是有功勋的旧臣，他能够协调好诸位将军之间的关系。朱元璋说：“这个人几次说你坏话，欲加害于你，你还维护他的地位吗？我想要你做丞相呢！”刘基叩头，一边拒绝，一边解释：“更换丞相有如更换房柱，必须用大木，如果用一束束细本条捆绑一起替代，房子顷刻就会倒坍。”
不久，李善长罢相，朱元璋准备以杨宪为相，杨宪与刘基过从甚密，朱元璋以为会得到刘基的支持。不料，刘基力言不可，说：“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无与者也”，杨宪这个人难以做到像水那样公平，以义理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这个人器量狭小浅薄，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又问胡惟庸怎样，刘基比方说，犹如一匹驾车的马，我担心他会把车驾翻了。
朱元璋想了想说：“我选相才，实在没有人能超过你的。”刘基说，我这个人嫉恶如仇，性情太刚，又缺乏处理繁杂事物的耐心，让我任丞相会有负皇帝的恩宠，“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只诚未见其可也”。
后来，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都得到不同程度重用，胡惟庸还任丞相8年，但都相继败亡了，原因正如刘基早年预言的那样。
刘基是一个智者，十分善于辨识人才，对于几位丞相人选的才德洞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自己是丞相的合适人选，对人对己把握得准确而公正。
知人容易，自知困难。但是，只有做到自知，我们才会更好的知人、识人。因此，领导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明白自己的不足和优点，努力地做到公正地对待人才。
用人多疑的崇祯帝
思宗猜忌大臣，自毁长城，使其不论是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抵御清军的进攻都没有有力的抵抗。李自成起义军入北京时，太监曹化淳开门纳之，思宗鸣钟召集百官，竞无一人响应入朝，最后身死煤山，还说什么“然皆诸臣误朕”。可见其至死不悟用人之失，诚为可悲之至。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思宗朱由检于崇祯元年至十七年（1611—1644年）在位。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知道江山来之不易，勤于王政，旰食宵衣，生活也不奢华。他17岁时曾以果断与睿智，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宦官魏忠贤的问题，被称“沈机独断、刈除奸逆”。然而朱由检却扮演了一个亡国之君的可悲角色，落得个自缢的下场。其原因，除了明皇朝代表的封建制度已近末世外，朱由检在用人方面政策失当、用人多疑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犹疑不定，选人失准。
朱由检疑心颇重，不断变幻任才标准。表面上希望忠良辅政，实际上不知怎样，算忠良才俊。他曾用出题测试的办法考察廷臣，企图以对策考试选拔良才，但这种考试拘泥于文论，不能考出真实水平，在明末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急迫的客观环境下，非但难出应变之才，甚至给奸巧之人提供了弄假作弊的条件。陈演本是一个“庸才寡学”善于拉拢奉承的人。在朝廷廷试之前，他勾结买通宦官，窃得皇帝考试题目，做好准备，考试之时“条对独称旨”，合于皇帝口味，被选人阁，不久任内阁首辅。他对国事“无所筹划”，却贪污受贿，臭名远扬。朱由检又改为从六部和地方大员中各选一人入阁，采取平均主义凑数办法，结果人非其才。如张至发以外僚人阁，不懂朝廷制度，“诸翰林多不服”，“一切守其所为，而才智机变逊之”，朱由检也发现他不能胜任，匆匆将他撤换，理由是身体原因，其实张至发结实得很，遂让他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说是皇帝命令他生病回籍调养的。后来，朱由检又以圣人之后为理由，选孔贞运为首辅，孔贞运是孔子六十三代孙，不尚实际，只务虚名，也匆匆而去。
朱由检采用枚卜的方法决定内阁成员，先让廷臣推荐一批候选人，然后“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决定人选与次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皇帝已失去判别人才决定人事的能力，更谈不到知人善任。在这种心存疑惑、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崇祯一朝的阁辅大臣走马灯似地更迭。内阁与六部，始终没有涌现出一位杰出人物。朱由检掌权17年中，内阁成员50余人被更换。其中，10人被削职、革职，25人离职回乡，正常致仕或卒于任所的只有6人。刑部尚书易17人，兵部尚书凡14人，亦罕有善全者。
二是刚愎自用，猜忌忠贞。
明朝阁臣并非都是无用之辈，只不过皇帝多变多疑，使他们无从施展才干而多有后顾之忧。如孙承宗曾以首辅身份视师辽东，颇有成效。刘鸿训处事果敢，颇有魄力。钱龙锡协心辅理，朝政稍清。文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这些人物的素质是不错的。但他们同情东林党人，朱由检便不分清红皂白一律猜疑，怀疑他们朋比为奸，将他们相继罢免。
朱由检的一个战略错误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就是因猜忌错杀了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他单骑出关赴东北考察军事、政治，回京后自告奋勇守御辽东。袁崇焕筑宁远（今辽宁兴城县）等城池抗御努尔哈赤的后金军进犯，宁远一战击伤努尔哈赤，获宁远大捷，接着又在宁锦挫败皇太极，被思宗任命为兵部尚书。但思宗对他的信任没有维持多久便开始怀疑。聪明的皇太极认为击败明军的惟一办法是除掉袁崇焕，而除掉袁崇焕的最好策略便是反间计。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联络蒙古部南侵，因害怕山海关、锦州一带的袁崇焕，便绕道长城喜峰口入关，攻克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在山海关闻讯大惊，急率大军驱驰赶回北京，正遇后金军到，两军相峙，后金军战不能胜。皇太极此时派人买通明廷中阉党，制造谣言，说袁崇焕与后金早有联络。思宗心下怀疑，派大学士孙承宗驻扎通州，督理所有兵马。正好有两个赴通州传旨的太监，中途为后金俘虏。皇太极见天赐良机，便安排二宦官在军帐中看管，看管者则是原明朝降清将领高鸿中、鲍承先、宁先我三人。三人夜里窃窃私语，说后金大汗昨日单独出营同北京来的骑马者谈话很久。又说他们不愿与袁崇焕兵戎相见，又说袁崇焕大帅与大汗已定密约。两太监偷听谈话之后试着逃跑，竟无人发觉，逃回京城，密告思宗。当此危急之秋，思宗不加思考，认定袁崇焕通敌。他假装召袁崇焕进宫议事，将袁崇焕拘捕，继而处死。思宗制造了冤案，还自作聪明以为除了内患。天下正直者都知其冤。直到后来清太祖皇太极死后，其实录中纪录了他施反问计的过程，真相彻底大白。
思宗猜忌大臣，自毁长城，使其不论是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抵御清军的进攻都没有有力的抵抗。李自成起义军入北京时，太监曹化淳开门纳之，思宗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入朝，最后身死煤山，还说什么“然皆诸臣误朕”。可见其至死不悟用人之失，诚为可悲之至。
康熙坚持考察起用人才
康熙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明君。他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善于从考察中发现人才，并能大胆起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为加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君王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国家的安定，特别重视识人、用人。而在众多的帝王中享有善识人、用人美誉的帝王却没有几个。但是，清代的康熙大帝却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
康熙帝（1654—1722年），康熙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他是清朝很有作为的皇帝，非常懂得举贤用人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始终坚持在考察之中擢用人才。
康熙帝在位期间，噶尔丹叛乱，他三次率军亲征。在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战争中，他对随军将领和官吏的实际能力亲自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察。他从西路军主将费杨古巧设伏军大败噶尔丹，取得重大胜利的过程中，发现费杨古有勇有谋，具有统帅三军，领兵作战的指挥才能。回来后，便给费杨古晋升一等公（即封爵名称）。在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发现绿旗总兵王化行，队伍整齐，战功卓著。因此，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便破格提拔王化行为军中统领。同时，对于那些无能的官吏如户部侍郎思格色等予以罢免。有一次，康熙帝命思格色去塞外负责挖井供水。他问思格色一口水井大约能够供多少人马饮用，思格色迟迟回答不出来。于是康熙帝立即革去他的官职，并当众指出：“思格色为官昏聩无能，心中无数，令其居官何用？”
康熙帝曾多次巡行外地，查访吏治，体察民情。他在巡行江南时，路经河南某城，当地官吏为了迎接圣驾，整顿交通，作出临时规定，凡是皇帝经过的道路，以划线为界，分左右三路通行。左右两路，官商百姓可以自由往来行走，中路作为御道，只供皇帝专行，任何人不准走动，并贴出布告，命令官民皆知，家喻户晓，不得违犯，否则依法严惩，同时还派出典吏沿路巡视警戒。布告贴出的当天中午，一个官员冒犯规定，骑马沿中路行走。典吏对其进行劝阻，他非但不听，反而鞭打典吏，并声称他是当今皇帝的太监。这位典吏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立即喝令左右将这位太监拉下马来，狠打50大板。府台大人听说此事后，认为一定大祸临头，忙令左右给典吏带上刑具，等候皇帝处置。康熙帝进城得知此事后，马上召来典吏，亲自为其取下刑具，并备加赞扬。当即宣布，破格提拔典吏为四品巡抚。